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念辛笛老人

我怀念辛笛老人

陈福康

王辛笛先生逝世的日子，尽管我现在的记忆力非常差劲，也是不会忘记的。因为1月8日，正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忌日。而且，王老逝世的同一天，我也认识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也病逝了。当我在报上同时看到这两条讣告时，心情真是无比沉重！让我内疚的是，后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向王老遗体告别的仪式，我也未能去参加（那几天我正忙于搬家，实在没有时间），因此，我只能写一篇悼念文章，来表达我的哀思。

我认识王老，经常向他请教，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记得第一次拜见他，是顾家干先生带我去的。在热闹的南京西路的一条弄堂里，见到了坐拥书城的王老。当时谈了些什么，如今已记不得了；永远留存在我心中的，是王老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态度，令我如坐春风。同样温文儒雅的王老夫人徐女士，也应该是同一天认识的。在我的记忆中，两位老人永远是那样的相敬相爱，相对如宾，相濡以沫。后来，我还认识了王老的女儿、女婿，我总感受到他们对两位老人十分孝顺。王老女儿王圣思也是大学教师，研究外国文学，我们当然也成了好朋友。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家人非常和睦，非常有文化氛围。但去年年暮，忽收到圣思的信，说她的母亲不幸病故。当时我就想，王老与夫人感情极深，这样的打击怎么受得了。果然，只相隔一百天，王老也追随夫人而去了！现在，我只希望连续痛失双亲的圣思和她的夫君节哀保重！

其实，要说一句宽解话的话，王老走时已经九十多岁，绝非短寿了（先父就远没有活得这么长）。更何况十多年前就因前列腺开刀而在膀胱中保留着插管，一直腰里带着一只塑料袋生活，能顽强地工作和生活到这么高龄，已经是个奇迹了！多年前，我曾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坛两株不老松》，写的就是我都认识和崇敬的两位老作家：施蛰存先生和王辛笛先生，他们都是直到新世纪还在发表作品的老作家，而施老也因直肠癌开刀而体外接着一只塑料袋。可以想象，对两位老人来说，疾病和手术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和不便！但是，他们都坚强地、乐观地活了那么久，又写出了那么多作品！我在那篇小文的最后说：“面对二老，我深深感到生命的可贵，精神的可贵，文学艺术的可贵；深深感到作为年轻人，应该更努力地学习、工作。”如今，当这二老相继辞世后，我仍然想把上面的这句话再在心中说一遍！

王老是以杰出的新诗作家闻名于世的，但我对新诗没有研究，还更喜欢读旧体诗。我和王老几乎从没有谈论过新诗。我每次去看他，一个重要的谈不完的话题，是郑振铎先生。王老与郑先生，有着两代人的交情。王老的岳父徐森玉先生，就是郑先生的好友。郑先生对徐森老极为尊重，称之为文物、古籍研究鉴定方面的“国宝”。他俩在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前后的上海，曾多次合作为国家抢救古籍。解放后，也是在郑先生的大力推荐下，徐老担任了上海文物工作的负责人。徐森老与郑先生，是介乎师友之间的关系；而郑先生与王老，也是介乎师友的交情。上世纪30年代，王老在清华外文系读书时，就见过郑先生，偶尔也旁听过郑先生的课。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就被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先生聘为教师。在郑先生为国家抢救珍贵古籍的壮举中，王老夫妇也是出过力的。郑先生在危急关头，曾把一批珍籍托存在王老的家中，而这也是要担风险的。郑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求书日录》的序言中，就特地感谢了王老夫妇。

王老对郑先生非常崇敬，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写过一篇《忆西谛》，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两天。当时我看不到香港的报纸，是王老复印后送我的。后来，我把它收入我编的《回忆郑振铎》一书中。郑先生故乡要建纪念馆，我代他们向王老要墨宝，王老欣然题诗一首。福建电视台要拍有关纪念郑先生的片子，我带他们去王老家，王老热情接待，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那一天，我还在王老家中与他合影留念。我出版的《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和《郑振铎传》等，每次都送呈王老，王老每次都对我表扬和鼓励。《郑振铎传》曾获全国首届优秀传纪文学奖的消息，还是王老在《文艺报》上看到的，立即让圣思打电话向我祝贺，而我这才知道这一喜讯。王老知道我对新诗的兴趣不是太浓，但他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时，还是要我撰写郑先生一首诗的评介文字。多年来，我在郑振铎研究方面得到王老很多帮助，这里也一言难尽。

当然，我与王老也不只是谈郑先生。如钱锺书先生，是王老的先后同学、好友，我们也谈过钱先生。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92年我自费赴日本访学，临行前去王老家告别，王老告诉我，他有一位清华老同学，当年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作品曾得到鲁迅、茅盾的赞赏，还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此人叫张宗植，今在日本经商。王老介绍我去访问张先生，还送了我一本张先生在国内新出的书《樱花岛国余话》。王老要我写一篇书评。我在出国前看了这本书，非常感动，在极紧张的日子里赶写了一篇读后感《漫话扶桑奋斗史》，并争取最快速度在报上发表。我去日本后，便拜访了张老。张老可能已接到王老介绍我的信，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在东京最高雅的银座的一家饭店吃了“怀石料理”。张老后来又送了我一些他的作品，包括未曾发表的手稿，令我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坛老将更加加深了了解，受益甚多。张老后来又在中国出了厚厚的《比邻天涯》一书，也让他在国内的亲属寄给了我。如果不是王老的介绍，我也不会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作家的。

我一直觉得我还欠王老一笔什么“债”。因为，我有一次送呈有关郑先生研究的书时，王老曾笑呵呵地说：“你这样孜孜不倦地研究郑先生，我作为他的朋友也很感动和感谢。什么时候，你也研究研究我，也为我写一本传啊？”当时徐夫人也在旁微笑着听着。我感谢王老对我的信任和爱重，但我实际对王老的一生还缺乏更全面的了解，不掌握大量的故事细节，是写不出一本传纪的。我当时只好漫然应之，当然，王老也可能只是随便说说，但我后来确实更加注意了解王老的生平和著作了。由于我工作一直很忙，此事也一直没能提到日程上。后来，我读到了圣思大姐写的《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觉得十分全面生动，同时自己也感到欣慰而松了一口气。

王老和徐夫人的亲切笑容，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脑幕。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