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的人生

自传:放大的人生

如上所述,放大是一种空间性的智慧,而人对空间的感知,首先是一种视觉上的感知。

其实这种视觉中心论正是西方思想的一个主要传统。亚里士多德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认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6]

人类最重要的思维运算能力,首先直接来自于人们对世界的知觉,其中视觉又是最主要的感觉系统,它促进并重要地构成了人的认识过程。但是人们除了具有承担视觉任务的生理上的眼睛之外,还具有另外一双眼睛———“心灵的眼睛”。心灵的眼睛洞察事物,返照自身。但是人们要使这双心灵的眼睛睁开,就必须学会思考,学会真正地观察他所面对的世界。阿那克萨戈拉在其留下的著作残篇中就曾说过:“可见的东西使我们的眼睛对不可见的东西睁开了。”^[7]这里所指的眼睛就是心灵的眼睛,它所观照的对象是现象背后的东西,是不可见的东西。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人的概念脱离了知觉,导致“思维只是在抽象的世界中运动,从而使得眼睛退化为纯粹是度量和辨别的工具”^[8]。

因此,如同人的语言智能并非完全依赖口耳渠道而可以在聋哑人身上发展起来一样,人对于空间的感知能力也可以在被剥夺了视觉交流模式的某一个体身上发展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并不是一块被动接受物象的明镜。即使在所谓标准的观察活动中,“视觉形象永远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把握到的形象是含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②。视觉的创造性,造成了具象和意象的区别:具象是对象本身的表象,是客体滞留于记忆之中或想象之中的表象痕迹,因而是经验性的;意象则是某种心象,甚至可以是与客体完全无关的主观幻象,根本而言,人的感知活动中并没有纯粹的具象,而只有主观性成份或多或少的意象。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人在把握对象世界过程中的自觉的创造性和相对性。

在这种意义上,自传就是兼作文学作品和时代档案的一种意象性文本。自传作品一旦产生,它所观照的对象就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历史性时代性必然会融于作品之中,而读者在阅读作品之时所读到的也不仅仅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而是参加进作者的创作中去,从而将理解扩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之中。这正是自传作品曾经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原因所在。古罗马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忏悔录》、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和稍后的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诗与真》及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加缪的《堕落》都是些对于时代影响深远的自传作品。卢梭在他那本影响了数代人,开启新风尚的作品的开头写道:“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9]

但是卢梭的预言并未成为现实,尽管人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与卢梭所指的有所不同,但是传记本身作为一种作品的形式风靡一时,尤其在美国,就具有一种新的意义。这些自传既是一段历史的记录,同时又以小说的形式表述出作者的意图。作为历史,它是对人生经历的描述,对时代特征的描绘;作为小说,自传又充满了创造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门想象性的艺术。哈默博士在其自传的序言中说:“在这篇自传里,我打算向你们讲述我一生中经历过的多种多样的事,但我必须说明,我更关心的是整个经历的涵义,而不是构成这个自传的多个事件的本身。”^[10]显然,任何传记都不可能是表面生活、微末琐事和趣闻轶事的记述汇编,传记的目的在于揭示传记作者生活的内在涵义,并把这种内在涵义同传记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时代精神相勾连。也就是说,传记作者们在描述传主的个人生活经历的同时,不可能仅仅停留于对传主生活中的感性材料作机械复制式的描摹,而总是按照社会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文化逻辑或道德准则来塑造个体形象。这其实体现了一般写作的意义(尤其是文学作品),尽管人们可以从作品中找到“不在”的东西,从而消除作品中存在于历史性之中的神话性语言的权势,并暂时赢得承担可能性职责的机遇。但这种消除与赢得最终是暂时性的,它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即权势性,从而又返回到意义的稳定性中去。

作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于个体形象加以装饰打扮而表达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这样,读者在阅读和接受的空间中,也就能够透过自传这一“放大的孔”把握时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实质,并将自己的经验放入这种“创作性阅读”之中,使自己与整个社会保持默契。

自传的发达无疑在今天已经构成了美国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美国人眼中,自我作传并非特殊阶层的特许权利,而是人人都可为之的一项民主化事业。撰写自传可以请他人“捉刀”,在客观上更是大大促进了自传的普遍迅猛发展。在美国,几乎每隔一小段时间就有一本新的自传摆上书架,从而在社会中也就会增添一个人所共知的角色类型。这种通过文字的直接交流成为美国社会注重流通、转换的一个代表。正因如此,有许多经典的传记才总是一版再版,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就曾再版超过一百次,创下了自传体小说的最高世界记录。可以说,通过撰写自传来表现民主平等的思想也是一条最为便捷的智慧之路。自传中所描述的是作为个体的“我”,但在“我”的背后读者看到的是“你”与“他”,从而是一个放大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于“我”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否定“你”与“他”,恰恰相反,只有在肯定“你”与“他”的前提之下,“我”的肯定才有可能。所以自传中的个体是社会化了的个体,自传对于几乎所有阶层的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美国舞蹈家邓肯在其自传中说:“无论男女,只要愿意如实地写出自己的生活,都可以写成一部杰作。”^[11]哲学家和诗人、运动员和演员、政治家和囚犯、教徒和黑人、移民和印第安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成为一部传记的传主。各种传记所确定的种种角色,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传主自身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鉴赏能力和职业等级之间的差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人威廉·迪安·豪厄尔斯把自传称作“文学共和国里最民主的一个省。”由于这种特性,美国人还特别地把现代意义上的“自传”这一新文体的专利权夺到自己人手中,在他们看来,富兰克林的《回忆录》同卢梭的《忏悔录》一样开创了自传的一代先河。而这种“专利”所表明的不是它的形式的意义,相反,它恰恰表示了对“专利”形式的否定,它所承担的是开启每一个个人的心灵的职责。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荣的事。

自传作为一种放大的智慧路数,不仅在于它具备了“纳须弥于芥子”的包容特性(即把时代精神的精华溶合于自身之中),而且在于它的巨大的整合功能。现实生活之中任何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性格都不是完整连贯而是前后矛盾的。自传则通过其特殊的文学形式,对人物进行创造性的再加工,使得人物性格丰富而多层面,同时又不失其连贯性与完整性,把各种事件溶合于一个总的背景之中。这样的形式,不仅使读者易于接受,同时又为读者自己的“创作性阅读”留下了余地。在自传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可能性。与此同时,透过自传尽览社会风貌的作传主旨,也使自传成为个体经验与社会整体经验相整合的一条途径。这正是“放大”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