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星斗与胸中的道德律

满天星斗与胸中的道德律

易杰雄

大钧走了，一晃已两年多了。这至今还让我无法接受、不敢相信。然而，他的确走了。这是不能不接受的、令人无比悲痛和惋惜的事实。

记得前年春节刚过不久的一个深夜，手机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是陈大钧的同班同学、好友胡海涛先生发来的短信：“易老师，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大钧走了，请来电话！”这消息对我不啻五雷轰顶，而且怎么也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元旦前，我和他与胡海涛还在一起聚过，谈了很久，涉及到广泛的话题。特别是在那次聚会过程中还商定了要合作写一篇文章。《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周溯源编审约我为《求是》写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创新精神的文章，我答应了。要将此文写好，查阅、研究文献的任务极重。因大钧传统文化的底子比较厚实，且办事认真，当时我提出与他共同完成。我请他先查阅这方面的资料，他欣然接受了。一个如此强壮、充满活力，还不到50岁的同志，怎么事先没有半丝预兆就这样突然走了呢！过了好一会我才回过神来，立即回电话问了情况。这时大钧爱人陈斯琴同志也过来哽咽着与我讲了几句：“易老师，您是大钧最敬重的老师，所以我请海涛把噩耗在第一时间告诉您，这么晚，打搅您了！”我请她节哀，保重身体，劝慰了几句。

放下电话后，再也无法入睡了。大钧生前与我交往的一幕幕像上映电影似地清晰地涌现到我眼前。而且两年多来，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并且只要一想起他，就让我联想起康德生前所讲的他最敬畏的就是“满天星斗和胸中的道德律”这句话。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大钧他们这一届，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届。这一届学生在北大哲学系的系史上是比较突出的，在各个领域出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一届的列宁《哲学笔记》这门课是由张翼星先生讲授、我担任助教的。大钧在校时与我交往并不多。与我交往日多、相知日深是在他参加工作以后。

他与我曾当过级主任、并给他们上过列宁《哲学笔记》课的80级一位学生宣明东同在新华社工作，且是至交。而宣明东毕业后又一直与我未中断过联系。可能是因为宣明东多次与他谈起我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对我印象就比较深。加之，1990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刚从莫斯科归来。时值苏东剧变，国人对苏联的情况都十分关切。当时北京市委常委和中央几个部委都请我介绍过苏联情况。这种情况媒体也有过报道。那时大钧对苏联情况也很关注，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大约是在该年5月的某天，他由宣明东陪同来到我在稻香园的书房。那次我们畅谈了一个下午和晚上，直到他俩赶末班车回家。

我向他俩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89—1990年初提出言论自由、多党制与议会道路演变的全过程。并就这样的演变所以能发生的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当时我国理论界因此也抓住我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对整个改革的成就与问题不分主流与支流、全盘否定改革，企图走回头路的现象坦率作了抨击。他们完全赞同我的看法，而且表示从我的谈话中受到不少启发。从此，陈大钧过一段时间就要到我这儿来坐坐，而且我们一聊就至少是半天。随着交往的日多，我们相知也日深。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谈。谈论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如何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改革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特别是如何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经济建设同步发展也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有时他还就如何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确定理论版的选题征求我的看法。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期间也约我写过一些理论文章。他不仅自己到我处来，后来还介绍他的同事和同学来见我，这些同志现在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与大钧接触最多要数2001年6月中旬到8月底那段时间。我因脑血管病住院，先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后来又转到天坛医院，这两个半月里他三天两头地去医院看我。见面问过病情后就顺便讲学习过程中的心得和进一步的学习、工作打算，同时也就学习过程中遇到、想到的一些问题与我讨论。他劝我安心治疗、养病。他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十分感动，就是自己的亲兄弟又能有几个做到这样呢？我知道，他家离工作单位很远，来回在路上要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单位工作负担又很重，下了班还要来陪我，遇到休息日就更不用说。我跟他讲，我没事，不必来了，至少不用来这么频繁。他仍不听，还是每周必到，至少两次。有遇特殊情况来不了，也总要给我打电话。就是在我出院后，他听说顺义有位大夫治我这种病很有专长，还在帮我联系好以后，专门陪我去找这位大夫看了一次。

大钧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家，幼年丧母，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是靠政府和人民的抚育，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才考上北大，成为一名有一定学养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的。在这一点上与我的人生经历几乎一模一样。这也可能是我们总是能谈到一起、情同手足的重要原因。

我与大钧15年的亲密交往，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非常爱国，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并怀有强烈的报恩思想。为使中华民族在新时代腾飞，他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自觉的时代担当。在他的身上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总有一种感人的要抓紧时间学习、工作，努力报效国家的激情。他与许多同龄知识分子不同，既不追名，也不逐利，更不想攫取权力。他只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实实在在地干事业。尤其不愿为追求个人的虚荣和利益去当自己不擅长的“官”。记得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征求我的意见，说想辞去报社秘书长的职务，还是想回到理论部编稿子。他认为自己的性格与特长更适合于后者。而唯一的顾虑是，觉得这样做辜负了报社领导对自己的器重。我建议他不必处理得太急，再反复思考一下，最终决定后再找领导好好谈，征得领导的理解和支持。过了一段时间，他果然又回到了编辑部。

