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应该怎样确定

大学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应该怎样确定？^[6]

为了办好新闻教育,有许多问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如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育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本文主要讨论大学新闻系本科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问题。这是办好新闻教育首先要明确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70多年历史的回顾

从我国大学新闻教育来看,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思路与解决办法,有着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20世纪20年代是我国大学新闻教育起步和迅速发展的时期,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一些大学都开办了新闻学(报学）系科。在办学模式上,主要是仿照美国,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新闻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为教学重点。1929年创建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制订办学方案时,就是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蓝本的。它的培养目标是“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7],学制4年,设有专业课程34门,共89学分,其中业务知识课与操作(技术、练习）课程17门41学分,基本上占半数。另一半是论史知识课8门19学分,辅助知识课(《地理知识》、《时事研究》等）9门,29学分。此外,还有公共课(《国文》、《英文》、《军事教育》等）11门60学分,选修课12学分。总计课程45门以上,161学分。值得一提的是,课程中有《报馆组织与管理》、《贩卖新闻学》、《新闻广告图案》、《杂志经营与编辑》等课程。

1935年,上海《申报》函授学校出版了一套新闻学讲义,共17讲,其中文史基础知识3讲,论史知识4讲,新闻业务知识与操作知识7讲,辅助知识3讲。重点显然也在实用知识与技能上,是仿美的。

在20世纪20～40年代的30年中,我国大学新闻教育基本上按照上述思路确定培养目标与设计课程体系的。其中,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延安、华中、东北办了短期的新闻班和新闻专科学校,教学重点是政治课与时事政策课,同时也学习业务知识。这是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快速培训应用人才。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新闻系科进行了调整,1952年起学习苏联的经验,制订新的教学计划,重新确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巩固基础与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1954年,更加具体化为“培养新闻工作干部,即从事报纸、通讯社与广播电台的文字工作人才”。这种对培养目标的提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新闻工作的单一性,即以文字宣传报道为主,在经营管理、图像新闻等方面不必强调培养专门人才。在“反右派”、“大跃进”之后,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加重了政治色彩,但核心仍是新闻工作者。

在课程体系方面,相应地削去了经营管理、广告等课程,新开了《报纸的群众工作》等课程,后又将《新闻学概念论》、《新闻编辑》、《报纸的群众工作》合并为一门大而无当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课。而最重要的变化是,把理论放在首要地位：在所有课程中,政治理论居首位；在新闻专业课程中,新闻理论居首位；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实验、实习）中,理论教学居首位。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苏联”高潮时尤为明显。

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初期,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环境较为宽松,学习气氛日趋活跃,学理论,学政策,学文史,谈古说今,议论风生。在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表述中,加上“新闻教学与研究人员”一句。在课程体系中,理论与政策课程、文史知识课程的分量加重,复旦新闻系出现了“两典一笔”的说法。两典,指马列经典著作和古典文学著作；一笔,指写作一枝笔。这几年,学生认真读书,理论功底更扎实了,文史知识更丰富了,政策观念也加强了。然而,从1963年下半年起,师生下乡下厂,课堂教学断断续续,伏案读书的气氛由此中断。

第四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原来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被否定,强调学员要成为“普通劳动者”,以社会为课堂,“结合实践进行教学”。什么稳定的教学秩序,系统的学习,乃至课堂讲授,都被斥为“修正主义”。虽然当时招收工农兵学员,但要求他们在大学“上、管、改”；虽然也设置了一些课程,但不成体系,而且说变就变,谁也无法预计教学效果。

第五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后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人们的思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整个社会发生巨变,新闻教育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对于新闻人才,不仅社会需要量大,而且需求呈现多样化,除了通用型的编辑、记者外,在对外报道、广播电视、经营管理、广告、公共关系等方面也需要专业人才。因此,开办新闻专业的大学迅速增多,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步拓宽,课程体系在充实和更新。开设了一批新课,如《大众传播学》、《广告学》等；原有课程的内容也有变动,如《新闻编辑》增添了激光照排的内容；加强了新知识、新技术(市场营销、计算机等）和外语课程的教学。

从70多年的历程看,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混乱以外,其他各个阶段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都是明确的、行之有效的,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毕业生经过实践检验,大多数能胜任新闻工作。

二、行家们的议论

新闻人才的培养问题,历来为新闻界所关心。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从王韬到邓拓,对新闻人才的要求与培养,都有所论述。特别是邵飘萍、戈公振既为新闻工作行家,又在大学新闻系兼任教席多年,也堪称新闻教育的行家。他们对新闻教育的见解切实、具体、深刻。

