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拉辛笛老“入伙”

忆拉辛笛老“入伙”

徐　芳

很多人走了，很多熟人、师长、朋友，好人、聪明人……想不到我最近参加了那么多次的追悼会，一下子还真不习惯。

去年11月，我们大家刚刚给中国现代文学的耆宿施蛰存先生暖百岁之寿（我在一篇文章里称之为“白寿”，一百缺一是也），当噩耗传来，仍觉突然。

当时我可能正在西湖的细雨中以花伞当景，拍照。

杭州是施先生的原籍，西湖的雨雾原也有情有义。我要谢谢那天的风和雨，我虽没赶得上见先生最后一面——先生的大弟子陈文华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因为我的手机没电而没有联系上。虽是遗憾，可亦是天道之常理，风也送了，雨也送了（据说那天上海也下雨了），让我凝然直视又终生难忘的风雨。

也是去年的什么时候，我们去看辛笛先生和师母，一对菩萨一样的老人。桌上一张报纸上谁的名字又被他们描上了黑圈，我瞄了一眼，没多看。

辛笛老，在我读大学时就已被称“老”了。但我们一帮诗社的同学，并没有把他这个“老”当回事，聊天时翘着脚，啤酒抢着喝。也许在一次酒后，一个平时也挺斯文的男生，不知怎么竟公然宣布：“以后你们大家都不要叫辛笛老师，或者辛笛老了！”“那该怎么叫？”大家欢快地叫嚷着，那些年我们能不叫老师的，就不叫老师。当然是分人前人后的。

可那会儿，辛笛先生正笑咪咪地坐在我们中间，那样子比我们还乐。

那个男生慷慨激昂地一挥手：“就叫他老辛笛！”此称谓立刻得到一致通过。我理解，这个“老”，一旦放在了名字的前面（不是姓），就意味着一种青春独具的状态，意味着他入伙了……我们彼此不是就互相老什么老什么的叫着，叫得响亮，叫得透亮……

老辛笛立刻拱拱手，表示他接受了。

1982年，华东师大夏雨诗社召开成立大会，这么大的事，老辛笛能不来吗？来，而且还拖上从北京来的袁可嘉先生——他的朋友。坐的却是公交车，车票是我买的。不是我客气，也不是我能回去报销，而是他和袁可嘉两个，根本就不可能挤到售票员那里。上车下车时，那种混乱没法说，我既受命于大家，就连拼刺刀的感觉都有了。

可辛笛先生的笑容依然谦恭，他必定要让袁先生，理由是袁先生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架了副厚厚的眼镜，行动不便。也许他也没觉得自己怎么老，虽然当时他实际上也已70岁，到了古人说的“古来稀”的年龄了。

他和袁先生被挤在车门边上，头与头之间还隔着别人的脑袋，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谈诗论诗——好一幅现代派的图画。而其时，袁先生确实兴致盎然地描述着现代派诗歌，袁先生给《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写的序言，当时被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奉为了文学圣经。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一点都没过分。

袁先生回北京了，可辛笛先生却整日价与我们说起了现代派，白首与我们歌吟与共，可以说正是有了许多这样美丽的时刻这样美丽的景观，做成了我们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厚厚的铺垫。

当年的老辛笛，在我们眼里，老是那个样子。他仿佛很爱听我们年轻人辩论，我们大战三百回合骑虎难下时，他却绝不伸手拉谁帮谁。乐呵呵的什么似的，仿佛得了最大便宜的是他！

那天听我们说话时，他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乐趣。

可那天的先生与师母，还是有些不同的。他们说了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却都已故去了。安静的午后客厅里，老先生沙哑着嗓子说：访旧半为鬼喽。一时大家无语，大概这就是伤感袭来？回首、怅惘、苍茫。

今年年初，说“访旧半为鬼”的辛笛，也去了。师母还先行了一步。

先生的最后一首诗作，由我编发在《解放日报》的“朝花”上的，新诗，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创造》故友林宏的。可发表时加了黑框，特别扎眼。也许没有谁比我更在意这个了：他老人家也太心急了，这么赶着。我并不是为发表的迟滞找理由，令我叹息不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