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邹韬奋那样热爱新闻工作

像邹韬奋那样热爱新闻工作

——纪念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逝世40周年

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工作,主编过七个报刊,写了几百万字的新闻通讯和评论,还出版了几十本著作。他热爱自己的职业,说这是“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1895年出生在福建永安,1912年起在上海念书。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地方是阅报室,上海《时报》上刊载黄远生写的“北京通讯”,每篇必读,他还大量阅读梁启超的政论文章,由此产生要当新闻记者的愿望。因为家境困难,他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利用课余时间做图书管理员、家庭教师,还经常向报刊投稿。1921年大学毕业,1922年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6年10月,担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走上职业稳定的道路,正式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创刊,以传播职业消息、进行职业教育为宗旨。出版的头一年,每期只印一千多份,大部分是分赠给职教社社员,没有订户,销售很少。邹韬奋担任主编后,立即进行改革,在他编的第一期刊物上就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他提出刊物要成为读者的“一位极好的朋友”,选用“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让作者(包括编者）同读者在刊物上“促膝谈心”。他认为办刊物就是“为社会服务”,因此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办好刊物上。写稿、编辑、校对、处理来信、接待读者,他样样都干,甚至还替读者代购书刊和衣物。他的努力,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支持。《生活》周刊的每期发行量1926年为两千八百份,1932年达到十五万五千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1930年,成立了“书报代办部”,1933年正式建立了生活书店。

在旧中国,做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是极不容易的。利诱、威胁和诬蔑会凭空而来,生命也常常处于安危莫测的境地。邹韬奋在种种艰难险阻面前,从事新闻工作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手中的笔从未放下。

1932年1月9日,邹韬奋宣布《生活》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并表示：“深刻认识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几天后,国民党当局派胡宗南找他谈话,企图强迫他改变立场,邹韬奋坚决表示：“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清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立场上,对于中国的前途,我认为只有改变生产关系,而后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他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小时。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流言蜚语,说邹韬奋“发了财”,“造起大洋房了”,又说他是“国家主义派”,“已口头上答应加入”国家社会党。邹韬奋在刊物上公布这类说法,表示在任何诬陷面前“决不屈服”,并说“我认为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机会”。

1933年7月,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10月,《生活》周刊被查封。然而,作为新闻记者的邹韬奋,在国外期间利用一切时机进行采访,不断向国内发稿,仅海外通讯《萍踪寄语》就有30多万字。1935年8月他回到上海,11月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出至1936年被封,他又被迫出走香港。但他仍坚持战斗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同年6月,在香港出版了《生活日报》——他主编的唯一的日报。8月,他回到上海一面主编《生活星期刊》,一面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1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7月31日才获释。在狱中,他整理了几十万字书稿,写完了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的《经历》一书。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他写道：“我二十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这时的邹韬奋,已经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出狱后不久就创办了《抗战》周刊。

新闻记者是个容易出名的职业。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一年多后,就有人“恭维”他。他一再在刊物上声明：“‘韬奋’不过是专用于本刊上的笔名,我个人不配著名,也不愿著名”,“只愿终其身做一个无名小卒”。然而,他毕竟出了名。到30年代,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华侨中,都享有盛名,以致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把他作为知名人士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是,邹韬奋仍然以新闻记者自居,勤勤恳恳地写稿、编刊物、处理读者来信。1938年10月,在生活书店《店务通讯》上发表的《韬奋自述》中,他写道：“我的生平志愿只是要做主笔,做新闻记者,目前被公推勉任本店总经理,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希望能早有同事接手。”这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全民抗战》,直到1941年被查封。

“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邹韬奋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全民抗战》被查封,他又到香港恢复出版《大众生活》。香港沦陷后,他踏上艰苦的历程,经过游击区、国统区、沦陷区,于1942年11月抵达苏中抗日根据地。在这里,他特别高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每天忙于参加各种活动,还积极为报纸写稿,打算办刊物。但是,不幸发现患有癌症,不得不于1943年3月秘密回上海治病。在病床上,他念念不忘要办一张日报,以偿夙愿。他忍痛撰写《患难余生记》,写了五万多字,由于病情加重而没有写完。6月,在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时,他还说病愈后要赴延安,“我要用这支笔再好好为人民工作几十年”。7月24日上午7时2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根据他临终的请求,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邹韬奋说过：“能视事业如生命,事业未有不兴的。”正是他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了热爱新闻工作、献身新闻事业的光辉典范。今天,为了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办成理想的新闻事业,需要大批像邹韬奋那样“视事业如生命”的新闻工作者。

(原载浙江《广播电视业务》,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