邵飘萍办过报纸、杂志、通讯社,当过编辑、记者、社长,还去日本见过世面。他主张：“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8],中学以上学校应开新闻课,大学应办新闻系。他先后推动和参与北京大学、平民大学、法政大学创办新闻教育,并指出：“自是而新闻学乃占我国大学之一席地矣,不可谓非新闻业前途之幸也。”他在大学新闻系讲课,“从探索新闻入手,渐及编辑营业诸事”。他撰写的讲义《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成为我国早期新闻学的重要专著。他还计划写《新闻编辑法》和《广告与发行》,可惜未及成书就惨遭杀害！

戈公振也是既从事新闻工作又热心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的人。在1927年出版的他的名著《中国报学史》中,有《报业教育》专节,评述我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和现状。1927年和1928年,他在欧洲、美国、日本考察报业时,也关注各国的新闻教育。回国后写了《新闻教育之目的》^[9]一文,介绍美、法、英三国新闻教育状况,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记者必须受新闻教育,就是大学教育,以外没有别法”。但大学新闻教育不能简单地视为只有职业训练的“记者养成所”,而是学生应学习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历史、地理、外语等多种知识,更应学习新闻专业知识,研究“报纸的过去和现在”,懂得“报纸的标准和规律”。

邹韬奋多次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回答读者关于读大学新闻系的问题,1941年在香港《大众生活》周刊上还介绍读者去重庆报考复旦新闻系。他认为,大学新闻系培养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拿笔的”即新闻记者,包括记者、编辑,他们除了学习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达到大学程度,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应有优秀的高中毕业程度；另一类是“打算盘主持管理的”,或称“新闻事业者”,他们除了学习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应“特重科学管理法、心理学、哲学、广告学,以及其他关于商业的常识”^[10]。

范长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后期,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先后兼任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北京新闻学校校长。他在讲课中要求学员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讲政治,又要业务精通、常识丰富,有“专业精神”^[11]。

这些卓有建树的前辈们的见解,还有其他一些人士的见解和新闻教育界多年的实践经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稳定的看法。主要是：1）大学新闻教育十分重要,是培养新闻人才的主要途径；2）大学新闻教育应培养新闻工作所需的各种人才,首先是编辑、记者和经营管理人才；3）新闻教育应把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品格、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忠诚的敬业精神放在首位；4）新闻教育应设计合理课程体系,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较强的操作能力；5）新闻教育应理论与实践并重。这些看法,在历来的新闻教育实践中基本上能够贯彻。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些传统观念和传统做法。

香港、台湾的新闻教育界人士也提出了许多深刻、中肯的见解。长期在香港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朱立博士,在1988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时曾撰文指出：“新闻传播工作的‘形’——编、采、写、制,当然应该教,但绝对不应该只以之为唯一的内容,而必须有其他专精的学科配合”,“它们一定得以专业的知识、宏观的通识和操守的陶冶为基础,缺乏了这些,充其量也只是挂了大学招牌的职业训练而已！”^[12]台湾学者郑贞铭教授在1994年1月指出：新闻教育不是技术教育、廉价教育、孤立的教育、僵化的教育、速成教育。他认为：“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新闻工作者应包括勇敢、机智、忍耐、有恒、好奇、想象力、乐观、主动、进取、思想敏捷、有适应能力,乃至写作技巧、写作速度……如此说来,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职责神圣,而且是任重道远。”^[13]1996年,台湾政治大学潘家庆教授、罗文辉教授、臧国仁副教授等,对传播教育核心课程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就院、系核心课程设置规划提出具体建议。这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改进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新形势下的思考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带动下,出现了许多新的有利于新闻教育发展的因素。

(1）新闻工作的内涵丰富了。称雄百余年的报业有了新的发展,广播电视、对外报道、媒介广告等,都在新闻行业内大展宏图。经营管理加强,广告、发行的任务繁重。

(2）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等开展公开的新闻活动,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形式被广泛采用。

(3）新闻学研究的领域拓宽,内容加深。新知识的引进,新观念的流行,新技术的采用,都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课题。边缘学科、新闻法制、职业道德等方面研究也展现了新面貌。1997年,原先的二级学科新闻学,拓展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并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各种因素对于新闻教育都产生了影响,提出了要求,而各种影响和要求的汇合点是人才需求。新闻媒体需要新闻人才,其他许多单位也需要新闻人才,不仅需要编辑记者,更急需经营管理人员(包括广告、发行人员）,还需要新闻行政人员和新闻教学人员,等等。因此,新闻传播院系应该根据人才市场的多种需求和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条件,重新制订培养目标,重新设计课程体系。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人才,仍然是新闻教育的基本目标,但在具体内容上应该有所变动或更新。在德育方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当然是必须有的,但同时应该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政策法规的教育,可以把政治方向、道德修养、法制观念、敬业精神等作为陶冶学生的精神品格的基本内容。在智育方面,要培育学生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这种结构应该体现既是通才又有特色的要求。新闻传播院系培养的是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通才,毕业生能够适应各种新闻传媒及其各部门的工作需要,也能在各种机构的新闻活动中担任组织与业务工作。广电专业出身的也能编报纸,广告专业出身的也能当编辑、记者,新闻专业出身的也能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等等。在体育方面,学生应该有健全的体魄,精力旺盛,除了学习体育课以外,还应该学习卫生与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培养目标的制订和贯彻,都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具有时代特征。与20世纪50年代乃至与20世纪80年代前期比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闻人才,应该更多地学习邓小平理论,更多地懂得一点经济,更多地了解一些外国情况。

