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

1956年我国新闻工作改革概述

在中国新闻史上,1956年可以说是改革年：报纸改版,广播增加节目,通讯社改进新闻报道,整个新闻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1957年上半年,改革继续进行；下半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改革中断了。

这一年多的改革,目的是探讨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途径和方法,在这方面也确实取得了成绩,积累了经验。本文主要介绍这次改革的基本情况。

建国初期,政治运动连年不断,新闻工作以宣传报道阶级斗争为重点,是必要的,正确的。到1956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基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制度,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全国工作的重点可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88]于是,新闻工作也面临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而实现这个转移,首要的是必须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教条主义在那时的主要表现是,不加分析地搬用苏联的经验和做法。本来,我国新闻工作有长久的历史,有丰富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很快在全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人民新闻事业系统；建国初期,这个系统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改革、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毕竟是个新课题,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特别是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在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日益显得重要的情况下,人们急切地希望学习别国的经验,应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把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视为唯一正确的东西,机械搬用,既不注意我国的国情和传统,又排斥其他国家的经验,结果是谬种流传,贻误工作。例如,有个苏联办报人说过,“报纸上的稿件,应该百分之百的正确”。于见,我们的同志中也有一种论调说,“报纸上发表的言论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它只能使报纸陷于被动的地位。

“内容枯燥,讨论缺少,语言生涩,形式呆板”——山东《大众日报》曾经这样概括读者对该报改版前的意见^[89]。可以说,这是新闻工作改革前报纸的通病。读者厌恶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纷纷提出批评。新闻工作者也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还上书领导,提出改革意见。

党中央及时注意到新闻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强了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于1956年5月28日,分别听取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6月16日,又召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和新华社负责人谈话。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他说：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他又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学习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不活泼。我们不能学这种党八股。刘少奇同志对于新闻报道和广播工作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在新的形势面前,读者(听众）、党委、新闻工作者,都想到一起来了,形成了共同的愿望,因而,新闻工作的改革势在必行。

新闻工作者是敏感的,从1956年初起,就议论纷纷,酝酿改革。但从全局来看,改革的标志是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

《人民日报》编辑部从4月中旬开始,发动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向各省(市）委、中央有关部门、县以上的报纸编辑部和各方面读者征求意见。各新闻单位也都是这样,把广泛征求读者(听众）意见和编辑部检查与总结工作,作为改革的前提。江苏《新华日报》在6月份成立了言论、新闻、群众工作三个专门小组,系统地总结关键性的经验。《大公报》举办了展览会,从对比材料中看出问题,找寻改进办法。

《人民日报》在检查工作和听取读者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方案,6月20日报告党中央,7月1日起改版——从四个版改为八个版。当天发表题为《致读者》的社论,说明了将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党中央于8月1日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批转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希望各地党委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工作。此后,全国新闻界掀起了改革热潮。《人民日报》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改革,一举大变。有的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则采取“先刷新门面”的办法,即从改进排版和标题做起,然后改进内容及其他。新华社根据刘少奇同志讲话的精神,就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同时还研究了长远的改革规划。关于广播,7月25日至8月16日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广播会议提出：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是全体广播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会议认为,广播电台应该以新闻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为主,今后首先要改进新闻报道。

这次改革的中心是,冲破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束缚,在新的形势下,把新闻事业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成为党联系群众的工具,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方面军。改革涉及新闻工作的许多方面,这里只能简略地介绍其中一些方面的情况。

一、改进新闻报道

这是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也是变化最显著的一项。改革前,新闻报道量少、面窄,《人民日报》原先每天只有一万多字的新闻,其中公报新闻和政治动态占了不少篇幅,反映人民生活的就更少了。改版时,《人民日报》明确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各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改出八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90]。改版后的《人民日报》,达到了这些要求。《人民日报》和其他许多报纸,都扩大了报道范围,不仅有政治要闻,而且有人民生产劳动、物质文化生活、精神面貌、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报道,甚至某些“生活琐事”也上报了。引人注目的“花边新闻”出现了。大量的报道是令人高兴的,也有一些是并不令人愉快的——关于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报道,以及揭露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行为的报道。