大钧为人实在、谦和、宽厚而又热情。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事，始终都是如此。

大钧为了能给国家和人民做尽可能多的事，而且使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可能好，始终注意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同时把追求真理、刻苦学习、不断探索、不断丰富自身、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摆在自己生活的突出地位。这就是他对真与善的不懈追求——即在他心中的“满天星斗”与“道德律”。这也是他这本文集体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征。文集后的附录——他的同学和同事的回忆文章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记得他看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文章之后，发现有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恩格斯的思想；还有人认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思想有问题等，感到很困惑，就跑来问我。我明确表示不同意上述看法，并联系整个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让他再去看那些经典著作和国内对这些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专家们的有关文章。尤其使我惊讶的是，有一次他问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为什么在引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讲的两句话“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时把它们的先后次序给颠倒了？这是由于他记错了，还是故意的？如是故意颠倒其深意是什么？这样颠倒之后影响不影响黑格尔的原意？因为这样的区别如今不少拿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都未必发现，有些甚至搞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未必能搞清楚。他，一个底子只是哲学系本科毕业，毕业后又未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竟独自发现了这种区别，能提出这些问题，是多么的不容易！由此不难看出，他平时读书之认真细致和总是把读书与思考、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科学态度。

陈大钧同志深爱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在这方面他下过大功夫，认真读了不少典籍。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之学，其笃信、虔诚的态度恐怕很少有人能企及。尽管可能由于我对此涉猎不多，又是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他的一些做法也不全理解。但他那种真学实修带有普遍意义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为此，他非常注意高标准地严格要求自己，总是紧密联系自己的生活实践自觉进行道德修养。如这本文集中收录的生动记录下来的他自己“独处暗室而不欺心”的真实过程——如2006年1月12日、18日、19日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专门找自己的不是，只管改自己的不是，最容易进步”，“纵使天下人负我，我绝不负天下人”和他在《反思恶口问题》记载自己与妻子一段谈话后的反省过程：“在社会上说话办事不能满足于出自本心，发乎善心，还要有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角色意识。在家庭与亲属之间也是如此。”他在这方面自觉性多强，境界多高，又是多么的细致入微！——也许很少有人能相信社会上还有心灵如此纯洁、高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首先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讲道德的、大写的“人”，这始终是大钧和我共同坚持的原则。

大钧既无显赫的权势，也无响亮的名声，更无多余的钱财。他只是我国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这是一颗伟大的灵魂，他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人品和一心只想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感人精神。这些足以赢得包括作为他老师和挚友的我在内一切认识、了解他的同志由衷的尊重和崇敬，也足以使那些权位再高、钱财再多、名声再大却志趣低下、心灵污浊的人汗颜！

读读他的文集吧！尽管它不是什么专著，也并不系统，但你读了之后必定会有一种听圣贤发自肺腑的声音的感觉，一种神圣感会油然而生。它定能使你扩大视野、增长知识、净化灵魂、深化思想，从多方面得到启发，受到教益。特别是使你在应该怎么做人、人生的道路应当怎么走、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幸福等每个人都必须时时面对的这些重大问题上获得有益的启示。它必定会使你进一步明确人生的方向，同时从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

苍天无眼，竟让大钧这样好的同志英年早逝。不然，他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现在正是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大展拳脚，报效祖国的大好时光。我毫不怀疑，老天如能假他以时日，他一定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一些他的许多同龄知识分子做不出来的业绩的！

在动手写这篇序言之前，我把准备付印的大钧文集的清样浏览了一遍，发现其中还有查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思想，与我合作为《求是》写文章作准备的记载。记得在他去世之后，我曾向他夫人和他的几位同学表示过，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仍以我与他两人的名义发表。而且办完丧事后，他的儿子也把他已找出但还不多的一点资料转给了我。这些资料至今仍在我的案头。但两年来由于杂事缠身，身不由己，也由于写这样的文章要查的文献太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任务也太重，作为一名学者我又不愿意瞎凑合、敷衍塞责，尤其是这篇文章发表还准备署挚友陈大钧的名字，至今还未能找到一大段时间集中精力来做。时至今日，离约稿已过去近三年，即便做出来，《求是》也未必能发表了。想起这件事来，不仅深感有负《求是》周溯源先生的信赖与约稿，对已故的大钧更觉无比的歉疚，甚至是一种罪感。

大钧的亲人与同学请我为大钧的文集作序，我先是去台湾讲学，接着又身体欠佳。如今在赴美前的春节期间把大钧的文稿拜读了一番，赶出了这篇文字，通过与他交往的历程与感受，既是向未来的读者介绍大钧的为人、精神，也算是我对大钧的一种缅怀吧！

2008年2月

于北京富润家园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