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十载，人生历沧桑

风雨六十载，人生历沧桑——访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史焕章

刘丹华⁽¹⁾

每个人都走不出历史的盘桓，而历史的长卷却注定要留下每个人走过的痕迹，或深刻或浅显。而在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从无到有、从高潮到低落、从低谷到蓬勃发展，这个马鞍形发展过程的历史大背景下，风霜雨雪，一路走来的政法界知识分子，其人生经历在这特殊的时代里，在这段特殊的历史画卷上留下的是一道深刻而明晰的皱折。50年代的北大法律学系学生、20年风雨沧桑的西藏生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伴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史焕章经历了60年的风雨沧桑，他的人生历程为我们展示了不寻常的历史印痕。

“我的童年不是梦”

史焕章的父亲史瑞裕，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柴桥镇上史村人。说起上史村，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当时史姓人口增加，在一个村子里住不下了，要叫年岁较大的兄弟两人中一支家人上山，另辟居住地。到底谁去呢？决定烧开一锅油，放进去一个秤砣。谁能伸手到油锅里把秤砣捞上来，他那支家人可以就地住下去，捞不上来的那一支家人就要上山。结果，史焕章的祖辈输了，就搬到山旁边来住。取名上史村，原住地则改名为下史村。现在当地除了上史村，的确也有一个村叫下史村，但因在平地，建设需要被动迁了。史焕章父亲就出生在上史村，从小帮人家放牛。13岁时离开乡下老家来上海祖父身边（祖父在当时上海码头上当搬运工人），后来也当了一名码头搬运工人。因为父亲年轻时体格强壮，力气过人，几百斤重的棉花包，背起就走，被工友们尊称为“大阿哥”。父亲为人忠厚豪爽，一辈子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只要谁有困难，大冬天自己身上穿的仅有的毛衣也会脱下来送给工友。谁家揭不开锅了，父亲会匀出自家不多的米粒去接济。父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浦东陆家嘴一座叫“隆茂栈”的仓库里上班当工人，后来也当过“堆庄”（仓库管理员）。这种工作是没有保障的，货船到了，干一阵子，把货卸完，就没事了。所以收入是不稳定的。一辈子吃了不少苦。祖父是在49岁时因得了急性盲肠炎，没及时治疗而早早地离开了人间。父亲在50岁时得了高血压病，这是在父亲晚年时折磨他的“罪魁祸首”。父亲过世后，在松柏常青，面对大海的柴桥镇上史村的横山安息，老人家是会满意的。

母亲邵翠凤，出生于宁波市一个叫“梅虚”的地方。史焕章没有去过外婆家，也从来没见过外公外婆。因为家庭困难，母亲很小时候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其母亲生来就有一种叛逆性格。7岁时就有“叛逃史”，像“琼花”一样，逃了抓，抓了再逃，几次三番想跳出这个“牢笼”。头部被打后留下的疤痕是永久的明证。12岁那年，叛逃终于成功，她从宁波乡下逃到了上海，进了亲姐姐工作的“英美烟草公司”，当了一名童工学习包香烟，当时叫“锡包工”。由于跳出了“火坑”，获得了自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当时实行计件制，为了多挣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包香烟，用手一抓就是20支香烟，快速、准确。一天能包1万多包香烟，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好手。

为了多挣钱，有了身孕的邵翠凤仍然挺着大肚子去上班。有一天班中，突然感到肚子痛了，才回家。顺顺利利地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就是史焕章。那天是1934年农历十月初十。小男孩的出世，不啻给家中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欢乐。已有了三个女儿的母亲更是心花怒放，从此可以抬头做人了。在旧社会一个妇女如不生男孩，在家庭里日子是不好过的，主要是重男轻女思想作怪。

父亲的豪爽与真诚，母亲的自立与勤奋，成了史焕章一生受之不尽的财富，为其日后的发奋苦读、闯荡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贫苦中生存、成长已不易，然而历史终究要在史焕章幼小的心灵上烙下惊恐的记忆、埋下仇恨的种子、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磨难。在史焕章出生不到3周岁，“七七”卢沟桥刺耳的炮声，揭开了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一页。战火迅速烧到了南京，几十万南京人遭到大屠杀，血流成河。大屠杀凄惨的腥风血雨浸尽了上海的各个角落。在上海待不下去了，4岁不到的史焕章跟随父母加入了逃难的行列。舟山、穿山，海船、河船、乌篷船，几经颠簸一家人终于在宁波镇海县柴桥镇上史村老家落下脚来。从此史焕章开始了8年的乡居生活。

