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智慧

实践的智慧

人类的智慧一般地总是同相应的特定观照对象关联着。在这种意义上,智慧便可以依据观照对象的性质特征歧异而划分为理论的智慧和实践的智慧:凡以普遍永恒的不变存在作为观照对象的智慧就是理论的智慧,与此相对应,凡以特殊即时的变异存在作为观照对象的智慧就是实践的智慧。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这一深刻的划分^[1],亚氏认为,实践的智慧(phronesis)比起理论的智慧(episteme)来更能够成为人类理想目标的现实推动力量。因为正是这种实践的智慧要求人们在特定的具体的情境中不断地根据存在物的变迁来作出审慎的思考,要求人们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断地根据对象的衍化去作出完善的选择,以便达到至善至福的目的。这种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具体行为之中的思考与选择,所显示出来的正是实践的智慧。也正是由于这种智慧直接面对的是人们此时此地的现实生存状况,所以它才更加能够体现出作为特殊存在的人的本质力量。

理论的智慧则执著于寻求和制定不变的规律和永恒的准则,把人的思维活动和生命活动加以程式化和固定化,从而支配人类的科学认知活动甚至艺术创造活动。这种意义上的理论的智慧的依据是确定性的理想。正是根据这种理想,它往往幻想着能够通过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得到一种确定不移的真理及达到这种真理的固定程序,而人们遵循这种程序,便可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坚实土地。然而,这种一劳永逸的幻想最终成为不可能。它试图以确定性去澄清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殊不知,这种确定性本身尚待有人去澄清。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特别地反对理论与实践的这种抽象分离。杜威便认为,以手段上便利的方法替代科学抽象的方法,以智慧替代理性的时代已经到来。理论的智慧作为一种执著于确定性顽障的智慧,实质上已经不能成其为一种智慧,而至多只不过可以算作一种科学认识方法。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则应当是“由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具体暗示,依照眼前的需要和欠缺而发展、成熟,被用作特殊改造的目的与方法”,是“为对待新目的而以建设性方式使用的经验的暗示”^[2]。显然,杜威也是把智慧看作是对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作出的正确选择。在杜威那里,所谓“正确”就是“有效验”和“成功”,理论、观念和知识并不是固定的思想形态,而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不断克服障碍解决问题的工具,唯有有效地达到目的的理论、观念和知识才是真的。因之,真正称得上智慧的必然是一种实践的智慧。

实践的智慧破除了确定性的顽障而保留了它的梦想。在这种智慧所耕耘的土地上,真实地存在着欢悦与悲伤,荣誉与耻辱,成功与失败;这才是人类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场所,因为这里展示出的是希望。可能性的领域被打开了,确定性作为美好的梦想只在其被不断消解的过程中生根。

实践的智慧是一种关涉运动与变化的智慧,它既反映了存在物运动变化的固有属性,又反映出思维的灵活性。换言之,实践的智慧所关联着的存在物的变化,同时为这种智慧本身的张弛屈伸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性。中国的哲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这种屈伸,应该被理解为首先不是一种生理上的躯体的屈伸,而是一种屈伸的运思和智慧的张弛。大和小是事物存在的固有的属性,它们标明了存在物朝着不同方向变化发展的相对可能性,放大与缩微相应地也便成为实践的智慧的基本功能之二。这也就是说,实践的智慧不可能执著于它所观照的存在物的固定性状特征,而总是把运思的触角向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不断地伸展,从而改变着存在物的原有呈现形态,使世界展开其别有一番的面貌。

这种过程,实际上是实践的智慧对于它所面对的存在物的再加工过程。在这种再加工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对象原有性状的否定便成为对于实践的智慧本身的肯定。同时,这种否定也由于其本身的创造性特征而成为善的否定。从此,对象不再是决定人们认识的最终因素,更不可能是决定人们现实行为的唯一原因,毋宁说,它的功用在于启思。只有在这种理解活动中,历史和物理才挣脱机械论的镣铐而成为历史学与物理学;人类才不再被捆绑于狭隘理性的十字架。而承担起解放责任,作为人类精神之剑的,正是实践的智慧,它替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充满着活泼、灵动的智慧的可能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