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报纸

中国古代报纸^[5]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特征

在古老的中国,报纸有许多名称,例如,“状”、“报”、“报状”、“状报”、“邸吏状”、“朝报”、“塘报”、“驿报”、“邸钞”、“阁钞”等。人们又习惯地把这些古代报纸,统称为“邸报”。于是,邸报成为与中国古代报纸基本上等同的概念了。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某一家报纸的专称,在历史上找不出一种以“邸报”或“朝报”为报头的报纸。

中国古代报纸——邸报,究竟有什么特征呢？

它经历了古老而漫长的道路。从唐代(有人说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其间,有时兴旺,有时冷落,却总是缓慢地发展着。

它的内容不同于今天的报纸。它刊登的是皇帝的谕旨、宫廷动态、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臣僚的奏章等。不仅没有专电、专文,甚至连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

它的形式也不同于今天的报纸。它只是一个材料又一个材料的抄录,没有专栏、标题,更没有消息、通讯、评论等不同的体裁。

它是由朝廷或其他官方机构发布的,而不是由报馆出版的。那时根本没有作为独立行业的报馆。

但是,总的说来,它不是官方文书,而是起着传播新闻作用的报纸。它刊载的材料,不是作为具有行政效力的法律和命令下达,而是让人看了能从中了解情况。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

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始于汉、始于唐两种。

认为始于汉的,主要根据有二：一是《汉书》、《西汉会要》等史书中,有关于“邸”的记载,从中推断出汉代可能有“邸报”；二是20世纪初,英国籍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地区挖掘、盗走一批汉简,其中有“边报”材料。

有人说,“邸报”始于汉的说法是戈公振提出来的。戈公振对中国新闻史作过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治学态度是严肃的,他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6]一书中提出：“汉有‘邸报’乎？”根据《西汉会要》的一条记载——“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和这条记载的注释——“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戈公振引申说：“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显然,这只是一种推论,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就在这部《中国报学史》中,他又笼统地说：“‘邸报’始于汉唐。”在1931年撰写的《新闻学》^[7]一书中,他进一步明确地说：“不过报的流行,到唐代才有确证。”

“邸报”始于汉的说法,在解放前较为流行。有人甚至写文章说“邸报是汉武帝时产生的”。但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却指出：有关汉代的史书上,只有关于“邸”的记载,而找不到关于“邸报”的记载,“邸报”一词到宋代才有；汉简中的“边报”材料,不过是当时上下级联系的“官文书”,算不上供别人阅读的报纸。

近年来,不少新闻史研究者倾向于“邸报”始于唐的说法。这种说法的证据较多,《旧唐书》上有“报状”一词,在一些唐人著作中多次出现“报”、“报状”、“条报”、“杂报”等词汇,如诗人、散文家杜牧在《与人论谏书》中说：“前数月见报,上披阁下谏疏,锡以币帛,僻左且远,莫知其故。”^[8]有些唐人著作还写了具体情节,如孙樵(孙可之）的《经纬集》中有一条关于“开元杂报”^[9]的记载,说他自己曾“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他起初以为这些材料记的是“朝廷近所行事”,后来有人告诉他,“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他便将这些材料与《开元录》核对,结果“条条可复”。尔后,他到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不同于“数十幅书”上的描写,进一步证实那不是当时的材料。因此,他把这“数十幅书”称为“开元杂报”。

孙樵关于“开元杂报”的记载,是中国新闻史书刊上常常引用的材料。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确有发布“邸报”的可能,因为要用它来报道朝廷的事情。同时,仔细分析这个材料,还可以看出,所谓“开元杂报”,指的是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741年）一些朝廷消息的汇集,不是报纸的名称,即不能加书名号；“开元杂报”是手抄的,不是印刷的,因为孙樵说他读后感慨系之,“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即孙樵将得到“数十幅书”的经过和他的读后感写在书帛的后面）。“开元杂报”的传播范围很小,孙樵在当时是颇有名气的人士,中进士后授中书舍人,他对“开元杂报”尚且如此珍视,一般人恐怕是难以见到的。此外,如果说孙樵看到的“条报朝廷事者”是报纸的话,那么,他到长安后才能看到,这也证明了当时报纸传播的范围确实狭小。

除了始于汉、始于唐两种说法以外,还有一些说法,如,有人说,《春秋》是新闻记事,先秦时代就有新闻事业；也有人说,商周之际已有新闻事业萌芽,诗歌、国语、国策都是“当时新闻之流亚”^[10]。这类说法,论据不足,难以成立。

三、中国古代报纸的发展

如前所述,汉代有“邸报”只是一种推论,但汉代确实有邸,也就是地方当局(郡国）的驻京办事处。办事处的官员(郡邸长丞）,同地方当局当然有联系,要互通信息。但没有材料能证实,这种联系和互通信息的工具就是报纸。