家乡自然美丽的风光着实吸引了史焕章。临着海天一色的东海，傍着青翠的山峦，茶树、桃树、柏树、金橘、翠竹植满山林，花香四季。然而，日本鬼子并没有留给史焕章嬉戏其中的空间，时不时，乡里的警报骤然响起，日本的轰炸机顷刻间盘旋在头顶，令满村的人头皮发麻，老老少少竭尽全力往山沟里跑。当时史焕章上学的小学离山沟约有3华里远，有时一天几回，搅得人心惶惶、精疲力竭。就这样，史焕章在惊恐、动荡中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小学，认了几个字，心中更平添了对日本鬼子的仇与恨。

父母亲送史焕章到家后，又回上海去工作，留下他与老祖母一起生活。老奶奶慈祥和善，对小孙孙疼爱有加。大冷天，小家伙还赖在床上，老奶奶就拿着从火缸里煨得香喷喷的年糕送来了。有一次史焕章调皮，躺在热被窝里不想去上学，就用老奶奶送来的年糕放在自己的额角上，骗奶奶说不舒服。老人用手一摸很烫，误认为真是不舒服，同意他不去上学。几年乡居生活，史焕章学会了种菜、烧火、挑水、砍柴，生活是十分艰辛的。七八岁的小孩与缠过小脚的五六十岁的老祖母有时抬半桶肥水往往跨不过大一些的沟。自己种得好点的菜如苋菜舍不得吃，利用休息日挑到街上去卖，还卖过自己砍的柴火。辛勤的劳作，史焕章手指和小腿上留下了斑斑的伤痕。刻骨铭心的痛，使史焕章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年底，史焕章重又回到了上海，先后在忠光中小学和辅仁中学读书，补习英文，度过了少年时代，并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大学时代

1951年9月，17岁的史焕章考入了华东交通部交通运输干校，9个月后，被分配进了国营华东联运公司。史焕章在获得的第一份工作中显现出的踏实和勤勉，博得了人们的赞赏。1953年，被抽调到当时的提篮桥区参加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工作。通过选民资格审查、选民登记、发榜公布等一系列法定程序，使史焕章第一次接触到“公民”、“选举”、“民主”、“权利”等名词，由此，民主意识开始在他的头脑里慢慢滋长起来。

1956年，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年轻人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学知识，激发了史焕章继续求学的欲望。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史焕章此时毅然放弃了在上海的一份人人羡慕、平静而待遇不低的工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考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几十年后，问起当初为何要选择法律专业时，史焕章袒露了心曲：一是当时法律专业属绝密专业，对学员政治上要求相当严，极富挑战性；二是史焕章从宁波返沪后，与父母租住在上海普安路的一间房子里。周围几十间房屋是同属一个姓谢的大房东的。上上下下住了几十户人家，都是穷苦的劳动者，然而房东却将租期一改再改，从一年改为半年，再到三个月……租金也一涨再涨，房客受不了这种盘剥，与房东打起了官司。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打到新中国成立后，最终还是房客们吃亏。这件事在史焕章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要当律师，要为穷苦人讲话”，少年史焕章的心中萌发了要学法律的念头。

当时，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正处在一个蓬勃的发展期中：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之后又相继建立起了律师、公正和调解等各项司法制度；建立、健全了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机关；还成立了五所政法学院。史焕章正是在这一时期踏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门槛的。

一心想成为红色法学家的史焕章，在北大这片饱含知识养分的沃土中尽情地奔跑着。他博览群书，除了完成本专业的学业，还不知疲倦地旁听外系的课程；每天草草吃完晚饭，他便一头扎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就这样，他度过了在北大的第一年，这期间他还成了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和校团委委员。

然而，历史的风云似乎注定要他们这一代人承受磨难。1957年，我国政治舞台上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了。5月19日，一张题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的墙上，随后各种大小字报顷刻间覆盖了整个校园。接着蔓延到全国。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至此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北京大学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学生有700多人，教职工有500多人，许多人从此背上了长达几十年的精神枷锁……

