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报刊

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报刊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五年又九个月。在此期间,抗日救亡成为许多报刊的宣传中心,同时还创办了一批以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为使命的报刊。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推动着报刊的发展,而报刊宣传又引导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在我国新闻史上,这几年是报刊宣传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屡次挑起事端,已经引起中国舆论界的关注和抗议。如1931年6月和7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中村事件”和“万宝山惨案”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指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不可仅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希望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可寒贼胆,民族惨祸,必可避免”。《申报》也在时评中指出,“中村事件”中,“日人之故作超出事实以上之鼓吹与煽惑,完全以对我东北积极侵略为其背景”。

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柳条湖事件,大举进攻沈阳,全国为之震惊。9月19日北平《世界晚报》要闻版,20日《世界日报》要闻版,都以整版篇幅报道日本的侵略罪行。《世界日报》的标题是：《国难至矣,速起御侮！日军昨陷沈阳！》。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报道这一事件时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对事变作了报道,《申报》在时评中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时事新报》连续发表了十来篇社论,评述中日关系,反对日本侵略。《新闻报》也刊载了主张抗日的言论和报道。

显然,这里提到的一些报刊,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利益的,但在抗日问题上有一致的要求。这种要求,却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请愿要求抗日的时候,蒋介石要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大公报》主张“缓抗”。张季鸾应命发表了支持不抵抗政策的言论,引起了读者的强烈不满,大公报馆挨了炸弹,张季鸾自己也收到了装有子弹的邮包。但《大公报》毕竟是以“民办”面貌出现的,内部不乏主张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所以有些消息、通讯和评论,同张季鸾的评论文章的调子不尽相同。至于国民党的党办报刊,当然是在严密的控制下,口径一致地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解,但也不能全然无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怒涛,只得采取两面推挡的办法,一方面七折八扣地报道日本的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舆论,企图把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压下去。它们以“诉之国联”,“待公理之裁决”为宣传重点,掩盖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实质,尽力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剿共”,结果却反而激起人民群众的公愤,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曾经被群众捣毁过。

如果说,1931年9月开始出现抗日救亡宣传的一个高潮,那么,1932年1月淞沪抗战期间,便达到了这个高潮的顶峰。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奋起抵抗。上海新闻界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报刊除了出版专号、增刊、特刊和画刊进行宣传鼓动以外,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如募集捐款、开办伤兵医院、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难民等。

迅速开展起来的抗日救亡宣传,冲破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舆论沉寂局面,同时也使新闻界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史量才和《申报》的变化。

邹韬奋从1926年10月接编《生活》周刊正式开始新闻工作生涯,专心办刊物,宣传“安业乐业”,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并没有把他卷进去。但是,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他终于迅速走出改良主义幻想的圈子,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九一八”以后,他写了大量慷慨激昂的“小言论”,每期《生活》周刊上都有,有时一期登三四篇。1932年1月9日,他宣布《生活》周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生活》周刊出版了两期“紧急号外”,报道战地消息,鼓舞军民斗志。30日,又出版“临时紧急增刊”,发表《痛告全国同胞书》。随后,又组织各种支援前线的活动,生活周刊社日夜电话不停,来访者不断,不仅成了新闻中心,同时又发挥了作战部队的后勤单位作用。邹韬奋从此开始向共产主义者的方向迈进,《生活》周刊也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刊物,到1932年底发行量达到十五万五千份,创当时全国期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史量才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新闻事业家,他从1912年接办《申报》以后,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申报》因为刊登帝国主义的宣传品《诚言》,受到爱国群众的严厉批评。大革命失败后,《申报》又采取了拥护蒋介石的立场。“九一八”事变、民族危亡的严酷事实,教育和推动了史量才与《申报》转向进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是,《申报》于1931年12月20日发表宋庆龄的一篇极为重要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公开发表这样鲜明的主张,是极其危险的。这个行动,反映了史量才的爱国热情和追求进步的决心。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申报》除了积极宣传之外,也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史量才还出面发起组织上海地方市民维持会,并被选为会长,他的言行和《申报》的宣传,在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这种变化意味着脱离它的控制,抗日救亡宣传在人民中日益扩大影响更直接“威胁”着它的统治,它对此是不能容忍的。这时,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在国统区进行文化“围剿”。一切革命报刊都属于必须“围剿”之列。然而,蒋介石不像旧军阀那样,对于报刊只搞收买和镇压(这些他当然需要）,他很看重报纸的社会作用,建立了一整套为他的反动统治服务的新闻事业网,其中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新闻工具,还有新闻行政机构。为了控制全国新闻界,蒋介石又制定了许多新闻法规,把一道又一道的沉重枷锁套在广大新闻工作者身上。如1930年颁布的《出版法》及1931年颁布的《出版法实施细则》,条文繁多,对新闻出版事业作了全面限制；1932年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标准》,公然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鼓动阶级斗争者”为“反动的宣传”；1933年颁布的《修正新闻检查标准》,进一步规定“各报社刊布新闻,须以中央通讯社消息为标准”；同年又颁布《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修正首都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手续》和《上海市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等,从此不仅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建立了新闻检查所,并且开始实行原稿送检的办法,钳制舆论的手段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对全国新闻界作有效之统制”,全面实行统制新闻的政策。

