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

新闻史应该有自己的特点^[12]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同任何一门学问一样,中国新闻事业史有其“特殊的矛盾性”。它同通史、革命史、思想史有密切关系,但又应有区别。不能把新闻史写成革命史加报刊名称。

在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我们碰到过这个问题。5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没有自己编写的教材,讲课参考解放前的有关著作,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以及赵君豪、黄云鹏、任白涛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提供了许多历史材料,描绘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概貌。但是,这些著作的作者,不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新闻事业的发展同社会阶级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而是用形式主义的方法罗列材料,孤立地看待历史现象。当年学生反映,中国新闻史这门课程枯燥乏味,报名、地名、人名、时间一大堆,搞不清、记不住。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开始搜集资料,研究中国报刊史,1957年因新闻班停办而终止。5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这部讲义,阐述了新闻事业在人民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党报的历史材料写得比较多,也写了若干业务经验。与过去的情况相比,这是从无到有,从注重报刊形式到注重宣传内容,应该说是一大进步。但是,这部讲义与革命史重复较多,有的部分与思想史区别不大,结构和体例上也存在问题。60年代几次修改,又受到“左”的影响。它没有解决新闻史应该具有自己特点这个问题。我们深切地感到,为了编出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映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体现我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的新闻史讲义,需要继续努力,要做大量的艰苦的研究工作,同时需要得到各有关单位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我们从教学和编写讲义的实践中也体会到,如果注意以下一些方面,中国新闻史这门学科可能会鲜明地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第一,注重研究宣传内容的同时,认真、深入地研究新闻业务经验。我国新闻工作,在编辑、采访、写作、通联,乃至广告、发行等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例如,邵飘萍采访政治新闻,邹韬奋采访欧美,范长江采访西北,邓拓采访“葡萄常”,各有特色,值得写进历史,供给后人学习、研究。即使是政治宣传和思想论战,也可以研究其宣传艺术、报道技巧以及政论文章的历史发展过程等。这一切,都应该成为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的沿革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貌的同时,注意探讨它的内部结构变化和经营管理发展的历史进程。新闻事业的管理体制、工作制度、印刷和广播的技术等,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应该在新闻史上有所反映。30年代上海《申报》的改革,除了副刊《自由谈》的编辑方针和主笔有变动外,又办了其他专刊,出版《申报年鉴》,设立补习学校和流动图书馆,还添置了新的印刷设备。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和1956年北京《人民日报》改版时,都采取了调整机构和改革工作制度等措施。各种措施都是报纸改革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丢掉某几方面不讲,当然不全面,不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三,加强对人物、作品、新闻学说的研究。新闻史要起到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的作用,使人们读了受到鼓舞,热爱新闻工作,了解传统和经验。为此,必须写人物——写他们的思想、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也要写作品和经验。名人、名篇、著名的标题和图片等,都应写上。邹韬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人至深；他的“小言论”如同两人亲切交谈,后人读了也会从中得到启示。在我国新闻史上,好作品、好节目、好标题、好版面、好图片多得很,如果能够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分析介绍,就会保持它们的光彩,成为传世精品。

第四,对于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类型的新闻工具,都应该加以研究,在新闻史上有所反映。在我们的新闻史讲义上,有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闻活动、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的材料很少；民族资产阶级的新闻活动也写得不多。有些影响大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益世报》等,都需要作专门研究。

第五,亟需开展对于新闻法规、新闻政策的历史研究。从大清报律到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法规、法令,都有研究的必要。建国前夕的《共同纲领》、建国后的几部宪法有关新闻工作的规定,更应研究。

在我们的讲义上,有关广播与电视的历史写得很少。从这次座谈会中,我们学习了广播电视史,得到了很多材料,回去以后一定努力改写讲义,改进教学。希望今后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原载《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