“反右派斗争”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法制基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批律师被打成“右派分子”，辩护制度被取消，司法行政部门也相继被撤销，正常的学习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1958年底到1959年6月，史焕章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人民公社调查组”。地点在石家庄市藁城县。史焕章根据调查组出发前北大副校长冯定所作的“社会是文科的最大实验室，你们不要有顾虑，要把问题实事求是地反映上来”的指示，与城关公社政法公安部的工作人员同生活、共工作，走进农户家中，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想法，考察公社的运作方式……深入乡村基层开展了细致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几个月后，他就公共食堂、政社合一、阶级斗争以及单干户等问题撰写了多份调查报告。他的报告观点新、立论强，受到了调查组领导的表扬。然而，就在调查组返校不久，因彭德怀的争论，正在召开的庐山会议转变了纠左方向，成了继续反右的加速器。继反右派运动之后，全党又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于是调查组向中央反映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被认为是为彭德怀向党进攻提供了炮弹。由此“北大、人大人民公社调查组”便遭了殃，调查组副组长、人大副校长、后又调任北大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邹鲁凤教授被迫害致死，调查组大部分教师被带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史焕章因是学生，但也带上“严重右倾”的帽子。以后虽几经平反甄别，总还留有尾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平反，才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并对史焕章在调查组的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然而这已是20年以后的事了。

“反右倾斗争”的经历使史焕章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承受了20余年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压力，然而这些磨难和压力却使史焕章政治上更趋成熟，性格更坚毅，思想更乐观。

如果说“反右倾斗争”对史焕章是一种政治磨砺的话，那么北大校长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以及人格魅力对史焕章思想的定型和人格力量的集聚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独特的影响，给史焕章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57年，北大的大礼堂（实是学生饭厅）里，还是大一生的史焕章第一次如此接近地聆听了校长马寅初的演讲。老校长介绍自己说“我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老校长发人深思的话语，使这颗年轻的心在狂跳：中国人口发展得太快，要控制人口的出生。指出中国人口增长加快的十几个原因，如医疗条件的改善，人们寿命的延长，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尚、尼姑的还俗结婚……马老著名的人口理论打开了史焕章思想的阀门，召唤着他要去研究历史、研究法律。当时76岁的马老每天坚持洗冷水澡，可以趴在地上做俯卧撑，这让史焕章这个普通的北大学生感到了老校长的亲近随和和人格魅力。然而，政治风云的突变，也波及了老校长。

当时，上面布置要批马寅初，批他的“团团转”经济理论、“新人口论”等。一两天内全校到处都贴满了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连燕南园的马老住宅也都被各式大字报和标语所覆盖。大字报上醒目的问句是：马寅初，你到底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说马老的“团团转”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翻版。有的大字报还说马老是反共老手，解放前反蒋是小骂大帮忙。还有人揭发马老不学无术，说他硬要把自己洗冷水浴的体会文章拿到学报上当学术论文发表。总之，从学术到政治、从思想到人品，无所不批。

批马老运动开展后的一天下午，学校在哲学楼101大教室召开大型“辩论会”，全校同学则在大小饭厅听有线转播。当时会议的前半段是几位师生代表念批判稿，而后主持人说“马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辩答。”马老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自我辩护，侃侃而谈，从容不迫，就像真的是在进行一次学术讨论似的。史焕章至今仍记得老校长最后的那段话：“我自知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但仍将单枪匹马，继续战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近许多学生写大字报批评我，但我也收到不少学生来信，对我表示支持。我希望北大的学生要发扬五四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要知难而进。”这是史焕章在北大听到的马老最后一次讲演。就是这仅有的两次讲演，马老那伟大的人格形象已深深地印刻在史焕章的脑海中，永远也磨洗不去了。它让史焕章明白了追求真理，就要有马老那种不屈不挠的道义勇气。

无悔高原二十载

临近毕业，因“严重右倾”的原因，三年级时就已决定留校的可能性此时已无从谈起，重要机关也对史焕章关上了大门。在人生的抉择之际，他陷入了极度迷茫和困惑之中。

其时正值西藏平叛工作基本结束，亟须大量的政法干部。当西藏自治区来北大招收工作人员的消息传来，着实在毕业班的同学中引起不小的震动。50年代的大学生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政治生命之本，宏大的报国志向取代了一切个人利益的驱动，关于西藏的种种传说的神秘感更吸引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迷惘与困惑中的史焕章心中升腾起了希望，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要去圆报效祖国的梦，他要去圆做一名司法工作者的梦，他要去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重新开辟人生的新天地。

