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风的身后,你走了!——追念王辛笛
彦 火(1)
去年十月的金秋已透出一缕缕的寒气。在浙江嘉兴参加“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期间,听文友说,王辛笛夫人徐文绮去世,王辛笛伤心过度,身体也每况愈下。我矢志跑一趟上海,打定主意要去探望辛笛。
去时扑脸是瑟飒的秋风,在上海诗人黎焕颐带领下,我们爬上三层楼高的唐楼,辛笛的女儿王圣思已迎了上来。辛笛不良于行,已安坐在书房与客厅共一室的书桌前,另一角是王夫人的灵位及辛笛亲题的挽联。辛笛原戴着氧气筒,见到我来,赶紧除下,冲着我绽出一朵久违的笑容。圣思说,自从王夫人去后,辛笛便不言不笑。他老是一个人枯坐着,像极了入定的高僧。他与王夫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邂逅的,红娘是作家靳以的弟弟章功叙。两人婚后一直相濡以沫,虽然性格不尽相同,辛笛个性懦弱、忧郁而内向,王夫人好强、开朗、擅长交际,但能互补长短,相安无事。据说王夫人经常引用赵元任的一句话自况:“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王夫人去世,对辛笛是一记轰天雷,他自此茶饭不思,默默不语,恍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可见他对王夫人爱得深澈。正如英国卡莱尔说的:“没有爱的诗人在自然和超自然中,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像高僧入定的辛笛开腔了
难得的是,辛笛见到我们时有点雀跃,竟然能开腔讲话了,思路也算敏捷。九十岁的老人头脑很清晰,他还记得于1981年岁末来港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之后还到我家作客的情景,说他是与文绮一道来的。这次会晤,我们足足谈了三个小时,从余光中等许多海内外诗人激赏他的早年诗作《手掌集》谈起,讲了许多他对中国新诗的新颖见解。这些都是他从事诗歌创作七十年的深刻体会,极具参考价值:
从写诗来讲,一般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古典诗歌,一个是民歌。写诗的,要是没有历史感,没有对于历史传统的知识、对历史传统的爱好的话,那么他就不是诗人了。艾略特对传统就提得很高。光讲传统和个人才能也不够,应该加上时代感和社会性。生在今天,就得从今天去接近过去的传统,这是时代的烙印了。人不是孤立的,除专门强调个人才能,还需强调人的社会性,因为我们是一代特定社会的人。
对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古为今用;对待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洋为中用,应该注意到吸收西方好的东西,可是要注意避免晦涩。……1949年后我们喜欢很简露很直率地写文章和讲话,作为文学作品,在这个时代,光是直率,是不能够表达我们复杂的思想情绪的。自然,对于真正的晦涩,要考虑怎么避免。
要避免形式主义,除了西方的东西,我们中国也有好的创作和习惯。现在一些外国诗人把诗写得很像圆球一样,这就很怪,这样,我觉得太过分,并没有必要。闻一多先生讲,诗要讲究建筑美,单讲建筑美我看也不大行,诗人写的诗哪能都是讲楼梯诗,这样一来,印刷厂太浪费纸张了,读者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不过是一种写法而已,不能千篇一律。
在上述讲话中,辛笛还不讳言对年轻诗人如舒婷、北岛、杨炼、顾城、江河等的欣赏和肯定。我对辛笛性格的耿直、谦和及横溢的创作才华,一直是深怀敬意的。我们聊了一阵,互诉别后的思念。辛笛看到我送给他2003年11月号的《明报月刊》,感到很高兴。他说他喜欢这本杂志,还要女儿圣思与他一起与《明报月刊》合照,脸上漾出天真的笑容。
诗人对香港是情有独钟的。他有一首以《香港,我又来了》为题的诗,结尾是这样写的:“从天星渡轮上到地铁/通过空间缩短时间延伸/我们的手会握得更紧更紧/我们的情愫会更加端绪纷纷。”
早年投身新诗创作颇负诗名
辛笛原籍江苏淮安,1912年生于天津。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研读英国文学。1939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后改在银行工作。著有《珠贝集》《手掌集》等等。辛笛早年便接触西诗,当他还在弱冠之年,接触到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恶之华》时,很是激动,便把它译成中文发表在天津《大公报》。1932年,辛笛开始在《文学》《水星》投写新诗,诗名很大,是“九叶诗人”的一名大员。
“你走了/头也不回/走得很远。”(《别情》)辛笛是于今年1月8日走的,我听到这个噩耗是1月中旬。我刚从冰天雪地的东北返港,闻讯后又一次跌进冰窖中,久久不能释怀,特以此文悼念这位中国诗坛的泰斗——他一生对中国新诗歌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2004年8月
【注释】
(1)本名潘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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