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者变成被刺杀者

刺杀者变成被刺杀者

汪精卫可谓是一个翩翩美男子，他有一双美目，这在从政的人物之中是不多见的。就连徐志摩在1918年认识他之后，也在日记中写道：他真是一个美男子，可爱！

虽然长得英俊，但因为其投降日本的汉奸行为，让他得到最多的是咒骂，而非赞美。

汪精卫也曾是个热血青年，他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然而却幼年失恃，衣食之费，都依赖于长兄汪兆镛。而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又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所以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正是在这种约束严重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汪精卫内心中萌发了一种反叛的欲望，这与他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想必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这种成长经历，也让他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但以“精卫”而出名。事实上，精卫只是他当年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这个笔名总能让人想起精卫填海这个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在今天是坚定意志的代名词。无疑，汪精卫在人生早期的革命生涯中，确实表现出了一些精卫填海般的意志。尤其是在同盟会六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内部弥漫着一股灰心消极情绪之际，他站了出来，提出亲自去北京暗杀清廷官员，要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从而唤起人们革命的信心。他说到做到，1910年3月，他在北京后海银淀桥下埋下炸弹，只等摄政王载沣过桥时将其炸飞。可惜事情办得不周密，因故失败，而他本人也和同党黄复生一起被捕。两人视死如归，在法部开庭审理时拒绝招供同党，坚持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信念。清朝统治者再愚昧再顽固，里面总有一些新式人物，肃亲王善耆就是其中一位。当然，他还有个身份，就是川岛芳子的爸爸。面对汪精卫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王爷意识到处死他们有可能会激起革命党人的愤怒，局面会变得更加失控。所以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只判了他们终身监禁。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为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于是，汪精卫没坐多久天牢就重新获得了自由。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汪精卫不怕死，人又英气十足，文采也不错，王爷起了惜才之心，生起俊杰不为国之所用，国已被俊杰所弃之悲叹，所以给他留了一条命。于是，“28岁的汪兆铭每日在牢里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忙得很。肃亲王善耆有时找他聊天，也总是在激烈争辩……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彼此欣赏。汪在狱中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诗，最有名的是这几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这首诗太有名，直到他投日做了汉奸，依旧有人拿它做文章，曾为《浙江日报》副刊主编的朱惺公以“陈剑魂”笔名，将诗改成“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几字之加，让其当年在狱中的慷慨激昂显得颇有些可笑，或者说，尴尬，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世事无常，汪精卫竟从一个刺杀者变成了一个被刺杀者。

汪精卫的转变，摆脱不了其时中国大环境的变化。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加上外敌的入侵，让处于激荡转型中的中国风雨飘摇，犹如袭没精卫的大海。只是，我们面对精卫填海这个典故时，忽略了大海是很难被石子和树枝填满，他这只“精卫鸟”也不例外。靠暗杀改变不了当时阴晦的政局，日后他依然也没找到别的好办法。虽然在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受命起草改组宣言，积累了政治资本与社会声望。但是，随着孙中山的去世，他很快就陷入了与国内各派系的政治斗争中。更关键的是，他的手头没有军队，不像自己的政治对头蒋介石一直把控着黄埔系，并在盟兄兼幕僚黄郛的建议下，“储才，任方面”，从而又构建了忠于自己的政治、军事幕僚集团。

在这个幕僚集团里，除了张治中、陈诚、胡宗南这些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黄埔一期中还有两位对蒋忠心耿耿之人——一个是浙江诸暨的宣铁吾，一个是浙江奉化的俞济时。可以说，他们是蒋介石的“家乡派”幕僚。这种业缘加乡缘，让蒋介石紧紧抓住了人心，并进一步掌握了枪杆子。相反，汪精卫和廖仲恺、胡汉民三人虽都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却不像蒋介石那样精明，懂得拉拢学生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

在那个乱世中的政客和革命者，如果没有军队的势力，就只能是装饰品。所以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即使贵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汪精卫也只是个空架子。

1926年，蒋介石事先未和他招呼，就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让他颇为难堪。北伐时，蒋介石挑起的宁汉分流，更是没把他放在眼里。到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坚持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再次下野，孙科辞职，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似乎又重获权力。汪精卫在这期间也力主抗战，为了备战，他甚至准备迁都洛阳。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的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的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沈宁曾口述，汪曾请其外公陶希圣吃饭，并说，“我这次与蒋先生的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结局”。然而，他的合作，却很难换回对方热情的回应。虽然权力在手，却指挥不动对方的人马，他只好再请蒋介石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不得不说，这些经历磨灭了他的锐气，却助长了他的权力欲望，唤起了性格里的懦弱。

这种懦弱也逐渐取代了其精卫般的意志，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加上其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利用，逐渐恐日主和。最后，为了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他终于在1939年以后，彻底地偏离了自己起先设定的人生航线。一步错，步步皆错。

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