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语的快感

造语的快感

既然象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种偶然性、任意性的关联,那么人们就可以随意地使用各种象征符号来指称事物,它可以如同顺手从随身带的工具箱中操起某种工具一样简便可行。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随意指称的结果与其说是造成了语言现象的混乱,不如说是精神能量的自由释放。

在人类的文化史中,可以说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其特有的象征符号的发展过程。因此,就文化学而言,象征符号具有其历史积淀的特性,继而具有着强劲的文化控制力。但是现实社会现实文化中的人,为了赢得文化创造的通畅途径,总是要赋予象征符号以新的意义或者是干脆创造一个或一套崭新的符号。这是人们在语言控制中对自由的攫取,也是对文化囚笼的一种本能突破。人类历史也正是在这种衔接与断裂的交互作用中产生、发展的,自然,人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同样的过程。

在美国,符号创造的途径之一就是“造语”,美国人在这种造语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自由与突破的真正涵义,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心理的过程,自然也是个文化创造的过程。

赫伯特·胡佛是一个倒霉的总统,他执政的时期恰好赶上了美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大萧条时代。因此胡佛总统在职期间备受美国公众的谴责,甚至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遇上了这样不景气的年代,胡佛确是有口难言,就连尼克松后来也说:“胡佛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总统。”

但不走运的胡佛偏偏又落在了极尽自由造语之能事的美国人的口中,结果自然是被嘲弄得一方痛快淋漓,一方落花流水了。美国人把“胡佛”这个名字当作一件破烂货发狠地往另一大堆垃圾中乱丢。于是,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就叫做“胡佛村”;失业者手里提着的装着破烂玩意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烂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称之为“胡佛车”;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裹身取暖所用的旧报纸,就叫做“胡佛毯子”;穷人的衣袋翻过来,一分钱也找不到,就称之为“胡佛旗”;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的野兔,就叫做“胡佛猪”。

美国人民这一系列的“胡佛”造语能够使他们内心抑郁已久的情绪宣泄出来,同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起了“安全阀”的作用。

就这些造语活动本身而言,它拆散了“胡佛”这一语词符号同胡佛这个人的一一对应关系,实际上是把“胡佛”加以“双关语化”:它既指胡佛以及胡佛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同时又与“可恶”、“该死”、“丑陋”、“破旧”等等贬义词等义。

由于文学创作本质而言是精神的一种自由创造,因此“双关语化”的语词创造活动在文学作品中更是经常性地出现。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其《推销员之死》中描述了巡回推销员威利·洛曼为错误的梦想而死的悲剧人生,打破了“人人可以成功”的美国神话。而小说主人公威利·洛曼(Lowman)的名字本身就暗示着他是属于社会低层的人物。同样,另一位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在其《兔子三部曲》中把主人公命名为哈里·安斯特罗姆(Harry Angstrom),也是一语双关。Angstrom是由丹麦字Angst(意为焦虑)派生而来,表明厄普代克受丹麦哲学家克尔凯廓尔思想的影响。厄普代克认为,只有这种双关语才能够最好地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和精神特征。

自由造语的快感并非唯一地在双关语中才能获得。但双关语却必然反映了造语的自由。因此,美语中大量双关语的存在就是美国人自由造语智慧的一个精致索引。

有一位名叫马米·马可罗的教师坚信树立自信心是每个学生取得成就的关键,于是对学生采取了一套独特的训导方法。他要求每个学生把锡罐带到班上来(锡罐can正是一个双关语,同时表示“能”),并且让学生在自己的锡罐上贴一个“眼睛”的图画(眼睛eye的英文发音与英文字母I相同,I即“我”),经过这种编码,每个锡罐竟然成为鼓励学生提高自信心的“我能”(I can)的象征,通过相关语的巧妙设置,这位老师把平常对学生教条的灌输变为形象的教育,自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而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