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的尝试

有益的尝试

——关于王中同志新闻观点的提出及其意义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王中同志曾就报纸工作改革和新闻学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主讲了新闻学理论课。但是,王中同志对于新闻学的研究工作仅仅开了个头,《大纲》未及终篇,他的观点就被斥为“反动理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代表思想”,受到批判。这不但对王中本人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禁锢了新闻学的研究工作。今天,我们有必要、也完全有条件根据实事求是的方针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王中的新闻观点,努力促使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工作繁荣起来,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是在“百家争鸣”中提出来的,对报纸工作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作了理论探讨

新闻学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对于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应该从提出这些观点时的政治形势和新闻工作状况,来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1月25日,当时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处于高潮之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4月25日,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又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了。

新闻事业应该最敏锐地反映客观形势的变化,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促进各条战线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为了起到这种作用,新闻事业本身就要首先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从指导思想到工作方法,从宣传内容到表达形式,都应该有显著的变化。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有许多重要论述。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要“把报刊由主要报道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报刊应当把实践中直接提出的劳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124]。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列宁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报刊的性质、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宣传方针。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指出：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后,城市中各方面的工作,包括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25]。

建国以后,新闻事业在宣传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宣传了经济建设、科学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而从整体来看,宣传的重点是在阶级斗争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我们是缺少经验的。当时又不加分析地搬用了苏联的经验和做法,给我们的新闻工作带来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例如,有个苏联办报的人说过,“报纸上发表的稿件,应该百分之百的正确”。于是,我们的同志中也有一种论调说,“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应该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但谬种流传,影响不小。在一个时期里,我们的报纸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严重,内容枯燥,形式呆板,没有自由讨论,甚至搞得像“布告牌”一样。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形势,必须进行改革。《人民日报》于1956年4月开始检查工作,7月1日改版,并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其他各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也纷纷进行改革。

在这次改革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新形势下的报纸性质和任务问题,党报和党委、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指导性和兴趣性、知识性的关系问题,等等。这类问题,既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又需要作深入研究,从理论上加以回答。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地鼓舞着人们研究理论问题,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在新闻界,在大学新闻系,在广大读者中,研究新闻学、讨论新闻工作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空气活跃起来了。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主要有：新闻事业产生于社会需要；报纸具有两重性；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进行读者调查,考虑读者需要；指导性和兴趣性、知识性并不矛盾；按经济区域办报以及其他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与建议等。这些观点在“百家争鸣”中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对于搞好报纸工作改革和推动新闻学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二、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有益于加强新闻学理论建设

我国新闻事业,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不少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与直接参与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毛主席、周总理对新闻工作有大量的论述,亲自撰写和修改了许多稿件,党中央有许多关于新闻工作的指示和决议。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为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基本条件。但是,我国在新闻学的研究方面,长期以来是落后的,这样的学科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在我国传播,开始于20年代。那时,在党的文件和党、团报刊上,曾经多次引用或介绍列宁在《从何着手？》和《怎么办？》中关于党报的论述。列宁关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著名论断,成了革命报刊努力实现的原则。在30年代的革命报刊上,已经出现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提法。到40年代,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党报工作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提出了许多具有我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点和办报原则。例如,关于全党办报的理论、方针和措施,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理论指导我国党报工作实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的环境中,不可能组织力量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不可能解决建立独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问题。

新中国诞生后,引进了苏联的新闻学教学大纲和教材。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苏联的大纲和教材并不科学,而是机械地搬用马列辞句和苏共决议,再加上若干事例,内容贫乏,脱离实际。以此为蓝本讲授新闻理论,学生不愿听,教师也深感乏味。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建设我们自己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总结我国历史上的和当前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为基础,同时也要批判地研究外国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王中同志是沿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他作了有益的尝试。他的新闻观点包含了若干特点。

第一,探讨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新闻事业是一种上层建筑,它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新闻事业也有其本身的特点,“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闻学的任务就是要研究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王中同志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产生了新闻事业”,“它根据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而不是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志。王中同志不赞成简单地把新闻事业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论断。他曾经一再说明,“新闻事业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观察,我还是说是社会产物,包括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意义”,“无产阶级的报纸,一产生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把王中同志的观点称之为“社会需要论”的话(其实,王中同志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归结为什么“论”）,那么,这个“社会需要论”应该是正确的,而不能用作打人的棍子或压人的帽子。