二、开展自由讨论

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报纸有一度只刊登一种见解,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只登结论,不搞讨论。这样,形成一潭死水的局面。《人民日报》带头冲破这种局面,刊登观点不同的文章,组织多种形式的讨论。《大公报》从1956年8月2日起,在报上开展《当前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讨论,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五百多件来稿。讨论的效果很好,吸引了广大读者。讨论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价值的。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报纸刊登学术讨论文章,开辟学术动态小专栏,有些报纸还组织了对于某些实际问题的讨论。广播电台也向听众介绍正在进行的学术讨论。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使新闻事业富有生气,而且有利于发挥各种舆论工具的作用,“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91]。

三、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1950年4月19日,党中央作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1954年7月17日,党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重申：“为了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党委应该充分地和正确地利用报纸这一有力武器。”决议还指出：“多数党委和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在这次改革中,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所加强。许多报纸采用消息、评论、杂文、小品文、漫画和图片等多种形式,开展批评。也有的报纸开辟了专刊和专栏。一般说来,对事不对人的批评,如批评轻视理论学习、产品质量低劣、会议风气不好之类,搞得比较活跃,而在点名批评方面遇到的问题比较多,有的报纸不久就取消了批评专刊或专栏。当时流行过一种讽刺小品文,是从苏联学来的,用文艺笔调写作,形象生动,语言尖刻,但被批评者往往感到自己被丑化了,不易接受,在细节描写上容易夸大(有的是虚构）。因此,到1957年初就不多见了。

四、认真处理来信来稿

关心读者的要求,重视读者的呼声,是各报在改革中一项共同的目标。有一家地方报纸统计,改革前信稿采用率只有万分之五左右,改革后用综合、摘编、发内部参考等方式,使采用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人民日报》的各个版(包括副刊）都刊载读者来信,其他许多报纸辟有读者来信专栏或专页。

五、改进文风

同1942年延安整风中批评过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党八股相比较,这次改革前的党八股的特点可以说是,闭着眼睛说教,板起脸孔训人。社论、评论文章被奉为“指令”,似乎读者只能恭读、照办。新闻报道在大题目、老题目上兜圈子,标题与版面更是单调、老一套。改进文风,是这次改革的重点之一。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社论题材广了,还增加了就实论虚的小言论,提要和编者按的运用也更灵活了。《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注意根据自己读者的特点写社论。有的省报还提出,社论要做到“文章写得好,公道在人心”。变化最大的是新闻报道。新华社提出了新闻的四个基本要求^[92],第四次全国广播会议也提出了广播新闻要做到“多、快、短、好”。一批好的新闻、通讯作品出现了,例如,邓拓同志采写的《访“葡萄常”》(195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的《当你们熟睡的时候》(1956年7月21日）、杨瑛、续磊同志采写的《“梁山伯”结婚了》(1957年1月8日）。标题、版面也恢复了我国报纸的传统做法,变化多样,美观大方,还出现了许多读者欢迎的专栏,如《话说天下大事》、《科学知识》、《文化宫》、《市场漫步》、《产品质量评介》,以及言简意赅的《编后》、《随笔》等。

六、办好副刊

各报普遍增加了副刊。《人民日报》在1951年以后的五年多时间里,除了出过《抗美援朝专刊》、《读者来信专页》外,没有另出副刊。改版时才恢复副刊,即第八版上半版,没有刊头,内容是各种体裁的文艺性的轻松活泼的小文章。1957年4、5月间,《人民日报》副刊上开展了关于杂文(当时也称为小品文）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十多篇各抒己见的文章,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挥杂文的作用、如何写好杂文的问题。可惜这讨论中途停止,未获结果。

七、调整机构,改革工作制度

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报纸编辑部都调整了机构,加强编辑、采访、通联、言论等业务部门,精简行政管理部门。有些新闻单位聘请了老报人、作家、理论工作者担任顾问。《人民日报》聘请了一些作家、诗人为特约记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写的颇具特色的通讯。《文汇报》采取聘请社外编委的办法,吸收专家、学者参加报纸工作。许多新闻单位还修订了各项工作制度,特别在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时效性,处理来信来稿,开展调查研究,定期征询读者意见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八、改革新闻教学和开展新闻理论研究工作

