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申报》的发展看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

从《申报》的发展看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

史量才先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报业家。从1912年出任申报馆总经理到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22年中,他参与经营过多家企业,担任过多种职务,但始终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办报上,《申报》成为他“一生心血之所凝结”^[120]的事业。在经营管理《申报》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了他的胆识与才干,为中国报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史量才是一位深谙世态变故、足智多谋的人物。原先处于困境的《申报》,在他的主持下,不断壮大,即使遇到种种困难与艰险,也一一化解,退而能生存,进而得发展。以下,就此作一些粗略的介绍。

史量才主持《申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12年10月至1927年4月。

这时,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当道,连年混战,政局多变,而民主革命力量还很薄弱,讨袁失败后,正在重新组合。军阀统治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是残暴的,也是愚昧的。他们对报纸这种现代传媒并不熟悉,控制的手段也较为简单,即一手拉拢收买,给津贴；一手镇压,封报捕人。所以,只要不同军阀发生正面冲突,报纸还有活动的余地。史量才的“不偏不倚”中立态度和《申报》重新闻、轻言论的表现,正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是在乱世之中求生存、图发展的谋略。

然而,这时史量才也有麻烦和风险：其一是袁世凯派人要史量才支持恢复帝制；其二是席子佩搞突然袭击,控告申报馆拖欠薪金,史量才败诉,被判赔偿24．5万两银子(相当于申报大楼建筑费75万两的1/3）；其三是主要投资者张謇、应德闳、赵凤昌要求退股,抽出资金；其四是在五卅运动期间因刊登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诚言”广告,受到爱国群众的冲击。所有这些,使史量才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承受很大的压力。但他在处理时,头脑清醒,办法灵活,都得以妥善解决。如,他坚决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申报》在1916年元旦又按照上海日报公会的决议,在公元纪年下加上了“洪宪元年”字样,只不过特别小。这是一种消极对抗的方式,换言之,也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妥协方式。至于刊登“诚言”广告,申报馆地处租界,有难言之处,但终究承认错误,切实改正,取得了群众的谅解。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史量才充分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除了筹款还债以外,他大量购进日本卷筒纸,又从美国购买新式印报机,还建造了报馆大楼,使他独力经营的申报馆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化、企业化的报馆。这正是他有眼光、有魄力、有办法的综合体现。

第二阶段是1927年4月至1931年9月。

以“四一二”政变为起点,中国开始走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121]。在《申报》中出现“共匪”一类字眼,实属大局使然。《申报》虽然唱低调,但史量才仍在筹划发展。1927年购买了《时事新报》的部分股票,1928年发行量达14万份,当年11月19日出版两万号纪念特刊。在一派风光之中,史量才建立英美式报业托拉斯的构想也浮现出来了。作为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一步,就是1929年1月收购福开森的《新闻报》股票。新闻报股份公司共有2 000股,其中福开森持有1 300股,另700股为华董持有(包括汪伯奇、汪仲苇的数十股）。从外国人手中购回股权,本来是值得称赞的,却意外遭到强烈的反对,出面的是《新闻报》汪氏兄弟和部分职工,积极支持他们的是国民党当局。这场股票风波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但此事却有一个明显的信号：英美式自由主义的办报路线在中国行不通。

史量才没有办成托拉斯,但改革、发展报业的雄心未变。他自己在事业上有进取心,同时也看重有事业心的朋友。1929年4月,他聘请戈公振为总经理助理,负责调查研究、调整机构和改进报纸等工作。热心于文化教育工作的黄炎培、陶行知,也成为他的挚友。他们常在一起讨论报纸工作。这种同气相求的交往,增强了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1931年初,他们商讨了纪念《申报》创刊60周年问题,同年9月1日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

第三阶段是1931年9月至1934年11月。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民族矛盾上升,全国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史量才和《申报》迅速改变了多年以来的低调附和态度,公开提出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申报》由此进入了事业发展的辉煌时期,史量才也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爱国进步人士。

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而停顿了的“纪念年”,于1932年底恢复进行。当年11月30日发表《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宣布了改进的方针与措施。这次改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报纸的内容和版面,如新闻与广告的改进,副刊《自由谈》的革新等；二是出版书刊,如创办《申报月刊》、《申报年鉴》,出版《中国新地图》等；三是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如开办新闻函授学校、流通图书馆等。这次改革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经验。

史量才一方面热衷于抓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非常投入。例如,他亲自为各个新设机构物色负责人,还亲自邀请他们就职。他同《申报年鉴》主编张梓生第一次见面时,只说了一句话：“新成立的部分,一切很难先定,经济无问题,当用便用。”原来他事先已了解张梓生是一位谨慎从事的人,可以不必多讲,放手让他干^[122]。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频频在公众场合露面,乐于担任会长、议长等职务,何以如此胆壮？他的回答是：“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123]在抗日救亡活动中,他不仅同原先的朋友亲密合作,增进了友谊,而且接触了更多的群众,从而受到精神鼓舞。《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印证：“本报同仁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尤其本报以六十年悠久的历史,每月读者至少在百万人以上,更无异于为社会一架伟大的教育机器。如何运用这架机器？如何使这机器发生伟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效能？当然,绝对不是本报少数同仁所能胜任,而是需要着大众的伟力加以推进。”正是这种“大众的伟力”推进了史量才的胆识与才干。

史量才以自己的胆识与才干经营管理《申报》,使它的发行量从7 000份,逐步增长至15万份；使它从一张报纸,发展成为以报纸为中心的庞大事业群体。而更重要的是,在报纸改革、报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他本人走向进步的历程也成了一个历史的典型。

史量才是成功者。他之所以被杀害,不是他的失败或失算,而是蒋介石实行反动政策的需要,是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中国新闻工作者会永远记住史量才先生。

(原载《上海新闻界》,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