第二,把研究办报和看报,即研究为什么办、怎么办和为什么看、怎么看结合起来。王中同志指出：“资产阶级新闻学把群众作为报纸的顾客,无产阶级新闻学则把群众作为报纸的主人”,“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写稿、做标题、安排版面,都要为读者着想,不仅新闻报道要适合读者需要,而且要让读者在报上讲话。报纸应该经常进行读者调查,了解读者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王中同志的这些看法,同我们党历来强调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天下人的报”的思想是一致的^[126]。1940年,毛主席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曾经指出：办好报纸,“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同“社会需要论”一样,如果这个观点叫做“读者需要论”的话,它也是正确的,不能成为棍子或帽子。

第三,注意研究新闻事业的特点。王中同志指出,“新闻事业作为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和其他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它能够为阶级利益服务呢？”这就需要研究新闻事业的特点,研究新闻事业本身的规律。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新闻事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有其特殊的矛盾性；新闻事业中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又各有其特殊的矛盾性。王中同志是注意到对这些特殊的矛盾性的研究的,他认为报纸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和言论来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报道什么,怎么写,什么时间见报,直至标题、版面,都有阶级烙印,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如果一张报纸新闻很少,言论照抄文件,那就不能成其为报纸了。

第四,重视对新闻工作实践的研究。王中同志研究新闻学,是从研究新闻工作实践入手的。他访问过一些新闻单位,同许多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不回避实际工作中的矛盾,对于报纸工作改革中提出的问题,他力求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

但是,王中同志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工作只有一年时间,他并没有完整地提出一个新闻学理论体系。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原拟写十多讲,后来只写了三讲。即使已经写出来的部分,也是初稿,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在讲课和参加座谈会时口头表达的意见中,不够成熟之处就更多些。王中同志是抱着在“百家争鸣”中参加讨论的态度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例如,关于报纸的两重性问题,王中同志最初的提法是工具性和商品性,以后认为不够准确,曾考虑改用宣传机关和企业、党性和人民性、A性和B性等提法。他试图用这些概念表达的基本思想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必须结合着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发挥作用。”与此类似的个别论断和提法,我们都应该联系其基本思想加以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三、重新评价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是为了促进新闻学研究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工作,本来底子就很单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又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控制舆论大权,他们用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无产阶级党性,使党报成为帮报。他们全盘否定1956年的报纸工作改革,诬蔑那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新闻战线上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鼓吹“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弄虚作假,抄袭、篡改成了写稿的“诀窍”。在他们那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只有法西斯主义造谣术。在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夺回了舆论大权,新闻事业在拨乱反正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当前,新闻战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在坚定不移地把宣传工作的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有大量的新课题需要作理论研究。恢复和加强新闻学研究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不仅是正确处理历史问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需要。除了王中同志1956年提出并着手研究的问题中,有不少今天仍然值得研究以外,还可以从有关王中同志的这个事件中引出研究新闻学的经验与教训。这里,略举几点。

第一,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在我们面前有大量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正由于它新,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可能一时看不清；新闻学的研究课题,一般都同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可能一时“吃不准”。因此,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独立思考,深入研究,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新闻学是科学,需要大家来研究、讨论。片面的或错误的见解,在所难免,只能用平等讨论的态度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统一认识,不能靠作政治结论来解决问题。周总理说过：“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127]周总理一再表示,他的意见允许大家讨论、商榷。我们在新闻学研究中,应该造成一种自由讨论的良好风气。

第三,重视调查研究。研究新闻学,不能闭门造车,应该多多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从事新闻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更应该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学习。

第四,注意研究外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对于外国的东西,不能盲目照抄,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但是,谈“资”色变,不去了解外国情况,也不行。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研究外国的东西,并引为借鉴。

第五,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根本。毛主席说：“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128]

重新研究和重新评价王中同志的新闻观点,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具体的新闻学讨论。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推动新闻学研究工作蓬勃开展。

(原载《新闻学研究》(内部未定稿）第1期,复旦大学

新闻系新闻学研究室编印,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