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收藏

智慧的收藏

人类对于收藏的天然爱好也是实践的智慧放大功力的表征。物以稀为贵,天下唯奇货才可居之,“收藏”这项特别事业最初便是起步于人们对于稀有珍异事物的强烈兴趣与积聚和占有欲望。这种积聚与占有后来很容易发展转变为揽尽天下某一类别事物的一种总体化心理,客观上也有助于人们去不断探索新的事物,有助于推动人们对形形色色的事物进行甄别爬梳。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大至汽车、火车,甚至结构复杂的飞行器,小到图片、玩偶,甚至只在方寸之间的邮票,贵重如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古玩字画,低劣像一文不值的破鞋烂衫、废旧牙刷,都可以发展成为人们竞相收藏的各类对象。物品本身愈是珍奇稀有,它作为藏品的收藏价值似乎就愈大,两者之间仿佛天然地存在着一种不可割舍的内在关联。这也正是吸引着全世界无数收藏爱好者,使他们为之如醉如痴的原因。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收藏总是以分类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依据的。世界原本就是纷乱杂多、混沌无序的,世界只有在人的面前(或者说只有人的世界)才可能是有序的。世界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化历程,同时就包含着人们借助思维和语言对事物进行条分缕析的分类实践活动。比利时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里戈金在和他的学生斯唐热所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说道:“人们对自然的看法正在经历着一个向着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发展的根本变化。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并没有减缓科学的前进,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结构的产生,这些新的概念结构正是我们今天认识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所必需的。”^[13]他们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概念也正是分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而收藏这项事业也是遵循着同样的分类原则及程序的。以纸质品的收藏为例:人们首先要从千差万别的事物中确定纸以及纸质品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性,尔后再根据纸质品的不同形态进行分类,区分出不同质地和用途的邮票、火花、明信片、商标、参观券、粮油票、纸币等等,以便根据不同的形态及藏主的兴趣进行专项收藏。即便是同一形态的纸质品,如邮票,仍可以依据历史年代的时间先后顺序作纵向上的进一步分类,或者依据国别类别的差异作横向上的进一步甄别,亦可依据花木鸟兽等邮票的具体图案的不同进行归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生前共收集了125万枚世界各国的邮票,堪称是无穷的分类法所创下的一个纪录。

美国人热衷于收集,正是他们的放大智慧的体现。因为分类法则本质而言就是智慧的扩张和放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类的先民通过生活经验的长期积累和归纳总结,创制出形形色色的概念,并以这些概念去命名千差万别的事物。后人所要做的,无非是应用这些概念进行演绎,“引而申之,以究万源。”当获得一枚中国邮票时,人们似乎是很自然地触类旁通到其他国家其他类别的邮票,如此这般的普遍程序表明,收藏所遵循的分类法不只是一种归纳的方法,也是一种类推的方法,类推正是人类智慧的扩张与放大。

毋庸置疑,分类方法要得以进行,就必须有一个先在的尺度,事物只有依据这一尺度才能被限定。这个尺度便是概念,概念是分类方法的灵魂,因为对于类概念的理解必须以对语言概念本身的理解为前提。人类对于对象的理解是来自于直接性的原初经验的综合,而这一综合过程并非简单地受制于对象本身,而是给语言的自由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不是对象选择了语言,而是语言选择了对象。那么这种概念作为分类方法的灵魂,它的自由不是表现在它脱离具体事物而作神话般地游荡之中,而恰恰是表现在它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又不失其自身的充分领地之中。卡西尔说过:“当外部世界不单单是被观察、被观照,而以单纯的直接性征服了人,使其全身充满了恐惧或希冀、惊恐或希望等情绪时:这时,就在这时,电弧击穿介质,主客体之间的张力得以释放,与此同时,主体的兴奋情状客观化,变为神或怪迎面出现在心智的眼前。”^[14]在这里,卡西尔强调了语言概念的自由性,而这也正是分类方法的内在精神。收藏活动直接面对这种内在的自由精神,也是人类智慧的一面镜子。

物以稀为贵,似乎是收藏业的永恒主题。美国有一位名叫伦纳德的脚病医生,专以收藏旧鞋并判断鞋主的脚病著称。25年间,他共收藏了两百双以上的名人旧鞋。伦纳德曾遇见美国总统约翰逊,开玩笑地说:“阁下成为美国总统,就等于是穿上了一双巨型的皮鞋。”约翰逊总统回答道:“你可以写信给我,让我送你这双鞋。”在此之后,伦纳德医生真的写信去要鞋,约翰逊总统也真的寄来了他的一双旧鞋。经伦纳德判断,约翰逊总统的第五只脚趾生有鸡眼。

