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1]

一、缓慢行进的历程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是在西方影响之下产生的。目前公认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于1815年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创办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于1834年3月发表的《新闻纸略论》,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全文只有300多字,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报刊的历史与现状。这时,外强中干的清王朝,对于外国人来中国办报、传教,采取排斥态度。外国人办的报刊很难在中国传播,只能在中国沿海的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秘密散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作为征服者,大量涌入中国,介绍西方报界情况的新闻报道和文章,经常在中文报刊上出现。中国知识分子成为近代报刊的读者,逐渐了解到报刊的性质与功能,有些人还参加了外国人创办的报刊工作,他们从切身体验中看到报刊的重要作用,学会了办报刊。当着“救亡图存”活动兴起的时候,报刊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手里的重要工具。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领袖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亲自领导过报刊工作,发表过许多有关报刊工作的见解,其中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就是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因此,人们在考察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历史的时候,需要重视这个事实：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中,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救亡兴邦的改良浪潮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连绵不断,报刊成为其中最活跃、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所有报刊,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同政治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闻工作实践中注重政治目的,在新闻学研究中强调政治因素,成为不可抹煞的时代特征。中国新闻学研究在政治风云变化中,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进展缓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萌芽阶段。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变法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康有为,在1895年提出“设报达聪”的主张,他认为创办报刊能使“百官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翌年,他的学生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去塞求通”论。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报刊能通上下左右,所以“报馆有益于国事”。在中国新闻史上,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报刊能起耳目喉舌作用。尔后,他多次发表论述报刊工作的文章,在报刊的性质与作用、报刊优劣标准、报刊宣传艺术等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学识渊博,既采用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古代的采访民风习俗,又引述了西方的近代观念,如报刊应成为政府的监督者和国民的向导者。

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松本君平著作《新闻学》的中译本,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1913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美国记者休曼所著《实用新闻学》的中译本。这两本书的问世,预示中国新闻学研究将进入系统化的理论探讨阶段。

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揭幕。形形色色的西方学术观点,都作为新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新闻学也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一门新学问,1918年10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也是第一个新闻教育机构。它的出现,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个研究会担任主讲教师的有著名的记者邵飘萍(1886—1926）、著名的新闻学者徐宝璜(1894—1930）。1919年,徐宝璜出版了他的讲稿《新闻学》,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该书《自序》中,徐宝璜写道：“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而讨论新闻纸之性质及其任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这些话符合该书的实际,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水平。研究会还创办了《新闻周刊》。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阶段。在这10年里,有1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新闻系或报学系,其中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燕京大学等。新闻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新闻学研究的前进。一些影响较大的新闻学著作,如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出版）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出版）就是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是第一部中国新闻事业的通史专著。这本书既写了报纸、杂志的历史,也写了通讯社、新闻业团体、新闻法和新闻教育的历史,从汉唐报史资料写到成书之前中国新闻界的现状,材料丰富,立论鲜明。该书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分期等方面,具有创见,至今仍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作者戈公振(1890—1935）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学者,曾在上海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新闻系任教。这本书就是他的教材。

在20年代,还成立了一些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出版了一批新闻学书刊。1927年1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同时创办《新闻学刊》,1928年改组为中国新闻学会,迁上海。1927年,《纽斯》杂志在天津创刊。1929年,《言论自由》杂志(上海报学社主办）和《报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出版新闻学书籍的,有书局,也有报馆。如,上海北新书局的《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上海世界书局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新闻学撮要》,上海中华书局的《新闻编辑法》,上海光华书局的《中国的新闻纸》,上海时事新报馆的《最新实验新闻学》,上海时报馆的《世界报纸大观》,等等。总计在30种以上。

列宁的报刊思想,从20年开始在中国传播。1922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发表文章说,“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第15期《敬告本报读者》）。1923年6月,《新青年》杂志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瞿秋白(1899—1935）执笔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写道,本刊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从这些文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列宁办报思想的体现。1929—1930年,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杂志,发表了列宁《从何着手？》一文中有关党报的论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名言,从此开始被反复引用。这对此后的中国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学研究,都有巨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争的磨难。新闻学研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时断时续,但仍在缓慢地进行。在这个阶段,出版新闻学书籍约100种以上,其中有综合性的《现代新闻学概论》、《综合新闻学》等,而数量居多的却是分支学科的和专题性的,如《新闻文学概论》、《编辑与评论》、《报业管理概论》、《新闻采访学》、《新闻与速记》、《街头壁报》等。