1961年10月3日，史焕章惜别了最疼爱他的母亲，告别了母校，与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李国光等四位法律系的同学以及两位中文系的同学一起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当他们唱着“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多少有点悲壮的味道。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前面有多少险途在等着他们去跋涉，有多少风霜雨雪在等着他们去品尝；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去竟会是20年！

火车出了兰州向西奔驰在荒漠的河西走廊上，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半天见不到一个人影。经过十几小时的奔驰，火车在接近新疆的峡东站（现改为柳园）停了下来，满目新奇的小伙子们在简陋的运输站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挤在货运卡车的驾驶室里向青海的格尔木进发。经过了古城敦煌、大柴旦、小柴旦，开过了长达90千米的盐湖公路，三天三夜后，这拨年轻人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的青海第二大城市格尔木。

几天后，只买到带篷大卡车客票的小伙们依旧快乐地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进藏旅程。他们要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念青唐古拉山。随着海拔的逐渐升高，乘车的人先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也许是父亲健壮体格的遗传，也许是五年大学不间断的体育锻炼，史焕章并没有感到不舒服。一路上，他细心照顾着后任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毛如柏，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年轻人一路呕吐不止，情急中，史焕章解下了自己那条新买的羊毛围巾替他擦拭……第二天，他们在海拔4700米的五道梁运输站过夜。五道梁是位于昆仑山和风火山之间的夹缝地带，一年四季狂风不止。所谓“一年一次风，从春吹到冬”，10月下旬的气温已在－20℃以下了。不巧的是这一天运输站正好全部客满，一车的人连睡的地方也没有。于是全车人分散行动，挨七挨八如打游击般度过了一夜。就这样，一路颠簸、一路艰辛，在离京的第20天，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拉萨市。

此后在西藏的20年，史焕章先后在区公安厅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过。20年中，史焕章有5年多的时间是在农村、牧区、边境，在基层办案，在调查中度过的。他搞过边防治安、印度和尼泊尔侨民的管理工作，也搞过公安政策研究；他写过无数份调研报告和自治区领导的发言稿，也写过介绍西藏的宣传资料。在出差途中，他陷入过找不到归途的险境、有过在万丈悬崖上险涉独木桥的胆战心惊；他经受过枪支走火的惊吓，也听见过隆隆的雪崩声；他享受过万里沃野放缰驰骋的豪放与旷达，也尝过马失前蹄的痛苦……那时的史焕章，不知何为疲劳，也不知道何为艰辛，只知拼命地工作，只知尽情地挥洒青春。

还是在刚到公安厅的第六天，史焕章便被派往中尼边境的聂拉木县去检查通车在即的中尼公路的治安和边境侨民的管理情况。由于其时平叛不久，经常会有盘踞在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叛匪回来搞袭击。于是史焕章和十八军步行进藏干部D科长跨上长枪、短枪出发了。在日喀则工作了40多天后，他们来到了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定日县。一月的定日县气温在－40℃左右，然而他们却住在县招待所的一间窗户没安玻璃的屋子里。他们在屋子里点起火堆，头戴皮帽，和衣钻进马背套里度过寒冷的长夜（马背套是一种用帆布制作，中间放被褥，可搭在马背上的行李袋）。

几天后的一天，天还没有亮，他们便骑上马向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聂拉木方向行进。一月的喜马拉雅山区格外的寒冷。行进在这满目白雪的无人区内，四周是死一般的沉静，任何一种声音都会在群山间发出长久的回响。越往高走空气越稀薄，氧气越少，马也在喘息不止，他们不忍心再骑，牵马步行。当到达海拔5400米的通拉山口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随手抓起路边积雪吃上几口，他们继续赶路。然而一天下来，人困马乏，到处是冰，老马也不识途了，他们竟在离驻地不远的山里兜起圈子来，直到夜半仍没找着驻地。后来还是驻地的部队派人找到他们，才得以解困。那一夜，史焕章照样睡得很香。

到达聂拉木时正值那年的除夕，组织上发给史焕章和D科长2斤面粉和一些猪肉罐头。平生第一回下厨，两人忙乱地将厚厚薄薄、形状各异的饺子下了锅，吃了一顿只只破了皮的饺子宴，算是过大年了。也就是那天夜里，连着下了几天大雪的天又刮起了大风，一夜下来，雪竟将史焕章他们住的那间平房给埋了。第二天门窗都打不开，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幸亏经验丰富的当地青年突击队清理了积雪才将他们解救了出来。

