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队长传奇

杨队长传奇

“胡整！”这是乡亲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不过我们生产队的人认为，这场运动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罢了杨队长的官。

他的全名叫杨国印，是个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物。听老辈人说，国印十四岁的时候没了父母，家里一贫如洗，他走投无路，就到国民党队伍当上了兵。因为身强力壮，能说会道，据说还混得不错。当兵几年以后回过一趟家，腰里挂着盒子枪，在小镇上引起过一阵轰动。后来一走又是好几年没有音信，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得了天下。在这几年之中，国印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先是参加起义进了解放军的队伍，在解放战争中打了一些仗，解放战争胜利以后又换了一次军装，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道理说他完全可以在外边混个不错的官饭吃吃，不必再回这无亲少故的故乡来务农，可他还是回来了。不过这次跟他一块回来的，还有一个很有派头的女人，天津口音很重。

在我的记忆里，杨国印是我们生产队的第一任队长，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个队长。

行伍出身的杨国印在他长达十几年的任期里，政治态度是很强硬的。当时的生产队长权力很大，生产上一年四季的耕种要管，收藏要管，生活上全队二三百口人的吃喝穿戴要管，各家各户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等大事，也要由队长参与组织或主持，所以一般的生产队长都是农村最神气的人物。但是，纯粹在本乡本土长大的队长，一般都不敢太过分，说话做事都知道必须照顾街坊邻里、长幼尊卑等村镇上特有的社会关系，在上级政策与乡里乡亲之间，也就是扮演个协调者的角色。一些脑筋灵活的队长更会耍手腕，得罪人的事情，能顶就顶，不能顶就拖，拖不下去就勉强做些样子给上边看看，还不一定亲自出面做恶人。杨队长对这一套全然不懂。上头说句话，他在队上就得打个雷，下场雨。

大炼钢铁时代，他在本镇率先命令本队社员砍树木、收废铁、修高炉，钢铁没炼成，把三四亩大的一块耕地都烧毁了。吃“共产主义大食堂”的时候，他又带领本队冲锋在前，挨家挨户收缴粮食，推翻小灶，因此他治下的百姓挨饿的时间也就最长。“上头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针）！”“纯粹是个生红砖！”这是群众背后议论他的时候说得最客气的话了。

群众对他的另一个意见，是他不会弄虚作假。大家都说五队队长最会来事儿。据说他们队上的耕地面积就隐瞒了不少，每年上报产量的时候，还打了不少折扣。所以社员们实际分到的粮食总是比公开账面上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杨国印就没有这两下子。“胳膊肘不会向里拐，那还叫人？”这是群众骂他的主要理由。

不过，在一般社员看来，这些毛病还不是最招人痛恨的；他最伤人的毛病是喝酒和骂人。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国印的脸经常是红的，那是喝完了酒以后的明显表征。他一喝就醉，一旦醉得较深，就要骂人。骂人的语言非常粗野，骂人的场合不加选择，骂起来又没完没了，所以，在若干年内，杨队长的骂人声，实在是一种不小的污染。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们队上的另一个党员，住在我家斜对面的一个妇女，据说是告了杨队长的黑状，惹恼了杨队长。他就搬了个椅子，坐在我家的东山墙下，面对着那家的院子，整整骂了三天。这一次我仔细观察了他骂人的风范，先坐在那里慢慢开始，骂一骂，停一停，骂着骂着来了情绪，跳将起来，边蹦边骂。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富有污辱性。骂到后来，干脆脱了上衣，光着膀子；甚至脱下裤子，只穿一条裤衩。骂的范围，从这妇女本人，上溯她的先人，下及她的媳妇、闺女、儿子、孙子。虽然他没有点名，但邻居们全能听出骂的是谁。当时那个妇女的两个儿子已经不小了，但没见他们出来反抗一句，可见杨队长有多么厉害。

杨队长一般不下地干活，但是，在集体大田里干活的男女老少，往往要一边干活一边留意那条直通镇上的大路，杨队长的身影一进入视线，人们就紧张起来，互相提醒：“快干，杨队长来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么霸气的一个人，竟在一夜之间倒了台。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开会回来，压低声音对全家说：“公社来了两个红卫兵，发动大家揭发杨国印的罪行。大家都不敢说话，后来红卫兵就让群众投票，开会的有50多人，只有两三票是选他继续当队长的。红卫兵当场宣布罢了他的官。”

事后又听别人说，公社的红卫兵其实是我们队上的几个年轻人暗地里请来的。为了保证不让杨国印东山再起，这几个年轻人还代表公社革委会到他女人的老家去了一趟，查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女人原先的丈夫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官，与杨国印是上下级兼朋友关系，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阵亡前把自己的女人托付给了杨国印。后来，杨国印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复员返乡，绕道天津找到了这个女人，把她带了回来。共产党员娶了国民党的官太太，这一点决定了杨国印以后的政治命运。他被罢官以后，一直没有再被起用。

依我看杨国印并不是一团漆黑。在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时间，他为大家跑前跑后，肯定是有贡献的，只可惜那个时候的政策与群众利益不尽一致，他越积极，积怨越多；加之他脾气粗暴，不讲方法，所以就更容易得罪人，尤其得罪了不那么好驯服的年轻人，所以下场就不可能太好。我记得，他对那些真正老老实实干活的庄稼人，还是很尊重的。

他在无意之间还做了—件好事：50年代末，一对从北方逃荒过来的夫妇实在饿急了，情愿把自己带的一个女儿卖给别人，价格是一锅馒头两升小麦。杨国印见自己的女人一直不会生养，就超额满足了这对夫妇的要求，收养了这个女儿，并一直视为掌上明珠，将她养大，择婿嫁人。在杨国印寂寞的晚年，此女颇孝顺，把他老两口一一养老送终。他的这点善行，也算得到了好报。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2月21日，署名顾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