到唐代,地方当局(藩镇）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机构,称为上都邸务留后院,负责的官员称为上都邸务留后使,习惯上又通称为邸、邸吏(或邸官）。邸吏负责通报京城消息和呈递奏章。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上都邸务留后院改称上都进奏院,上都邸务留后使也相应地改称上都进奏院官。这些进奏官都编辑“进奏院状”(或“报状”）,与地方长官(节度使）通消息,内容是皇帝言行、朝廷政务、大臣奏章,以及官员的任免升降奖惩等事项。根据进奏院可称为邸、进奏官可称为邸吏的习惯,有些书刊上将“进奏院状”称为“邸吏状”,或称为唐代的“邸报”。

但据现有材料证明,“邸报”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人的著作中。尤袤的《全唐诗话》中有一则记载：“韩翊久家居。一日,夜将半,客扣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翊愕然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在宋代文献和宋人著作中,不仅有叙述“邸报”、“状报”内容与传递情况的记载,甚至还有读报的细节描写,例如,有一则记载说：某人“一日方进食,进奏院报至,且食且读,既而抵案恸哭,久之哭不止,复弹指骂詈久之……”^[11]

在我国古代报纸最为发达的宋代,有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第一,改组进奏院,统一发布“进奏院状报”。宋代初期像唐代一样,由地方当局(路、州、郡）在京城设进奏院,各自编辑“进奏院状报”。在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取消各地在京的进奏院,改组为中央一级的上都进奏院,成为朝廷的一个机构,进奏官也改由中央委派。这样一来,“进奏院状报”的性质也改变了,原来是各地了解中央和京城消息的工具,现在成了朝廷向各地发布消息的工具,具有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性质。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除诏令、奏章以外,还有宫廷和皇族生活情况、政治事务、战争情况等方面的材料。这些是北宋时的情形。到南宋,“进奏院状报”继续存在一个时期后,在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年至1194年）,由定期发布改为每日发布,从此被人们称为“朝报”。

第二,建立“定本”制度。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开始实行。办法是由进奏院将它所编好的报纸样本,送交枢密院审查(后改为门下省审查）,进奏院以审查通过的样本为标准本向地方发布,不能增删或改动。《宋史·刘奉世传》记载：“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熙宁三年,为公元1070年。）这则记载一方面说明报状要经过审查后才能传递给各地；另一方面说明邸吏抢先并冒充书信寄出,这就成了未经审查的非法报纸——“小报”。

第三,出现“小报”。这是一种未经审查、自行抄传的报纸,从南宋初年起就有了。当时人们把这种“小报”叫做“新闻”。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一书中说：“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种“小报”,流传较广,有很多读者,但也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为当权者所不容。担任过中书舍人、吏部尚书等官职的周麟之,向皇帝提出了“禁小报”的请求,他写道：“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如前日所谓召用旧臣,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竟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出,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召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12]这段文字,剔去作者的偏见,倒是一篇介绍“小报”的材料,既具体又生动,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小报”的内容、性质、消息来源与影响。

中国古代报纸在宋代是处于最发达的时期,到元代就大不一样了。在历史文献中,有关元代报纸的记载极少。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用了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载的一则有趣的社会新闻：“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以遭天谴,至于独焚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烧之事,亟告假而归。刺史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则家无患,乃知为误耳。”^[13]周密是宋末元初人,如果他所记载的事情确实发生在元初的话,那就可以这样说：第一,元初仍有“邸报”；第二,这种“邸报”也刊登社会新闻；第三,地位不很高的文人(扬州刺史的幕僚）也能看到这种“邸报”,因而它可能不是朝廷正式发布的,却有点像南宋的“小报”。元代究竟有没有正式官报,这还是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

在明、清两代,中国古代报纸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了发展。明代的“邸报”,是朝廷正式发布的,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同时还有报道军情的“塘报”和性质与南宋“小报”相类似的“朝报”。在明末,出现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可以用书名号标明的报纸——《京报》。它的内容来自“邸报”,但“邸报”是朝廷发布的,而《京报》则是民间报房经营的(当然要经官方同意）。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出刊过“牌报”,就是将消息、文告等材料写在木牌上,发往各地公之于众。

清代继续发布“邸报”,又称为“邸钞”、“阁钞”。因为这种报纸是由负责传递官方文书的提塘(官名）抄传,并经由驿站寄送的,人们又称为“塘报”、“驿报”。这种报纸的内容简单,基本上只有谕旨和奏章,又是手写抄传,阅读范围不大。咸丰元年(1851年）,张芾奏请刊刻“邸报”,竟被皇帝申斥为：“识见谬误,不知政体,可笑之至！”这项谕旨中还指出：“所有刊发钞报,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14]