在聂拉木期间，史焕章还平生第一次与当地老百姓、干部、驻军一起参加了一场森林灭火行动。山火烧了五天五夜，史焕章也在山上奋战了五天五夜。白天在山上救火，晚上就和D科长一起睡在山上。有天晚上，发现盖的被子越来越重，原来是下雪啦。这场雪也帮史焕章他们完成了救火的任务。回县城的路上，他们又冒险走过了独木桥，爬过了有40度倾斜的冰坡，脚下冰冻光滑的陡面，泛着晶莹透亮的白光，身后百丈悬崖寒风阵阵，叫人目眩心悸，不堪回首……

如果说进藏初期的历险生活使年轻的史焕章初尝了生活的艰辛、经受了生活的摔打的话，那么在进藏的10多年后，10个月藏北草原的游牧生活让史焕章更真切地承受了高原生活严酷、恶劣的考验，更真切地领悟了生活的真谛。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当中央要求组织干部深入农村牧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牧民发展生产。此时已调至自治区宣传部工作的史焕章来到了那曲地区安多县，度过了令他终生难忘的10个月。安多县地处唐古拉山区，北与青海交接，西面为阿里地区，其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地势最低的县府所在地也在海拔4800米，这是从青海乘车进藏的必经之地。工作组的团部设在海拔5200米的邦爱公社，离安多县城4小时的车程。算是对他们的照顾，史焕章和团长及司机被安排在一间专门铺了羊粪的屋子里，人就睡在上面，可以防潮。高原每天的大风都在10级以上，气温降到了－50℃～－40℃，屋子里没有空调、暖气，只靠那唯一的炉子点着牛粪取暖，夜里只能头戴皮帽钻进随身携带的马背套里将就着睡。生活上的另一大困难是没有水。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只有一些结了冰的水塘子。每天的任务之一是派人去找冰，用十字镐刨回来化成水。在海拔这么高的山上，气压极低，水是永远也烧不到100℃的，总在70℃左右就开了。不用高压锅饭也没法煮熟。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影响史焕章他们的工作。每当天黑后，牧民们赶着牛羊回来，每每9～10点钟了才能坐下来开会、研究生产，睡觉则往往是凌晨1～2点钟的事了。

牧民的生活是带有游牧性质的，冬季牧场的草吃完了，牧民们就要拔起帐篷赶上牛羊转移到春季牧场，然后是夏季牧场、秋季牧场，一年一个轮回。史焕章他们也跟着牧民们从冬、春、夏、秋度过了10个月的游牧生活。牧区的天气像孩儿的脸，早上起来还是阳光灿烂，可不一会儿天空便黑了下来，狂风和着强劲的冰雪铺天盖地地袭来了。然而冰雪一停，太阳便也顽皮地显出了笑脸，才落下的积雪不到两个小时又都化的差不多了。如此多变的天气，一天可以反复几次。

在藏北草原的10个月，也使史焕章的骑术有了大大的长进。他沉浸于扬鞭千里草原的豪爽奔放中，更体验了融于天地间那份自然而又神奇的感觉。驰骋于千里草原，因老鼠洞颇多，最怕的是马失前蹄，为此史焕章也不知从马背上摔下过多少次……

在西藏的20年，史焕章经历过的险情又何止这一次，经历过的艰辛和困苦又何止于此。然而这一切磨难，造就了他乐观豁达的性格、惊人顽强的毅力、坚实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写作能力。他从一个普通的干部成长为宣传部中层干部。他视苦为乐，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有张有弛。他学会了围棋、桥牌，他坚持着劳动，他也赢得了爱情。1967年，史焕章在与上海幼师毕业进藏的张树芳度过了200余封鸿雁传情的浪漫之旅后结成了秦晋之好，以后三个女儿出世，更为幸福的家庭增添了欢乐与笑声。

20年的风雨沧桑，史焕章将一生中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光奉献给了西藏人民，他后悔过吗？他抱怨过吗？回首往昔，史焕章始终无怨无悔。他遗憾的只是没有圆成法学家的梦；他痛心的是法制遭到了人为的践踏；他盼望着的是法治的春天早点到来……

走进春天

寒冬过去，春天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姗姗来临。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春天，也为政法干部、政法界知识分子重新归队带来了福音。1981年，史焕章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进了刚成立不久的市司法局。重新归队的史焕章，此时的心情格外地舒坦，他要以加倍的工作追赶流逝的时光，他要用自己的壮年、用自己的睿智培育绚烂的花朵。此后的4年，史焕章从副处长到局长助理，到副局长、局党组副书记，走进了人生的收获期。

