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模式

生活之杯:文化的模式

按照杜威“整体经验”的观点,经验不仅作为经验的事物,也作为经验的过程。模型也同样具有这种双重性特征,前面我们详尽地叙说了模型制作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特有智慧的绝妙展现,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像杜威对待经验一样,绝不能忽视模型本身作为客体的特性,即模型本身作为制成品其内在孕育着的美国智慧。

从模型的制成品特性来考察,一般存在着“物质模型”和“观念模型”这两种划分。比如,三维立体空间中的地球仪就是一种典型的物质模型,而二维平面空间中的地图则只能算作是一种观念模型。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模型设立与建构的起始过程,就会发现,任何一种模型都必须首先是一种观念模型。

本世纪60年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已经触及到了作为基本粒子的中子和介子层面,一般人的常识理解能力则最多停留在原子的水平上,而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却独出心裁,从存在着比中子和介子更小的基本粒子这一基本理论设想出发提出了夸克模型。所谓夸克完全是一种虚构,被假设为组成基本粒子、比基本粒子更小更基本的单元。人的肉眼或视觉难以通达的微观领域,恰恰是人的智慧运行的用武之地,这的确是一种既乖巧又大胆的设想。

盖尔曼提出了u、d、s三种存在形态的夸克模型设想,并根据自然界“正反相和”的普遍规律,进一步提出了与三种夸克完全对应和对立的ū、d、s三种反夸克。在夸克模型中,重子由三个夸克组成,介子则由一对正反夸克构成。因此,当科学家按照原子模型的构筑程序建立起夸克模型时,这种模型就首先是一种观念模型和智慧模型,其次才是智慧运思过程的物化。

人的缩微型智慧向微观领域的伸展过程是无限的,物质模型和观念模型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无限过程的中止和悬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过程又同时潜含着奇特的反面特征:物质模型的建立反倒妨碍了人的智慧的自由运行,因为物质的现实形态往往诱使人的视觉固执其上,从而牵连了其他感觉活动难以自由开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说某人在“定睛思考”,其实这种“定睛思考”并不是真正地把视觉聚焦于具体物之上。相反,全神贯注的思考活动往往是把视觉聚焦于一个盲点之上,从而逃避或排除了外界对感官的一切干扰,以利于人的心智运思天马行空,独步天下。

观念模型在社会形态和文明模式的精神探究活动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这也是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无形特性所决定的。美国学者罗姆尼提出了著名的“基因模式”,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人类文化的变革历程。基因本来就是科学探究模型化活动的产物,在此借指特定文化历史单元的起源和发展模式。罗姆尼依据多种类型文化的地理因素、历史因素以及现有的语言、建筑和人种学资料,对文化变革的结构作了广泛的研究。

基因实际上包容了有机体后来发展的全部信息。基因相连的宗族,即按照相关语言、共同体态和共同制度类型所确定的宗族,也就是在某天某个时候从小型原始群体和原始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基因单元”,同一“基因单元”的所有人不一定就是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祖先群体的后裔,因为当“基因单元”的人们同其他群体接触时,仍然有可能产生出新的生物混和体。显然,罗姆尼的基因模式对于理解美国人的智慧生长有着特别的意义,同样也颇有新意地点缀了美国智慧中最绮丽的内容。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经讲述过她与加利福尼亚的迪格尔印第安人首领拉蒙相谈的一段故事。拉蒙说:“一开始,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一只杯子,一只陶杯,从这只杯子里,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这位基督徒的首领提到昔日自己部落的饮食风俗、经济体制内的责任、村落式的延续、跳熊舞时的着魔状态时,竟然两手颤抖,声音嘶哑,因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而兴奋异常。然而,后来的听装罐头肉替代了他们往日的沙漠食物,原有的那些生活样式与意义消失了。拉蒙满怀伤感地说:“现在我们的杯子破碎了,没有了。”

这次谈话的遭遇给本尼迪克特以极大的启发。她仔细地品味拉蒙的“生活之杯”所盛满的内在文化蕴涵,发现这只上帝所赐的杯子构成了原始文化的总体框架,因而在她的人类学名著《文化模式》中,把拉蒙所说的“生活之杯”转译为“文化的构成形式”,这种“构成形式”是在带有普遍性的主导模式控制下整合而成的。

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3]

因此,本尼迪克特特别强调把文化当作大同小异的整体来加以考察。因为单纯列出所分析的文化的细微性征对解释文化是无所助益的,它只能以破碎支离的形式偏解文化社会的整体结构,而缺乏全面而彻底的文化研究的统测。

绝大多数的社会都有一种潜藏着的“主宰动机”支配着周而复始的人类状况,如对生老病死的不可逃避的恐惧,如吃穿住行的物质需要等等。本尼迪克特便从“文化的构成形式”这一观念模型出发,探讨了美洲大平原与西南部的文化差异。美洲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或豪饮或吸毒,或者通过割皮、断指、禁食等骇人听闻的自我折磨来突破感官所强加于人的限制,从而在幻觉中走上超越之路并通向智慧的殿堂,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动机。与此相反,美洲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则受阿波罗动机的主宰,强调通过节制和秩序之径抵达智慧的天堂。

显然,本尼迪克特的两种文化模式源自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思想,但她通过这两种观念模型的精致运用,“文化的构成形式”及其系列被最清晰地勾勒出来。因此,缩微型就决不是人类心智在巨量信息压迫下的无奈选择,而是人类智慧对原始的生活之流最切中的把握。缩微形式的观念模型继而就成为科学研究中最为标致的方法原则,同时也成为美国人现实生活中的深切感悟。缩微简直可以说是美国民族的智慧工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