既然诸如旧鞋之类的粗劣物品也能够成为人们乐此不疲的收藏对象,那就说明,收藏的首要诱因或催生素并不是物品的珍贵,而恰恰是制造物品的珍贵;把低劣粗糙的物品制造成珍奇稀有的藏品,同时也就使得收藏业成为人类智慧运作的一个自律领域。在分类法基础上的演绎、放大与扩张,就是这一自律领域起支配性作用的无处不在的文化逻辑。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名叫施维雅的中年妇女,专门收藏1910年至1940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德国塞尔查牌矿泉水瓶。由于生产厂家早已停止了生产,她所收藏的这些矿泉水瓶也就显得特别珍贵。但是,在她收集到塞尔查矿泉水瓶之后,并没有就此囤积居奇,而是利用这些矿泉水瓶注入饮用水卖给客户,尔后如数收回瓶子。此举使其生意相当红火。

美国两位啤酒罐的收藏家也是同样标新立异:纽约州的马斯伯士用他所收藏的啤酒罐制造出一架大钢琴,展示后引起参观者的巨大反响。另一位名叫鲍勃·毕晓普的收藏家耗用11672个旧啤酒罐制造出一架微型喷气式飞机,飞机长约4米,翼展长约6米,总重量不到两百公斤,人们最初以为这架喷气式飞机仅仅是个专供赏鉴的摆设而已,不料毕晓普却真的使这架啤酒罐飞机飞上蓝天并进行了特技飞行表演。

与罗斯福总统成为著名的邮票收藏家相比较,上述这些以旧鞋废瓶罐为收藏主题的美国人更能够代表一般美国人的智慧理路。这不仅是因为总统成为邮票收藏家比起平民百姓成为总统来要容易得多(这种比较依据的也是“物以稀为贵”原理的杠杆作用),而且因为,这些旧鞋废瓶罐的收藏家们不是让自己的思维止步于“金屋藏废旧”,他们废旧利用,充分发掘出藏品的工具效能和使用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双重放大智慧的过程: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一只塞尔查矿泉水瓶而生收藏之心,已是智慧的演绎、放大与扩张;另一方面,对藏品收且用之,更是把美国人的实践的智慧集中凸现和放大出来。

收藏品本身自创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它在纵向上消弭了历史年代的时间间距,并在横向上超越了主题类别的差异。收藏品首先是一种物品,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区人们创造性智慧的积淀,收藏天然地就是对智慧的收藏,也就是对整个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积淀成果的收藏。这种智慧的收藏活动不仅能够施及于作为积淀成果的物品,而且能够施及于作为创造主体和积淀主体的人。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对世界各地的移民涌向美国持宽容并蓄的平和心态,也正是由于移民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收藏人类智慧的社会运动。

博览型智慧和收藏型智慧是一种具有辐射结构和功能的智力投射活动,这种活动解放了主体的意向性,从而实现了人类思维从线性思维模式向空间思维模式的深刻转换。线性模式是时间的固有特性,传统农业文明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期性规则运作演变,本质上就是一种时间型的文明,而商业文明由于强调市场和交换,则成为一种典型的重视空间的文明形态。在线性思维模式和空间思维模式之间作出划分,并不意味着两种思维模式是完全抵牾、格格不入的,后文的论述将表明,现代社会取得制胜地位的思维模式既不是单纯线性的,也不是纯粹的空间模式,而是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的一体化的思维模式。

收藏品本身是器物,但在它作为被分类收藏、被充分审视甚至利用的藏品之时,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件件摆在眼前的实在之物,而是由此通达的整个世界。通过“器物”来通达世界,来体现自由的内在精神,正是美国人独特的智慧所在。

【注释】

[1]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91页。

[3]参见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2页。

[4]杜威:《明日之学校》,第224页。

[5]大卫·埃尔金德编:《皮亚杰六篇心理学研究论文》,傅统先译,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页。

[7]阿那克萨戈拉:《著作残篇》,载《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1961年版,第72页。

[8]②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引言。

[9][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10][美]阿芒·哈默:《哈默自传———历史的见证》,雷鸣夏译,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

[11][美]伊莎多拉·邓肯:《邓肯传》,朱立人、刘梦耋译,管震湖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2]参见[美]卡罗·卡尔金斯主编:《美国科学技术史话》,程毓征、王岱、孙云畴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13]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14][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