在清代报纸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京报》,它的材料来自官方,由内廷特许报房刊行。它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宫门钞”,即宫廷消息,包括任免事项、政治事务等；二是“上谕”,即皇帝的诏旨、敕命等；三是“奏折”及其他公文、报告。清代后期,在《京报》继续刊行的同时,又创办了一批官报,其中有朝廷办的《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中央各部门办的,如《商务官报》、《学部官报》等；地方政府办的,如《北洋官报》、《南洋官报》、《湖北官报》、《安徽官报》等。这时,国内已创办近代报纸,有中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办的,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务报》、《国闻报》等,都办得很有声色。于是,出现了官报、《京报》、近代报纸三者并存的局面。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京报》和各种官报停刊,中国古代报纸便到了终点。

四、中国古代报纸的印刷与发行

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印刷报纸？这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清末民初人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说,“开元杂报”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用这个说法后,许多人作过考证,都作了否定的结论。其实,孙樵自己也说是写在“帛”(丝织品）上的。目前没有材料证明唐代存在印刷报纸。

宋代官办的“进奏院状报”,许多材料都说它是手写抄传的。但也不能断言没有刻印本,因为宋代刻印书籍较为普遍。也许发布时是手抄的,传出后便有人刻印了。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闰十一月,监察御史张戬上奏说：“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这里所说“印卖”的,当然是一种印刷物。

明代有印刷报纸,而且是活字排印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与公肃甥书》中写道：“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并是写本。”崇祯十一年为公元1638年。这里所指的邸报,实际上是《京报》,顾炎武是按习惯称呼写的。至于明代朝廷正式发布的“邸报”,清代朝廷正式发布的“邸钞”,则都是手写抄传的。

关于清代报纸的印刷情况,戈公振作过分析,他说：“嘉道间,报纸多木版印刷；咸同间,始多铅印,但印机甚陋,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报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然所用犹普通之印机也。”这里是指全国所有报纸而言,其中官办的和外国人办的,印刷质量较好；而由报房经营的《京报》,印刷质量则较差,长期用木刻活字,甚至用泥制活字排印,全是手工操作,到光绪末年才改用铅字。《京报》通常为日刊,封面用黄纸,“京报”二字用红色印,为宽三寸、长六寸的长方形,每期一册,少者五六页,多者几十页。

中国古代报纸的发行方式,基本上有三种：一是朝廷发布的“邸报”,除在京城的中央部门抄传外,通过水陆驿站向地方传递；二是非法报纸,办报人自行在都市出售,或在中央与地方官员中出售；三是明、清《京报》都由报房发售。

报房最早出现于明末,到清代有所发展,北京正阳门外曾经有十多家报房。《京报》从收集稿件、编辑、排印、发行都是由报房办理。清廷内阁每天发布“邸钞”或“官文书”,报房于中午或下午派人去抄录,当天排印,出版单张的、没有封皮的“宫门钞”,黄昏前后发行。晚上再排印谕旨、奏折,同“宫门钞”合订成一册《京报》,第二天发行。这样既争取了时间,又保持了内容的完整。不同报房发行的报纸都叫《京报》,材料来源相同,但取舍不同,因而售价不一。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二月一日起,各报房公议实行统一价格。时间性强的“宫门钞”的价格,甚至高于整本的《京报》。报房雇用一批送报人,每日给订户送报上门,同时零售。《京报》主要在北京发行,也有少量带到外地销售的,南方有的地方(如苏州）还翻印《京报》出售。一些近代报纸(如《申报》）时常转载《京报》的材料。

五、还应深入研究

中国是文明古国,东汉已能造纸,唐开元年间起有雕版印刷,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术。从这些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古代可能很早出现报纸,而且可能印刷得很好。但是,可能毕竟不等于现实,要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需要下工夫研究。中国古代报纸的产生和发展道路,它的历史作用,它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特点与经验,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报纸方面还存在不少困难,例如——

(1）缺少实物。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清代《京报》,明代《京报》就很难找到了。再往前,只能在古书中找旁证,作分析和推论,几乎没有实物。

(2）史籍中有关古代的报纸记载并不多,只是到唐代才有一些,宋代比较多,元代极少,明代也较多,清代则既有记载又有实物。

(3）在概念上理解不一。什么叫古代报纸？它的特征是什么？怎么区分古代报纸和“官文书”？古代报纸和近代报纸有何异同、有何关系？在这类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统一的意见。

最近几年,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有显著进展,在古代报纸研究方面有专著出版,文章也多起来了。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是我们全面地、系统地学习中国新闻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原载安徽《新闻刊大》,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