交流新闻工作经验、研讨新闻学术的专业刊物,也陆续出版。如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的《记者周报》(1930年）、上海申时电讯社的《报学季刊》(193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研究》(1935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新闻记者》(1938年）、浙江省新闻记者协会的《战时记者》(1938年）、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学季刊》(1939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重庆分会的《新闻战线》(1940年）、山西省新闻记者协会的《战地记者》(1940年）、《中央日报》的《报学》(1946年）和《报学杂志》(1948年）等。一些报纸也在版面上开辟新闻学专刊,如上海《大美晚报》的《记者座谈》(1934年）、第三战区《前线报》的《新闻战线》(1940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新闻通讯》(1942年）等。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从1931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农村根据地创办新闻事业,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在1942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中心,进行了新闻工作改革。一方面发表了许多社论,文章和文件,对于新闻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报纸的党性、“全党办报”的方针、新闻的本源、新闻真实性等,作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阐释；另一方面又采取具体措施,如调整版面、发展通讯员等以改进新闻报道工作。1947年和1948年,新华通讯社也多次发表过有关新闻工作的评论,主要涉及新闻真实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作风问题。1948年4月2日发表的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10月2日发表的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点的两篇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传统从此走上成熟发展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观点也从此较为系统化了。

邹韬奋(1895—1944）的报刊思想也是令人瞩目的。邹韬奋于1926年担任上海《生活》周刊主编,开始这个刊物只印刷一千多册,影响很小。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刊物迅速发展,30年代初达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它的主要方针是为读者服务。比如,它无偿地为读者代购书刊,为此成立了书刊代购部,随后又扩大成为生活书店。这家书店在国内曾经拥有50多家分店。1936年,邹韬奋提出,理想的报纸应该成为“人民的报纸”,它必须“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必须是全国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必须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提供言论和新闻资料”。他还就新闻、评论、编辑、广告、管理等方面,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具体主张。他的理论观点,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广大的新闻工作者。

二、新体制与新课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新闻体制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它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新闻事业网和新闻行政管理系统。在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的1950年,全国(除台湾省外）有报纸382种,总印数79 752万份；杂志295种,总印数3 530万份；广播电台65座(不包括县广播站）,新华通讯社在各大行政区设总分社,各省设分社。行政管理机关在中央为新闻总署,大行政区为新闻出版局、省(市）为新闻出版处。实现了对所有新闻事业机构的统一领导和有效管理,是新体制的特点。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新体制,显然不同于1949年以前中国的新闻体制,也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新闻体制,这是不用说的。它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也不完全相同,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例如,它是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新政权建立后一切从头开始的。在革命根据地(后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长期领导新闻工作,建立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闻事业网络,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进入大城市后,吸收了多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能够迅速建立机构和秩序。

完善和发展这种新闻体制,办好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成为中国新闻工作实践的基本课题,也是中国新闻研究的中心课题。因此,对于各种现实问题作理论探讨,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同时,对于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也开展了研究。从1949年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新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经历了起伏波折。

1949年至1952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处于重新起步的态势。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1952年撤销）设有研究室,发表过研究文章。北京《人民日报》从1950年1月4日起,开辟《新闻工作》专刊(双周刊）,共出15期,以后停刊,但《人民日报》仍经常刊载评述报纸工作的文章。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编辑专业(后改名新闻专业）,着手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和讲义。

学习苏联,是从起步时就强调的。《新闻工作》双周刊创刊时就表示：“在讨论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便利的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我们的先进国家苏联的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人们更急切地希望学习苏联经验。于是,请来了苏联新闻学专家,翻译出版了苏联新闻学教材,甚至大学新闻系的课程也按苏联的模式加以改造,如将《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三门课合并为《新闻理论与实践》一门。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理论与经验,无助于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发展。更何况苏联当时的新闻学著作,并不能构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有些苏联教材,只是领袖语录、苏共决议加上若干事例。运用这些著作和教材上课,学生不愿意听,教师也感到索然无味。

