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喉舌

《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前言^[16]

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从1926年主编《生活》周刊开始,毕生从事报刊工作,“干得兴会淋漓”,“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他主编过七个报刊,撰写的评论和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还出版了几十本著译。他在广大读者中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他的启发下,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投入人民革命的洪流。韬奋有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并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特别是他主编《生活》和《大众生活》的经验,1932年和1936年关于怎样办《生活日报》的一系列论述,生动地体现了我国民主报刊的优良传统,也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办报思想。认真学习和研究韬奋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思想,是我们加强新闻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益于推动当前报刊工作的改进。我们编辑这本书,目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基本材料。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种精神,贯穿在韬奋的报刊工作实践中,成为他的办报思想的核心。他所主编的报刊,真实地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不仅如此,韬奋还把办一张“真正人民的报纸”,作为他生平最大的愿望。他曾经多次设想、筹划过理想的报纸,认为这张报纸“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是大众“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同时在国内外10个地方出版,发行量达到500万份等等。韬奋还研究过列宁办《火星报》的经验和我党办《新华日报》的经验,从而加深了他对理想报刊的见解。他的办报思想和经验,实质上是一种人民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其内容涉及报刊工作的各个方面,下面列举的只是他的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报刊的基本任务是“领导与反映”。

韬奋认为,人民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一个报纸对社会能起引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地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为人民群众说话,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是韬奋始终如一地奉行的原则。在办《生活》之初,他就规定刊物要替受苦的民众发出“对于社会的呼吁”,大量刊登反映群众疾苦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字。后来,他又明确提出报刊要作“人民的喉舌”,“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并以自己的锐利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罪行,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同时,韬奋又十分注意“引人向上”,善于结合各种事例和问题,教育与帮助人民群众。在他主编的报刊上,《小言论》、《读者信箱》和《国难课程教材》等专栏都办得很出色,成为指引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还值得指出的是,韬奋在“九一八”后曾利用刊物发动几次捐款,组织广大读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韬奋的实践表明,人民报刊是具有组织作用的。

第二,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

韬奋主编《生活》后不久,提出刊物要成为读者“极好的朋友”的主张,尔后多次强调这一主张,直到他的最后遗著《患难余生记》的最后一段,还亲切地要求读者把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视为“最可靠最亲爱的好朋友”。韬奋身体力行,实现了自己的主张。通过报刊工作,他同广大读者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他“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而读者也以韬奋为良师益友,向他倾诉衷情,同他商讨问题,托他代办事情,亲如家人。他一有号召,读者群起响应,他遇到困难,读者群起支援。当他受到反动当局迫害时,许多读者主动掩护他,在这方面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在韬奋看来,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最重要的是必须关心读者的需要,努力办好报刊,同时也必须同读者建立经常的联系,努力为读者服务。他说：“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韬奋同读者联系,为读者服务的主要方式是：认真处理读者来信——作为主编的韬奋,每天都要亲自看信、复信,即使由别人代写的复信,他也要亲自看过,签上名以后才发出；办好《信箱》专栏；热情接待读者来访；读者委托代办的事情,尽力办到。

第三,“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

在编辑方针方面,韬奋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他反对雷同和模仿,主张报刊要有自己的风格。他说：“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他取舍稿件的标准是“有价值与有趣味”,既不赞成“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提倡把“有益”与“有趣”统一起来,寓教育于趣味之中。在筹办《生活日报》时,韬奋系统地提出了对报纸的要求,其中包括：广博的言论(每天发一篇社论、两篇以上专论,内容广泛）,统一性(言论、新闻、附刊一致,新闻选材上硬性文字与软性文字分配均匀）,广泛性(在民族独立、解放和繁荣的共同目标下,反映人民群众的多方面的生活）,研究化(帮助读者了解新闻背景和前因后果,发表参考资料）,文字大众化(用语体文写作,使初识字的人能看懂）,等等。

第四,“明显畅快”的文风。

韬奋把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作为报刊的基本任务之一,因而一贯重视报刊文字的通俗易懂。他曾经宣布：“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他写文章,注意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短小精悍,亲切感人,深受读者的欢迎。在文风上,充分反映了韬奋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对广大读者,像同老朋友谈心一样,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而对反动当局则慷慨陈词,猛烈抨击,旗帜鲜明,锋芒凌厉。

