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常芝青通信前后

同常芝青通信前后^[86]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计划编辑几本学术资料书,目的是为师生提供学习与研究的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后来只出版了《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两本；还有的没有出版,其中《1947年的反客里空运动》一书,拟定了入选的文件、文章与资料目录,完成了收集材料工作。但在征求有关人士意见时,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反对出这本书,认为反对客里空运动是“左”的产物。

当时我的想法是,真实是新闻工作的生命所系,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用“客里空”来指代虚假报道和浮夸作风,形象生动,给人印象深刻。然而,人们往往只知“客里空”就是虚假,而不知其由来。所以,介绍1947年解放区新闻界的反客里空运动和剧本《前线》中有关客里空的描述,是有必要的。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反客里空运动,其是非功过可以自由评说,我们编书出版正是为人们讨论提供足够的材料。既然有了不赞成的意见,我们就把出版事宜搁下,再征询意见,再作访问与商讨。我们找的第一位就是同反客里空运动关系至为重要的常芝青。

常芝青(1911—1985）,是一位老干部、老新闻工作者,山西交城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战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该报改名《晋绥日报》后,任总编辑、社长。他是1947年《晋绥日报》开展反客里空活动的主持者。1956年,他发表的《在晋绥日报的年代里》一文^[87],对反对客里空运动的全过程作了详细介绍。当然,主要讲成绩,却也讲到“左”的倾向问题。他是这样写的：

9月1日在我们编辑部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学习和检查工作热潮。在本报出版7周年的时候,陆续发表了若干关于编辑部在新闻业务思想方面的检查总结的文章。

这些检查基本上是好的,可是在检查中,“左”的倾向已经萌芽,在个别问题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主要表现在对抗日战争中的工作有割断历史,否定过去成绩的倾向。

当时,对于这种“左”倾的萌芽,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当群众已经充分发动,革命风暴冲击着一切的时候,我们却失去了冷静的头脑,我们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在惊涛骇浪中,需要乘风破浪,“逆水行舟”,否则,就有使自己淹死的危险。

1948年1月初,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指出了报纸有的“按语”主观,追责任追得太紧,不够实事求是等“左”倾偏差。

这是个警钟。它及时地阻止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报纸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虽然为时不及两月,但它对工作的损害是很大的。虽然报纸所犯的“左”倾偏差是整个边区工作的问题,但报纸却助长了错误的发展。这是个严重的经验教训。

1956年以后,常芝青多次在发言和文章中介绍反客里空运动,基本观点未变。1982年10月,我们教研室将编书情况与问题,写信告诉他,着重向他请教如何看待“左”的问题。11月10日,他给我们写了回信。

在常芝青的这封信中,有两点是很明确的：一是1947年9月18日至21日连载的文章《关于客里空的检查》是“左”的错误的集中反映；二是土地改革实践中的错误影响了报纸宣传,但同反客里空的历史价值关系不大。在这封信中,没有提到人的问题,即打击面过宽,伤及无辜者的问题。1983年7月18日下午,我和同事胡志寰一起去常芝青家当面请教,他热情地抱病接待我们。当我们问及当年反客里空运动中挨整人员的情况时,他动情地说：“当年搞艾柏、康舒新、康溥泉,都做得过分。艾柏没有同地主女儿结婚,而且那个女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而是富农或富裕中农。反客里空时,艾柏不在报社。康溥泉当时只是个通讯员。”他的声音低沉,明显是体力不支,他身边还有钢质的氧气瓶。我们不便多问,交谈十几分钟后便告辞了。他的话虽然不多,但坦诚、亲切的言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信,我一直保存着,或许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还用得上。

2002年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