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都行的方法论

怎么都行的方法论

“实用的智慧”注重实际效果,同时也就必然要求人们注重促成实际效果的方法或手段。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表达的便是对方法或手段的尊重;但这种条件性的假设并不具有“反之亦然”的蕴涵,换言之,器利之后并不必然能够保证获得事善的效果,所谓“藏器待时”、“藏器误时”,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可叹局面,便是很好的明证。

对于实用的美国人而言,方法或手段是蕴涵在目的与效果之中,从而为目的与效果服务的,为了实现特定目的产生特定效果,人们必须具备对多种不同的方法或手段加以充分认识的能力,在最终的目的与效果面前,不同的方法或手段从理论上讲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的“特拉乌托”号潜水艇奉命运载当时急需的药品前往科雷希多,为了使更多的药品装舱,士兵们把潜水艇上装备的鱼雷以及其他所有非应急的装备悉数拆卸掉。

潜水艇的目的地科雷希多当时正处于占据巴坦岛的日军炮火攻击区域内,卸完药品后为尽快撤离这一危险地区,急需要重沙石压舱以使潜水艇尽快入水,但为了避免遭受日军的炮火袭击,士兵们又不能公开上岸找沙袋。在这种形势下,一个陆军士官智路旁开,提出了这样一个绝妙的方案:用货币代替沙袋压舱。于是,以菲律宾政府为首,银行、矿山、居民们拿出了大约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金棒作为压舱之物装上了潜水艇,使之顺利下水并成功地逃离了日军炮火封锁区。

这位美国陆军士官无意中实际上打破了两个神话:潜水艇下水只能有赖于重沙石或沙袋,这是常规思维方式所制造的神话,此其一;其二,货币尤其金棒具有不可侵犯地位的神话(只要想一想“新政”时期废除金本位的举措所遭到的激烈抨击,就能知道这后一种神话对人们的箝制力量)。在思想和行为的过程中,任何已然的神话或偏见都可能是致命的障碍,而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促成某种效果,尤其需要人们排除这些障碍,并且运用不同的方法或手段进行试验。在美国人那里,效果是至上的,方法或手段的重要性根本而言源自效果的至上性。

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对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有着独特的美国化见识。他深感科学沙文主义者设定普遍标准和唯一规范所导致的危害,因而极力反对一元主义的方法论,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认为只要能够促成科学进步的效果,“怎样都行”(Anything goes)。费耶阿本德指出:

显然,固定方法的观念或者固定理性理论的观念,是建立在一种极其朴素的人及其社会环境的观念之上的。那些注视历史所提供的丰富材料的人,那些不愿为了满足低下的本能、为了满足从明晰性、精确性、客观性和真理中获得理智安宁这种欲望而把史料弄得枯燥乏味的人,将会明白,只有一条原理可以在所有情况和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上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3]

一元主义方法论者设定,实现特定目的存在着唯一的方法或手段,并且这种方法或手段是最好的。与此相比,“怎么都行”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则强调方法或手段的多样性,强调不同的方法或手段具有同等的价值———只要这些方法或手段能够促成同样的实际效果。因此,注重实际效果同注重方法手段必然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表面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却是:对多种方法或手段的注重恰恰同时导致了方法或手段之重要性的削弱。实现某种目的之所以要注重多种方法或手段,正是由于各种方法或手段本身都是有其局限性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目的或效果好比彼岸,方法或手段则是通达彼岸的桥梁,独木桥是一元论方法论者认定的通达之路,一旦桥梁多了,每座桥梁对于通达彼岸而言都是好的,或者说,每座桥梁都有其局限性。

为了达到目的,需要有建造多种桥梁的能力,反过来看,一旦效果产生,则同样需要有“过河拆桥”的本领。在南北战争时期,林肯的陆军部长斯坦顿抱怨一个少将满嘴骂人的脏话,林肯便建议斯坦顿采取以牙还牙的姿态,写封尖刻的信将那位少将痛骂一顿。于是,斯坦顿立刻写了封措词强烈的信,然后交给总统看。“对!”林肯赞许道,“就要这样,好好克他一顿!真写绝了,斯坦顿。”然而,当斯坦顿把信塞进信封时,总统却拦住了他:“这封信你打算怎么处理?”斯坦顿颇感意外,答道:“寄出去呀。”总统立刻大声叫道:“扯淡!这封信不能发,把它扔进炉子。凡是生气时写的信,我都是这么处理的。这封信写得好,在写信时你已经解了气,现在感觉好多了。这样吧,烧掉它,重新写一封。”

初看起来,林肯总统的做法似乎是要斯坦顿“阿Q一回”,纸上谈兵,总不免有自欺欺人的嫌疑。但细究下去,这种做法并不见得就是一种无用的热情更不是一种无效的劳作。心病需以心疗;林肯把反斥他人的目的定位于自己的解气而不是他人的受害,表明方法或手段对于某种效果而言是有五十步和一百步差别的,既然“纸上谈兵”已经实现了释放潜意识中怨气的效果,那么过河拆桥也就势在必行。可见,效果是至上的,方法或手段由于这种至上性而获得了自身的重要性,而一旦效果实现,方法或手段则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