当时的市司法局建立不久，借居在市高级法院福州路那幢大楼内的两间狭小的屋子里。人们尚不知司法局为何物，“私法局”、“书法局”、“四化局”等五花八门的理解什么都有。司法行政工作恢复初期，面临很多困难，诸如“车子”、“位子”、“房子”、“票子”等一系列问题。史焕章与当时的局领导李庸夫、王庄霄等一起通过各种渠道，打起了一场场硬仗，为开创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努力。

在史焕章的任期内，市司法局建立了上海市司法学校、市司法警官学校、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以及各种培训班、夜大、函授班；陆续出版了《上海司法》（现更名为《法苑》）、《上海法制报》等报刊杂志；组织了全市范围内的大型法制宣传活动，如在中山公园举办大型展览，在剧场搞文艺演出，在街头举办法律咨询等等，扩大了司法局的影响。根据中央部署，还从公安部门接受了劳改、劳教工作归司法行政部门管辖。

有一件事是值得一书的。那是在1984年，全国正进行严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的斗争，有关部门下发了“律师可以拒绝辩护”的文件，许多地方取消了律师辩护工作，许多律师不敢为犯罪嫌疑人辩护。面对这一形势，史焕章认为律师的辩护职能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不应因“严打”斗争的形势需要和行政命令而受到限制。当时市政法委领导明确指出，死刑案件一定要经过律师辩护，他和其他局领导一起执行了这一指示，组织上海市律师参与“严打”斗争并担任辩护工作。此后不久，史焕章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还就律师辩护工作的功能、职责以及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义务发表了见解，得到了刘复之、陈丕显等领导的赞赏和肯定。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还作了“律师制度是民主制度、进步制度”的指示。在紧接着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史焕章就此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会后，司法部将史焕章的发言转发全国司法行政机关，明确了律师职责，稳定了律师队伍，也极大扩大了上海市司法局的影响。

四年中，司法局开创性的工作，没有人计算得出史焕章为此熬过了多少个通宵，走过了多少个部门，亲自处理过多少事，只有时间和空间曾刻下过史焕章走过的痕迹，回映着史焕章思索的轨迹。

华政14年

从史焕章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一生要面临不断迁徙、承受不断加压、开拓新局面的命运。正当史焕章在司法局的工作局面逐步打开，步入发展轨道时，1985年8月，司法部的一纸调令，把史焕章调到了华东政法学院，出任院长、代理党委书记之职。

走马上任的史焕章此时面对的华政又是一派怎样的光景？

命途多舛的华东政法学院也是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发展“马蹄形”过程而沉浮的。成立于1952年的华政，在法制虚无的年代里，也曾两度被撤销、合并，1979年趁着法制建设的春风再度复校了。复校后在第一任由南下老干部徐盼秋、曹漫之等组成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华政实现了当年复校当年招生，并在复校后的第二年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就在华政走上正轨之时，老一届领导因年事已高相继退位，后继领导班子在管理上出现了某些不协调，以致华政人心思散。而此时临近毕业的1985届毕业生在宿舍墙上乱涂乱画，写下了诸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等100多条标语口号。此事惊动了上海市和司法部的领导，决定调整学院领导班子。部领导还亲自在华政召开了部署政法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对学校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刚复校的华政在风雨中飘摇、沉浮……

走进校园，除了一条主干道是水泥路，其余的则是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校园像个大市场，上海市卫生学校、市职工医学院、市果品公司，还有市水文监测站、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仍占据着有限的办公用房；50门的电话总机应付不了全院几百个办公室的要求，半天也要不出个外线；住在河东楼上的学生为了用水每天不知要上下多少次；整个校园没有一根煤气管道……史焕章在校园内走着、看着、听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困难。

知难而退当然不合史焕章的性格，贸然行事也不是史焕章严谨踏实的作风。于是史焕章决定先从干部思想和人事工作着手，通过中央部署的整党工作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他亲自抓文件的审查与签发，对过去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留用了原班处级领导班子，并宁愿得罪了一批人而坚决堵住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子女、配偶、亲属调入华政的口子。为了进一步稳定人心，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改善办公条件，他亲自抓水、电、煤、电话、道路等工作的落实，并利用了一切因素疏通关系。在各方支持配合下，短短的两三年，华政有了新变化：市卫校、职工医学院、果品公司搬走了，连通教学区、宿舍区、办公楼的道路铺上了水泥地，校园单纯了、整洁了；新的变压器站建起来了；400门的电话交换系统投入了使用；食堂用上了煤气；水管换粗了，河东的学生再也不会为了水而上下奔波了；17层高的教工住宅楼打下了第一根基桩……