在新闻教育方面,从1954年起,我们全盘地搬用了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其实,苏联那套东西,只不过是马列经典著作与文件上的词句,加上经验举例,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科学体系。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又脱离中国实践,空洞地作“五性一统”^[93]的说教,学生不愿意听,教师也深感索然无味。随着新闻工作改革的开展,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于是,在编辑部的会议中,在业务刊物上,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里,展开着热烈的争论,人们的理论兴趣浓厚起来了。报纸的性质与任务,读者、党委和报纸的关系,指导性与趣味性,中国报纸的传统,新闻的基本要求,社会新闻,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新闻学等方面的问题,当时都提出来了。大学新闻系教师自编教学大纲和教材,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

总之,一年多的改革,进展很快,成效显著。广大新闻工作者思想解放,刻意求新,为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了许多尝试,使报纸、广播受到读者、听众的普遍欢迎。1956年10月1日起,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学校中私人需要的报刊实行自费订阅的办法,许多报纸的发行量都没有下降,有些报纸还提高了很多。如《北京日报》,1956年发行量由七万三千份上升到十二万份左右。上海《新民报》晚刊,解放以来发行量长期停滞在两三万份,1956年下半年进行改革后,办得生动活泼,上升到十多万份。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4月28日停刊,5月1日在北京出版《教师报》。随后不久,又决定迁回上海恢复出版《文汇报》,本来只打算发行五万份,10月1日复刊后,办得很有特色,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发行量一开始就达到十多万份。

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于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有着不同的认识。

改革之前,许多新闻单位进行了有关改革的方针和方法的大讨论；改革开始后,新闻界思想活跃,边改革边争鸣,从指导思想、理论观点到具体做法,都有争论。有的单位甚至出现不同见解争论,相持达数月之久的局面。这种争鸣是正常的,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有益于推动改革。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到1956年底,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缺点,例如,思想教育和方针政策的宣传有所放松；经济建设报道有所削弱,对于搞好工作经验和生产报道的问题重视不够；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时,没有十分注意分别轻重缓急,区别能办到与不能办到、现在能办到与将来能办到等不同情况；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存在失实、不加分析、不讲分寸等毛病。此外,有的报纸没有注意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而是盲目套用别的单位的做法,你搞个副刊叫“辣椒”,我便搞个副刊叫“生姜”。有一段时间,不少报纸过分地渲染了吃穿用,以致有的读者批评说：“党中央号召艰苦朴素,报上宣传鸡鸭鱼肉。”

当然,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改革中出现若干缺点,甚至出现某些错误的主张和做法,是难以避免的。1957年初,从中央到地方,各新闻单位都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相应的调整措施。然而,有人认为改革搞过头了,有人担心会动摇党性原则,背离党报的传统经验,甚至有人提出了不要用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说法。

1957年下半年起,改革中断了。然后,人们有意或无意地不提它。在1958年初,有个单位出版过一本题为《党报的党性原则》的书,汇集了许多新闻工作文献资料,而《人民日报》的《致读者》这篇重要社论,却未入选。这自然是一种看法的具体表现。

1957年及其以后的几年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可能旗帜鲜明地肯定这次改革,但也没有明确作出否定的结论。只是到了“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这次改革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典型,横加批判^[94]。今天当然要为它平反,恢复名誉。然而,究竟如何看待这次改革的意义,如何分析这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则是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的。

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和北京《人民日报》改版,是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1942年4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当天发表题为《致读者》的社论说：“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是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经过整风运动,延安《解放日报》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到了预期的改革目的。1956年7月1日,北京《人民日报》改版的当天发表了又一篇题为《致读者》的社论,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从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当然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因此可以说这两次改版,都是为了使报纸更好地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两者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也就不一样。如果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为办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和人民的报纸提供了基本经验,作出了具体榜样；那么,《人民日报》带头进行的新闻工作改革,则是为办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开辟道路,创造经验。

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虽然没有进行到底,但它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是谁也否定不了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问题也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中断多年的新闻工作改革,又在进行了。当然,这不是简单的继续,而是在新的形势、新的条件和新的基础(包括大量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上稳步前进。

(原载《新闻大学》第3期,1982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