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的桃符习俗演绎为楹联
清代联家梁章钜《楹联丛话》云:“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悬挂桃符,是我国古代一种带有迷信色彩或神话色彩的风俗习惯。据《山海经》、《风俗通》等书记载:上古时代,东海度朔山上有一株巨大的桃树,枝叶覆盖三千里。其东北方位有个大缺口,是百鬼出入之门。门两边守卫着两位武士,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他们是兄弟俩,专门捉拿恶鬼。只要发现有恶鬼从门里经过,立即捉住用苇索捆绑起来,扔给老虎吃掉。相传他们就是最早的门神。为了驱鬼避邪,灭祸求福,人们就在辞旧岁迎新春之际,用桃树枝条仿照神荼、郁垒的形象,扎饰桃人,使之手执苇索,站立门旁,门上再画上老虎。后来,人们感到这样做太费事,便简化为用两块桃木板,在上面分别画上神荼、郁垒的图像,挂在门的两旁。以后又把画像改为写上二神的名字。这就是最初的“桃符”。王安石《元日》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描写这一习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这种挂桃符的习俗也逐渐发展变化,由在桃木板上书写祈褔祛祸的吉祥话,进而在上面题写有关辞旧迎新的对偶的诗句。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桃符诗句”,也叫“楹帖”。这种楹帖,可以说就是春联的雏形。据蜀《梼杌》记载,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的出现,是在五代时期。那是后蜀广正二十七年(964)除夕,后蜀主孟昶叫翰林学士辛寅逊题写“桃板符”,但辛写出后他不满意,便自己动手写了一联: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这便是敦煌考古发现以外见之于文献的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至于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较早的楹联,除前面所叙南朝刘孝绰联及《晋书·陆云传》所载联,有日本人用汉文写的《史馆茗话》载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有《古今联语汇集》惠山唐张祜题壁联:“小洞穿斜竹,重街夹细莎”;有故宫博物院藏颜真卿手迹两副:“竹山招引处,潘子读书堂”、“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等。应用流通方面的记载则出现在北宋初期。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南吴越忠懿王钱俶建造上海龙华寺。一天,龙华寺僧人盈契侍候钱俶游碧波亭,钱俶看到申江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感叹地说:“吴越去京师(开封)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寺僧盈契心领神会,就在碧波亭柱子上题了如下一副对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由此可见,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社会上已经应用性地广泛出现了春联和楹联。尽管那时的春联仍称为“桃符”,但已经超越了压邪驱鬼的意向,而变成表达人们某种心愿或某种情绪的特殊载体了。也就是在宋代,人们把楹联写在纸上,这比写在桃木板上方便多了。应用上由门扉而楹柱而书斋馆榭而亭台楼阁而寺观殿堂;内容上则由压邪驱鬼而迎春纳褔而婚寿喜庆而追悼哀挽而模山范水而抒怀言志。于是,随着楹联的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拓展,写作和欣赏对联就越来越普及,以致蔚然成风。宋朝的名流大家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都有楹帖作品或答对联语的故事传世。到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撰联并传旨金陵家家户户都要在除夕贴出春联。在这种积极倡导下,春联被正式肯定和推广,创作对联在朝野上下形成了风气。清代联坛更是千姿百态、名家辈出,仅吴恭亨《对联话》就收入清道光自民初大量楹联达十四卷之多。当时不仅在文化界、知识界,从秀才、举人一直到进士、翰林以及所有朝廷上的高官,大都是撰联高手,甚至村野蒙童所读的启蒙读物,如《幼学珠玑》、《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亦是运用对偶句法编撰的;不少村塾还普遍教读有关对联习作的《声律启蒙》,将“对对”作为写作的基础训练。文学史上往往拈出某一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来艳称标榜,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窃以为清联是当之无愧的。
由于楹联技巧的逐步丰富和不断发展,兼备了赋、骈文、诗、词、曲等文学形式的某些优点和特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和实用价值。它的篇幅可长可短,内容可浅可深,语气可庄可谐,风格可雅可俗;既是楹柱文学,又是书面文学,既是庙堂文学,又是民俗文学,赢得了历代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青睐,以致今天仍在广泛流传和应用。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现已在高考语文试题中出现,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春联也受到亿万群众瞩目。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像楹联那样受到亿万群众的喜爱。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楹联。
从上述史实看,我国的楹联是汉字的产物,是由古代的“桃符”发展演化而来,是在我国古老的民族习俗的土壤中产生的。因此,它是一种优秀的民俗文化,也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作者与用途的不同,它既可以是俗文学,也可以是雅文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