蒋介石的这一套统治办法,是从德、意法西斯那里学来的。1931年5月5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在御用的“国民会议”上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今日举国(指中国——引者注）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在他的号令下,法西斯宣传猖獗一时,如1933年创刊的《社会主义月刊》和《汗血月刊》等都公开打出法西斯旗号,刊登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照片和吹捧文章,甚至国民党中央的《中央月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也成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阵地。与此同时,蒋介石精心组建特务系统,1932年建立复兴社、蓝衣社和1933年建立别动总队,其组织机构与活动的方式都仿照德、意法西斯。特务分子虎视眈眈地盯着报纸、刊物,许多进步新闻工作者背后常有“尾巴”跟着。那些国民党当局可以任意解释的法规,加上这些无孔不入的特务,严密地控制着新闻界。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动辄受罚,爱国新闻工作者的生命安全经常处于危险之中,新闻界遭迫害的事件层出不穷。其中突出的可举出几件。

一是邹韬奋被迫流亡和《生活》周刊被迫停刊。邹韬奋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大为不满,派胡宗南找他谈话,要他改变态度,“拥护政府”。邹韬奋坚决拒绝,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小时。他预感到《生活》周刊可能被扼杀,在1932年10月就写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备用。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他是同邹韬奋一起,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的。在朋友们的力劝下,邹韬奋于7月14日离开上海,出国避祸。临行前,他对《生活》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作了具体安排,在写给戈公振的信中说：“为本刊事业计,亦应借此暂离,以缓和对方对《生活》之紧张。”但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紧张”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剧烈。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达了查封《生活》周刊的命令。12月16日,《生活》周刊出版最后一期,刊登了一年前邹韬奋写的告别文章。

二是史量才被刺。史量才既是《申报》的总经理,又是拥有相当雄厚资本的民族资本家,在上海社会各界中有较大的政治影响。他公开参加抗日救亡的行列,具有一般人不可代替的作用。在淞沪抗战期间,正是他主持的《申报》号召商店开市、银行开业,宣布“本埠民食无虞,存米足支两月”,为稳定市场、安定人心做了许多有益的宣传工作。1932年12月29日,史量才亲自出席民权保障同盟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这个异乎寻常的行动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申报》多次报道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扩大了救亡团体的影响。加以《申报》在1932年和1933年大力进行事业革新,进步倾向日益鲜明。鲁迅用40多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40多篇文章,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也为《自由谈》写稿,使得这个副刊成了各方瞩目的思想文化园地。《申报》及其所属事业,如《申报月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等,吸收和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参与工作。史量才和他的事业的声势壮大,特别是同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使蒋介石难以控制,深感威胁,决心予以“剪除”。于是,在1934年11月13日,当史量才乘汽车从杭州回上海时,在途中遭到特务枪击身亡。

三是“新生事件”。《新生》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刊,杜重远主编。4月5日,邹韬奋在致戈公振的信中说：“《新生》确为《生活》后身,乞兄为之撰文。”《新生》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坚持了《生活》的传统,只是“小言论”专栏改名为“老实话”,主要由杜重远执笔。生活书店将《新生》第一期赠送给《生活》的老订户,有些读者竟以为是《生活》复刊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仍不断给《新生》写稿。1935年5月4日,《新生》第2卷第15期上发表易水(艾寒松）的杂文《闲话皇帝》,议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皇帝权力问题,其中说到日本天皇是无实权的,真正的统治者是日本军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借口此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禁《新生》周刊,惩办主编。同时日本浪人又在上海街头游行、闹事。本来,《闲话皇帝》一文是经过国民党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盖章发证的。国民党当局企图索回签证,被杜重远拒绝。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于6月22日查封《新生》周刊,杜重远被判刑一年又两个月。

