不传消息只传情

不传消息只传情

美好的感情就此开了个头，但发展的过程，却没有落入俗套——两人自此过上了恩爱的幸福生活——这种俗套经常出现在童话书里，却和他们的现实无关。事实上，在遇到侯御之之前，杜重远已有一场包办婚姻，还有四个女儿。侯御之不是传统女性，但她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虑。在杜重远的追求面前，她一度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最后不仅不读他的信了，连看都不看就给退回。无奈的杜重远只好在毕业后回国，开始一心投入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在沈阳集资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并得到张学良投资12万元的大力支援。同时他又担任了张学良的秘书，为抵制日本的侵略和治理东北出谋献策。

也正是在1923年，黎重光从日本归国，转而就读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没两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就在上海发生了。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黎重光参加了南开大学“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对儿子参与此事，黎元洪倒是很赞同，不仅慷慨解囊，还致函顾维钧等社会名流为儿子募捐。不过，黎元洪退出政坛后便不再过问政治，而是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他对儿子的要求也同样如此。黎重光尽管读的是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日后还是做了一名成功的实业家。黎元洪1928年去世之后，黎重光继承了父亲在黎氏投资的实业公司内所担任的全部职务，并在中兴煤矿担任公司董事，还兼任山东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直到该煤矿被日本人强行占据，他便避居上海。

在东北，日本人的侵略行动也没有因为杜重远的努力而停止脚步。说到底，在一个国家的野心面前，一个人的努力终究微乎其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消息传到侯御之的耳里，她再也坐不住了。她的女儿杜毅回忆，煎熬了一年，次年的秋天，“她的导师龙川教授——日本法学泰斗，将一串钥匙并一个存折，放在她面前，挽留妈妈继续作他的得力助手”。^[5]但侯御之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日本的贵族待遇，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加入到救国救亡的洪流中。而这也无疑是一次命运的安排，将她和杜重远未了的情缘重新续上。

冯庸大学的名字在今天听起来很古怪也很陌生，但它的名字曾出现在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中——“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说的正是在日本兵临城下之后，冯庸大学学生逃亡的景象，日后，该学校更是被日军毁掉，改建成了军用滑翔机场。说起来，冯庸大学颇有些背景，其创办人冯庸生于1901年，其父冯德麟是“清末四大绿林”之一，也是张作霖的至交。因着父辈之间的友好关系，加上他和张学良又是同年生，所以两人干脆结拜成了兄弟，并同取字“汉卿”。和张学良为了民族的未来，不顾自身安危发动西安事变迫蒋抗日一样，冯庸也为国家作出了不小的牺牲。在他看来，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而“工业兴国，先育人才”，所以在1927年，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的家产，创办了冯庸大学，这也让冯庸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大学，也是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饶是如此，依旧阻止不了冯庸大学被战争摧毁的命运，到今天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对侯御之来说无疑是一根红线，使她经过冯庸、张学良的牵引，与杜重远重新串联，终于又在北平见面了。

杜重远到北平，也是因为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遭到日本关东军的通缉。在北平，他参加了由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他走遍华北各地、大江南北，到处讲演募捐，鼓动抗日。在上海他结识了很多文化人如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1931年11月底，他通过夏衍与周恩来见了面。到周的住处，周恩来已在客厅等候，热情地伸出手表示欢迎。在座的还有潘汉年。”对他的讲演工作，周恩来给予了认同，对他的精神，周恩来也表示了钦佩。与此同时，周恩来所流露出的对东北的关心，更是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国民党那些大官们对东北的态度迥然不同，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自然而然，这开启了他和共产党人合作的大门。除此之外，杜重远在上海还主持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抗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同样也是经济上的抗衡。国货愈强，中国自身的底气也就愈强。

在北平的匆匆数日，更让杜重远珍惜重遇侯御之的机会。他在日本错过，不想再在北平错过。他做了一只风筝，挂在侯御之宿舍的窗子底下，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有人说，正是这只风筝，最终打动了侯御之。但在她女儿杜毅的眼里，实际上妈妈侯御之早已被爸爸忧国忧民、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这只风筝只是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