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目的的策略

通达目的的策略

欲速则不达,是一条充满辩证意味的公理,表达了方法或手段同目的或效果之间的微妙关系。从效果至上的原则来看,“速”与“不速”只是心理活动的参数,唯有“达”才是重要的,因此,效果至上就不仅蕴涵着对不同方法或手段的判别选择,而且蕴涵着对同一种方法或手段的不同运用。为了达到最终目的,有时不妨放慢推进的进程,以时间来换取问题的最终解决,是效果至上论者考虑问题的一个经常性角度。

如所周知,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往往保持着非常尴尬的关系,尤其是在当选总统正式就任后心急火燎地提出一揽子法案、以期在任期的最初一百天中取得轰动效应时,国会往往对这些法案加以抵制和否决。因此,当国会在慢条斯理地掂量着总统的斤两时,总统千万不能对国会茫然无知。富兰克林·罗斯福受命危难之际,虽然顺利地展开了“新政”举措,但他所提出的改组最高法院的提案却未能得到国会的通过,从而多多少少损害了罗斯福本人的形象与威信。

相比之下,林登·约翰逊则从前车之鉴中大有所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国会的脾性作了几十年的有意识把握。1964年,约翰逊在竞选中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共和党候选人戈特华特,当选总统之后,约翰逊并没有直奔“百日创举”,而是选择了在国会议员们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时才把各个法案送到国会去的明智做法。约翰逊解释道:“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就很舒服。但是倘若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酒一饮而尽,那你就麻烦了。我计划每次斟一口,以便好好享受一番。”

约翰逊的这种“缓兵”享受策略确实是不要太舒服! 1965年10月23日,当美国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休会时,国会已经批准通过了总统所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而被否决的只有两件!

欲速则不达的辩证哲理,实际上提出了目的的现实化原则。按照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自我同本我是相互分离的,人的各种目的根源于本我的无意识冲动之中,因为只有本我的无意识冲动方可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无意识冲动。

然而,弗洛伊德把本我的无意识冲动或元意识冲动同现实生活条件的关联加以彻底割裂,使之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状态,成为一种幻想性的冲动,它完全撇开现实条件、常识和逻辑,直至撇开个人的现实利益。因此,当种种无意识冲动在高度组织化和社会化的现实生活条件中屡屡受挫时,与其说是现实生活条件限制和压抑了这些无意识冲动,不如说是这些冲动本身在现实生活条件中缺乏实现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把做梦看作是本我的无意识冲动所采取的现实化行为;相反,包括杜威和马斯洛在内的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思想家们则提出了另一种人的目的的现实化原则,即积极主动地使自己的动机或目标同现实生活条件相吻合,因而,现实性或可能性也就成为动机与目标的有机构成部分。这后一种现实化原则表达了人类控制自身的积极乐观态度,并且把人的无意识冲动和幻想性目标看作是人格病态或退化的症状,也就是说,梦境不可能是健康人格的最本质精髓的呈现。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马斯洛便曾对此现实化原则作了举例说明: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美国人总是希望有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的确是可能的事情,但他们很少奢望获得飞机或快艇,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离普通的美国人较远———尤其重要的是,由于飞机或快艇距离普通的美国人较远,以致于他们的无意识中都可能不存在获得它们的奢望了。

“实用的智慧”首要地要求人们在关注实际效果的同时,把动机和目标同现实生活条件加以密切关联。这是因为,目标一旦过高,超过了人的自身能力,即使竭尽全力也难于加以实现;而目标一旦过低,则又不可能充分发挥人的内在潜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特金森曾经做过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投环测验,即从人们投环时同投掷目标的距离远近中测度人的动机类型,测验结果表明,成就动机较高的人,往往同时能够充分考虑现实生活条件中的有利因素和困难障碍,从而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措施追求成功,这些人往往选择在中度距离投掷圆环;而成就动机较低的人,或者是希望自己有十分精确的把握,从而选择同投掷目标较近的位置投环,或者是试图拚一下,从而选择距离投掷目标较远的位置投环,后两种人的目标动机或抱负水平不是偏低就是偏高,都很难同现实生活条件正相契合。

同现实生活条件的关联使得目标并不完全等同于方向,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一心只想发大财的人就只有方向而没有目标,因为赚钱只是方向不是目标,只有当他挣完了世界上所有的钱后,他才可能停止赚钱。同样,在战争中,尸体的数目也只是战争的方向而不是战争的目标,因为只有在认定的敌人全都变成死尸后,战争才可能结束。因此,任何真正的目标都是同现实生活条件紧密相联的,唯有依据现实化原则制定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