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薪尽火传的名师

09　那些薪尽火传的名师

王培孙1938年选择到姚主教路（也就是今天的天平路大同坊）居住，是为了“隐于市”。当时抗战爆发，上海业已成为“孤岛”，想走的人都寻找着门路离开了，去延安，或者去往大后方。六十多岁的王培孙留了下来。他挂念着自己的学校和学校的产业，委实放心不下，不能为了顾全老命，说走就走。他主办的南洋中学，那时校舍已经被敌伪所占，学校暂借北京路盐业大楼和汶林路“岐庐”两处坚持办学。在办学期间，王培孙不向敌伪登记，不挂南洋中学校牌，拒不参加汪伪的军训和童子军活动，拒领敌伪的“补助费”。而他选择大同坊居住，也是因为其所在的姚主教路本为一条环境幽静的小路，很适合避开世事的纷扰。大同坊是一条靠近康平路的弄堂，建于1931年，有近三十幢砖木结构带小天井的三层楼房。王培孙所避居的9号（今门牌24号），原来是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刘士木的旧居。现在换的新主人，又是一位教育界的名师，这是大同坊的缘分。早年丧妻，膝下无嗣的王培孙刚搬进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和他相伴的，是他的爱犬和爱猫，以及书桌上一叠叠的线装书。他终日在里面看书、写字，潜心校注苍雪大师的《南来堂诗集》，倒也自得其乐。苍雪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和尚，他忠于明朝，反对清朝，在他的诗句中，流露出他的这种反清复明的思想，王培孙校注《南来堂诗集》，也是通过此事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他所避居的陋室，虽然缺少家庭的温暖，但始终热闹。这份热闹有来自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后进学子，他们来这里拜访他，和他交谈、探讨，谈到高兴处，他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此外，这“热闹”还来自汪伪政权。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先是在越南河内发表降敌“艳电”，后又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重新进入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为了拉一些人为其政权“背书”，表明自身的“法统”，汪伪政权常常派人来纠缠王培孙，请他领衔教育界发表一个“拥汪（精卫）宣言”，王培孙大义凛然，严词拒绝：“你可以去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不要再来了！”

说起来，王培孙身材矮小，终年带着茶色眼镜，但矮小的身躯里却积攒着巨大的爱国正能量。虽然带着眼镜，但他看待汪伪政权的目光洞明又透彻，一下子就将他们的心理防线击溃。不知在“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样掷地有声的宣告面前，汪伪政权会不会发出哆哆嗦嗦的颤抖之音？

汪伪政权看上他，也正是看重他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无疑，这种地位和声望是他在多年的坚持办学中获得的。自1900年，他从自己叔父柳生先生接过南洋中学的前身——育材书塾的校务之后，就数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了教育事业上。1901年，他将校名改为育材学堂，又于1904年再次改名为南洋中学。自此，南洋中学正式走进了中国教育史，并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建筑地标”。而此时，曾任澄衷中学教务主任、校长，新陆师范学校校长，其后又在广州优级师范、高等工业学校及上海复旦大学等校执教的葛祖兰，差不多才考中秀才，并于翌年东渡日本留学。更小一点的同行，创办了“晓庄师范”的陶行知这年也才刚刚十三四岁，正要进入其老家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1928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第一届学生）、日后更任职位育中学校长21年的李楚材，自不用说，此时还未出生。比李还小的是赵宪初，李楚材1905年出生，江苏张家港人；赵宪初则是浙江嘉善人，1907年出生。他们比南洋中学都还要小上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