就在解决了衣食住行，人心趋稳的当口，华政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波及全国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也毫不例外地吹进了华政园。当时史焕章对事态的性质、发展趋势也不是很清楚，但他坚持认为学校不能因此而停课，他要求师生“按时复习、按时考试、按时放假”，并发出《告学生家长书》；他在四号楼的会议室里平和地与学生“对话”；他多次在广播里发表演讲，对学生的行动表示理解，劝告学生回课堂上课；他亲自去外滩慰问参加静坐的学生，送去大衣、送去葡萄糖水；他还借用大客车，亲自去人民广场，劝说同学们回学校上课……那些天，史焕章夜夜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参加市里召开的紧急会议，随时准备应对学校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没有人会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担心，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内心的迷茫与苦恼。但此时的史焕章仍然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镇静持重地面对着同样迷茫的师生。政治风波过后，史焕章坦然地面对组织的审查，并一再强调要慎重对待有关学生档案结论。也许是风雨几十年的沧桑历程使他不愿再看到年轻的学生为此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再步其后尘。

此后的10年，华政走过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焕章把目光放到了10年、20年之后，他要规划华政的未来，他要让“华政成为一流的大学，培养出一流的法学人才”，他要在华政这块版图上描绘出更为绚丽的色彩。

一流人才要靠一流师资来培养，而“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掌握了未来”。一进华政校门，史焕章就提出要不断地为青年教师压担子，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长才干，送他们走出国门进修讲学、开拓眼界，并给予青年骨干教师以生活、分房政策上的倾斜。多年来，华政涌出了几十位各类学科带头人，许多青年骨干教师走上了领导岗位。人事制度改革引进的竞争上岗机制，打破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铁饭碗。学分制、选课制、导师制的施行，几十个实习基地的建立和巩固，使学生素质、竞争能力不断提高。“中国国际律师培训中心”、“中澳BOT研究中心”，中国法暑期讲习班，中美、中澳、中比等国际性研讨会，与美国、英国、比利时、德国、澳大利亚等法学院建立的校际关系，使华政走出了国门。华政的本科生人数在增加、华政的研究生人数在增加、华政的成教人数在增加，华政的社会知名度也在提高，华政的社会影响在扩大……

华政14年来的每一个进步、每一个变化，都写在了史焕章额上渐生的皱纹里；华政14年来每一次变革的政策、措施都记录在了会议档案里。史焕章头上的每一根白发都蕴含着一个故事，凝聚着一份心血；镜片里圈圈光弧泛出了他对华政恋恋的深情。

如今，史焕章将接力棒传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他要为后来人留出更多的空间的自主权。

尾声

业余生活中的史焕章是一个平凡的人。爱好体育，游泳、打保龄球、下围棋，一周两次大运动量的活动，使60多岁的他仍保持着健康的身体、敏锐的思维。他博览群书，古典名著、名人传记、争鸣文章、各大报刊杂志，成了他每日夜间的必修课。在周末的日子里，你可以在菜场里看见史焕章与夫人选购家常菜，你也可以到他家厨房里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史焕章一生信奉以诚待人、广交朋友，50年代联运公司的朋友们、西藏的战友们、北大的同学们时不时地会一拨拨相聚于他的家中，共叙往昔、笑谈人生。过年的时候，在英国读书的大女儿和女婿会赶回来，与办公司的二女儿、三女儿围坐在史焕章的身旁，讲述着各自的故事，宽慰着父亲那颗惦念的心。这当口，史焕章会带着三个女儿回趟宁波老家，去看望95岁高龄的老母亲，尽一番孝心……

历史的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岁月的沧桑磨难，并没有在史焕章的脸上烙下过多的痕迹，但却在他的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浅浅的印痕。校园里你时常可以见到史焕章，一个算不上魁梧但很健实的学者，持重严谨中透着慈祥与平和、豁达与坦诚。那双冷静超脱的目光透过厚厚的镜片告诉你他在观察、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