设计课程体系,是落实培养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新闻院系已经构成一套课程体系框架,各校大同小异。这个框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课程,一部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如政治理论课程、文史知识课程、体育、外语、计算机等；另一部分为专业课程,有专业基础课(如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史等）和专业课(如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广告学等）。此外,还有相关知识课程、实验课和实习。从新闻教育的实践来看,课程体系有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作适当处理的。

1．各专业课程体系是大同小异,还是小同大异？

新闻传播学类的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各有自己的课程体系,而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目前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曾提出“坚持宽口径的办学方针”,“在新闻学共性的基础上,侧重广播电视的特性,办出特色”。他们的毕业生,70%在广播电视单位工作,30%在报社和其他宣传部门工作。这是一种办学思路。另一种思路是,以专业特色为主安排课程,新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大量减少。有一个学校的广告系,必修课程(包括政治、体育、外语等公共必修课程）共138学分,其中“广告”字头的课程63学分,占46%,新闻传播学基础知识课程16分,仅占12%。显然,这是涉及对通才与特色关系的理解问题,“通”到何种程度,“特”到何等地步,需要认真作具体的研究。

2．要不要确定两级核心课程？

设立核心课程,学生必修,有利于保证基础知识的学习质量。1990年6月,第一次全国新闻学科系主任联席会议上讨论过核心课程问题,提出《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事业》、《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新闻编辑》、《马列新闻原著选读》、《公关与广告》、《广播电视新闻》、《基础写作》、《古代汉语》、《中国当代文学》等13门为新闻学专业核心课程。但事隔多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当年的系(专业）,现在成为院(系）,这13门实际上是院(系）核心课程。现在,当然需要作较大的调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院(系）有核心课程,专业要不要？我以为,还是以要为宜,因为这样可以全面保证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质量,还便于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当然,两级核心课程应该选定合理,搭配得当。

3．新课程设置的标准和程序问题

随着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知识、新技术。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知识与技术,也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在新闻教育中的反映是,课程名目越来越多。但是,新课程的设立总得有一定的标准和经过必要的审核程序。比如说,要有明确的教学目的、科学的教学内容,要有教学方案和教材(讲义或提纲）,还要经过论证、试讲等步骤来审定。课程内容不能太宽泛,如20世纪50年代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太狭窄也不行,如将消息、通讯、评论等,每种体裁开设一门课,这样过细就难免重复。在科学研究中,为了开拓新领域,应该研究边缘学科。但是,在教学中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就应该慎重。目前,属边缘学科性质的课程很多,如与心理学相关的有新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宣传心理学、采访心理学等多门。与美学、文化学有关的课程也不少。看来需要筛选、确认,有的可以缩小为专题,不占一门独立课程的地位。

4．处理好课程体系内部的几个关系

课程体系的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内部各种关系处理得当,不仅每门课程能各得其所,而且全部课程结合在一起能发挥整体优势。从横向看,各门课程之间应该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关系；从纵向看,各门课程之间应该是相互衔接,逐步递进的关系。目前,有些课程的某些内容有重复现象,例如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名记者,新闻史课要讲,名记者与作品课也讲,新闻采写课又讲,材料相同的很多,学生听了一遍又一遍。此外,对有些相同的材料,在不同课程中说法不一,甚至观点相左,这当然是个别情况。从课程性质与作用看,论、史、工具,基础知识、应用知识、相关学科知识,通识与专精,课堂讲授与操作训练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都要处置妥帖。为此,各类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与教学内容应明确划定,学时学分的分配应合理,整体安排应符合循序渐进的规律,切忌跳跃性或任意填充式的无序的排列。

5．本科同中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前后衔接关系也应注意

大学新闻院系本科招生,连年报捷,生源量多质高。这为新闻教育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新闻知识的普及,一些内容已融入中学教学之中,如新闻写作的某些常识。这不仅影响大学的本科教学内容,甚至也涉及课程体系,如《基础写作》这门课应去应留或应革新,是值得研究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展,有不少新成果要注入教学之中,使一些课程内容更新、加深,也可把有的课程或其中部分内容,提升到研究生阶段去学习,如《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可以在研究生中开展学习讨论。

课程体系是一项科学的设计工作,它的落实还要靠丰富的教学内容和良好的教学方法,那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新闻教育改革的另一项重要课题。

(原载《新闻大学》,1997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