第五,新闻工作者要有“视事业如生命”的精神。

韬奋热爱新闻出版工作,“乐此不疲”,奋斗终生。在威胁、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从未失去信心。他不仅亲自编稿、写稿、处理来信、联系作者、接待读者,而且还亲自跑印刷厂、看校样,甚至亲自拉广告。他办的刊物从未脱期,这在旧中国新闻界是少见的。他还刻苦钻研业务,“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对前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他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引为借鉴。他曾经提出,理想的编辑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大公无私；二是敏锐的观察和卓越的识见；三是文笔畅达；四是至少精通一种外文。他还提出过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健全的体格,还要懂一点自然科学。

此外,他在广告、发行、经营管理、设备现代化以及新闻教育等方面,都有所论述,提出过许多切实可行的主张。他的一些著作,如《经历》、《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等,我们都可以作为新闻学著作,加以学习和研究。

韬奋由民主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在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中也有着深刻的反映。在主编《生活》之初,韬奋作为读者的“好朋友”,在刊物上交谈的基本上是求学、职业、婚姻等方面的问题,希望读者“安业乐业”,注重品德修养。他给刊物规定了“暗示职业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方针,而所谓“社会改造”,也就是实行以“力求政治清明”与“实业振兴”为“根本要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那时,韬奋及其读者都是尚未卷入革命潮流、正在寻找出路的人们,他们有要求进步的愿望和勇气,却看不清前进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韬奋的办报思想也只能是一种初步的、朦胧的人民报刊思想。

然而,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酷事实教育了韬奋,使他的思想与时俱进,逐步摆脱改良主义的束缚。他主编的刊物,也从以反映和探讨生活问题为基本内容,逐步转向以报道和评论时事政治问题为主。1930年,他宣布“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尤以时事为中心”,“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九一八”事变的沉痛教训,更使他迅速觉醒。1932年1月,他又宣布《生活》已是“新闻评述的周报”,“以当前事实为对象”,“一切以正义为依归”。而且还具体说明,“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剥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不平行为”。同年,韬奋发起创办《生活日报》,要“为中国产生一个为民族振兴及民族福利而努力的舆论机关”,取材以“劳工疾苦”为第一位。在1933年至1935年被迫出国考察期间,韬奋进一步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办报思想也发展到了新的高度。1935年11月,他在《大众生活》的发刊词中,提出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三大目标。接着,在《大众生活》的第二期上,刊载了韬奋写给读者的一封复信,其中对于《生活》前期宣传的“职业指导”、“人生修养”等作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明确指出“避免《生活》的缺点,保留《生活》的优点”,“要比《生活》前进”的希望,并且号召读者“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不是替旧的社会苟延残喘”。1936年,韬奋关于《生活日报》的论述,是人民报刊思想的具体化。如果说,《生活》初期,韬奋的“好朋友”主要是知书识字的职业青年,那么,这时的“好朋友”则扩大为广大的人民大众,特别是“文化落后的大众”,包括“洋车夫和苦力,三家村的农夫”。这时他还强调指出：“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生活日报》“必须成为一切生产大众的集体作品,必须由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供给言论和新闻资料,而不是由少数职业投稿家和新闻记者包办一切”。他把读者来信作为报刊的“真正的维太命”,建议设立全国通讯网。应该说,韬奋这时的办报思想,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报刊理论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韬奋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主编的报刊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与党的报刊作了有力的配合。韬奋从多年以来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韬奋坚守新闻岗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被迫出走香港,但仍然坚持撰写评论,出版刊物。1942年,他辗转到达抗日根据地以后,还计划办报。1944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办个日报,以偿素愿”。

韬奋留下的大量著述,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本书选辑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计一百多篇文章(包括节录的）,16万多字,各有不同的思想意义和史料价值。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加了若干题解和注释,并编写了《韬奋报刊活动大事记》、《韬奋主编的报刊介绍》、《韬奋的笔名》等三个材料作为附录。自然,这些文章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不有一定的历史烙印,有些是当时政治条件下的“奴隶的语言”。这需要阅读者作必要的分析,书中不一一加注。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曾得到上海韬奋纪念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上海图书馆等单位及原生活书店部分工作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承蒙韬奋同志的老战友、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胡愈之同志题字,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原载《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