1956年7月1日起,《人民日报》改版——从四个版改为八个版,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明显的变化,主要是扩大了报道面,开展了自由讨论和改进了文风。其他各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均以《人民日报》为榜样,纷纷进行改革。一个全国性的新闻改革热潮由此出现了。在改革中,提出了许多新鲜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得到解释,例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的报纸的性质与任务,读者、党委和报纸的关系,指导性与兴趣性,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社会新闻,中国报纸的传统,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在报刊编辑部的会议中,在新闻专业刊物上,在大学新闻系的课堂里,都有热烈的争论。人们探讨理论的兴趣浓厚起来了,使1956年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最为活跃的一年。这一年新办的新闻专业刊物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5年建系）的《新闻与出版》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译丛》,新华通讯社的《新闻业务》等。

1956年新闻改革的目的在于,探索办好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道路。与之相适应的新闻学研究,就是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而作的尝试,大学新闻系教师自编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目的也在于此。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撰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并在讲课中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他主张,新闻学应该研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新闻规律。他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办报人要有读者观念,重视读者需要；报纸具有“两重性”——工具性与商品性(或A性与B性）,即既作为宣传工具又要满足读者需要。王中教授的观点,引起了新闻界的热烈讨论。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新闻学研究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王中教授作为“错误理论”的代表人物而被批判。但是,新闻学研究并未停顿。50年代末60年代初,仍然出版了一批新闻学著作和教材,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评论文选》、《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等。1957年12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创办《新闻战线》杂志,作为研究新闻理论、交流新闻工作经验、探讨新闻业务问题的园地。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西大学、杭州大学、暨南大学(广州）、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等十多所高等学校,陆续创办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扩大了新闻教学与研究队伍。江西、河北等省,还分别成立了新闻学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学术团体停止活动,专业学术刊物停办,新闻学术研究不能进行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都抓住新闻工具,他们没有提出像样的新闻观点,只是反复强调“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要老生常谈”,“一句顶一万句”,等等。他们利用新闻工具,为他们的活动制造舆论。他们在全国造成“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千报一律的局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新闻学研究逐渐恢复。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新闻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80年代的进展

(1）机构和队伍的形成。在中国,研究新闻学的基本力量历来是高等学校新闻系师生和新闻界人士,此外没有专设的研究机构和专职的研究人员。即此一端,可以说明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是不很发达的。到80年代,情况出现显著的变化,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闻学研究网络形成了：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新闻研究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专设的新闻学研究机构；随后,一些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各新闻单位也成立了研究所(室）。除此还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新闻学会。高校新闻系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2）出版物的兴旺。80年代出版的新闻学书籍有1 000种左右,约为1903年至1979年出版总和的一倍。这些书籍中,有专著,有成套教材,有各国新闻学译著等。新闻刊物亦空前活跃,有数十种之多。

(3）学术研讨活动进一步开展。1979年7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新闻理论教学座谈会,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首次全国性新闻学术会议。此后每年都有多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活动,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性的。有些学会,还建立了举办理论年会的制度。除此,中国还多次举办有中外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如1981年11月的中国澳大利亚新闻讨论会(北京）,1984年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协助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新闻界领导人圆桌会议(上海）,1985年的传播学国际讨论会(上海）等。这些会议,不仅切磋了学问,又增进了友谊。

(4）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早在194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就建议中国开设“公共关系”教育,但是,条件不成熟。过了30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研究公共关系学,并且发展很快,许多大学新闻系都开设了这门课程,一些研究机构也将它纳入了研究范围。

“传播学”这个名称,中国学者在1956年开始引用,复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译丛》曾将Communication一词译为“群众思想交通”。但是,传播学的研究过了20年之后才真正开始。1978年,复旦新闻系首次开设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以后,全国陆续出版了多种中外学者传播学著作,并召开过多次研讨会,传播学逐渐普及。宣传学,中国在20年代后期已开始研究。30—40年代出版过《实用宣传学》、《综合宣传学》、《宣传心理研究》等著作。也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到80年代才重新开展研究。此外,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社会学、新闻伦理学、广告学等,都逐步涉及。新闻学研究推动了这些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丰富了新闻学的内容。

(原载《新闻大学》,1991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