但是,抗日救亡的呼声是压不下去的。因为,国土被蹂躏,人民遭劫难,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不呼号？不抗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愈是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就愈是高涨,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也愈为活跃。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要侵占整个华北,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原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也在迅速恢复之中。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宣传也随之出现又一个高潮。

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学生报刊。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在1935年12月初,发表埃德加·斯诺的长达万言的通讯《毛泽东访问记》,使许多青年从这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情况。学生运动起来以后,《燕大周刊》连续增出十多期《一二·九特刊》。北平市学联出版了《学联日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也出版了报刊。这些报刊消息灵通,言论直率,深受广大青年学生欢迎,也得到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

影响最大的是邹韬奋主编的报刊。邹韬奋于1935年8月底从国外回到上海,11月便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这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大众生活》创刊号上宣布,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该刊三大目标。北平传来“一二·九”运动消息,他不仅在刊物上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还寄了几千份给北平市学联。这个刊物的发行量曾达到20万份,又创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下,《大众生活》停刊。6月,邹韬奋在香港出版《生活日报》,他在发刊辞中宣布：“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8月,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准备将《生活日报》迁至上海出版,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登记,结果只能出版《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便发生了“七君子”事件,邹韬奋被捕入狱。但他和他的报刊,已经在一代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国民党当局无法改变的。

一批同邹韬奋、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的刊物,在抗日救亡宣传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34年创刊的《世界知识》、《读书生活》,1935年创刊的《妇女生活》、《生活知识》,1936年创刊的《永生》、《现世界》、《新认识》等,都是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宣传者。这些刊物的具体任务和读者对象各不相同,但在“一二·九”以后,都结合自己的特点,以抗日救亡为宣传中心。以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为例,是以“提倡读书”,“把读书融化在生活中”为目标的,它发表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薛暮桥的《经济常识五讲》、高士其的《科学小品》等,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它积极支持学生的斗争,批评胡适破坏学运的言论,1936年1月开始还在封面上印上这样一行字：“生活斗争、民族解放、理论指导的半月刊。”同时,把“信箱”专栏改名为“救亡信箱”,公开声明：“本栏选稿标准,以参加实际活动的人写的为原则,旁观人的文字一概不录。”

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办了不少报刊。如北平的《华北呼声》,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救亡情报》等。这些报刊,发表救国会的文件,报道救亡活动的开展情况,反映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还有一些学术、文艺刊物,如《中国农村》月刊、《盍旦》月刊、《光明》半月刊等,或从理论上,或以艺术形象,“尽救亡之责任”。

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这是一张四开的小型报纸,实行精编,很有特色。由于有爱国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工作,《立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申报》在史量才被刺后,态度趋向保守,不敢得罪国民党当局。但在“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四天,即12月12日,《申报》发表了题为《学生运动之复兴》的时评,表示赞同学生的行动,认为“北平学生代表全国民众而为宣言可也”。《大公报》的老板吴鼎昌在1935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当了部长,胡政之和张季鸾也受到蒋介石的殊遇,使得该报直接听命于蒋。但在全国人民奋起救亡之际,《大公报》也发表了一些抗日言论,特别是1935年下半年至1937年期间,陆续刊登了范长江采访西北、内蒙和陕北时写的充满爱国热情的通讯。这些作品,不仅当时为广大读者所传诵,而且其中的一些篇章随后也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的传世精品。国民党的某些派系和地方势力的报刊,也主张抗日,采取了与国民党中央有所不同的态度。

在这个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的抗日救亡宣传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国统区新闻界工作,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很强的业务能力,如恽逸群担任《立报》编辑,经常写社论,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又能巧妙地通过国民党的审查。张友渔担任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也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还在国统区办了一些秘密发行或半公开发行的刊物,如《华北烽火》、《国防》、《长城》等。1935年12月9日,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主持人为吴玉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以海外华侨为主要对象,发行到43个国家,国内销行到各大城市和四川、新疆等地,最高发行量达到两万多份。《红色中华》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恢复出版, 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同年4月24日,又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加强了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

总之,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在“九一八”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经历了兴起——压抑——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大体上说,1931年和1932年为兴起阶段；从1933年到1935年上半年,抗日救亡宣传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压制,新闻界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战斗；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宣传抗日救亡的报刊出现了较大发展的局面。到1937年,抗日救亡舆论在全国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尽管国民党当局仍然实行“爱国有罪”的政策,制造了“七君子”事件那样的冤狱,查封了许多报刊,但终究抵挡不住争取民族解放的巨浪,全国绝大多数报刊先后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轨道。

(原载《新闻大学》第10期,1985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