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第一节　外报在华的出现

一、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首批中文近代报刊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以农业小生产为本,商品经济不发达,新闻传播发展迟缓,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直到19世纪,邸报、京报等古代报纸仍然是主要的新闻传播媒介。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实现近代化和大众化,即在报业中运用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方法,报刊面向社会大众,报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之一。

在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开拓商品市场与进行殖民扩张的势头正旺,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冒险者来到东方,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鸦片和各类商品,还有西式的学校、医院和报馆,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观念和宗教意识。

最早来华办报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1—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马礼逊是英国牧师,受伦敦布道会的派遣,于1807年9月8日到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又称耶稣教）传教士。但是,清政府反对传教活动,他只得隐瞒真实身份,用广州美国商馆“客人”身份作掩护,在中国领土上非法居留,学习汉语。1808年他赴澳门,翌年被聘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翻译,遂以英国商人名义公开活动。他按照教会的要求,从事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辞典》的工作,还秘密吸收教徒。1813年,伦敦布道会派米怜来华,协助马礼逊。米怜于这年7月4日到达澳门,但几天后当地政府限令他24小时内离境,他只得避居广州,学习汉语。1814年初,在征得马礼逊同意后,米怜携带2 000册《新约》中译本,前往南洋群岛的爪哇、马六甲等华人聚居地区散发。当年冬回广州后,米怜又建议在马六甲建立对华传教基地,马礼逊立即同意。1815年4月17日,米怜偕妻子和刻工梁发等人从广州出发,航行35日到达马六甲。随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印刷所和免费学校。同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它是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通常简称为《察世俗》,英文名称一般写作：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它的出版,是马礼逊主持下对华传教的一项主要活动。米怜为主编,署名博爱者。他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中写道：“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这些话,说明了“察世俗”名称的由来。

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65],是《察世俗》的办刊宗旨。所以,它把宣传“神理”放在首要地位,大部分篇幅用来发表介绍教义和《圣经》的文章,如《圣经之大意》、《古今圣史记》等。其次,宣传伦理道德,当时它称为“人道”,如《论仁》、《父子亲》、《夫妇顺》等。它把忠孝仁爱作为神的意志加以颂扬。再次,介绍“国俗”,即各国情况,如《全地各国纪略》等。此外,还刊载天文地理知识文章,如《论行星》、《论地为行星》、《论日食》等。它还发表了一些诗歌、寓言一类作品以及“告帖”(即告示广告）。

米怜从主编《察世俗》开始,就表现出他确实“是一善于观察人的能手,能够机敏地抓住各种机会,以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66]。他编辑的《察世俗》,封面上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67]、“博爱者纂”等字样,文章中大量引用孔孟言论。他说：这个刊物“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便众位亦悦读也”,“每篇必不可长,也必不可难明白”^[68]。这个刊物采用略带文言成分的白话文写作,有评论、记叙文、故事、诗歌等,还用对话体、章回体。有些文章的末尾,写上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如第1卷第2期(1815年9月）上,刊载一则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消息,全文如下：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清明,呷地^[69]诸人俱可见之。

《察世俗》是雕版印刷,中国书册式,每月一期,在南洋一带华人聚居地区免费赠阅,也有少量流入中国境内。米怜曾发表“告帖”,欢迎索取。起初每期印500本,后增至1 000本。此外,每年出版合订本(全卷）,印数少则500本,多则达2 000本。有的文章还单独出小册子(如《张远两友相论》）。1821年,因米怜病重,《察世俗》停刊。出版7年,共7卷。

在《察世俗》之后,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传教士还办过数种中文报刊,其中有明显特征、影响较大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通常简称《东西洋考》）。

《东西洋考》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刊,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创办人、主编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或Charles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又作郭实腊、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普鲁士人,1823年加入荷兰布道会,1826年在荷兰鹿特丹神学院毕业后被任命为牧师,同时被派往东方荷属殖民地传教。1827年到爪哇,1828年到暹罗,曾在当地华人中活动,并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1829年退出荷兰布道会,而与英美传教士、商人、政客建立了联系,为伦敦布道会工作。1831至1833年间,他三次非法在中国沿海地区作间谍航行,收集军事情报,还绘制了航海图,参与走私鸦片。

郭士立主持的《东西洋考》,外形学《察世俗》,封面上印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孔子语录和“爱汉者纂”字样。也是雕版印刷,中国书册式。但是,内容却有着明显的变化。阐释教义的长文章没有了,宗教色彩淡化,论述伦理道德和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的文章也不多见。它以介绍西方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技术为重点,着重宣扬“西方文明”,反复劝说中国人改变对西方的旧观念(如视洋人为“蛮夷”等）,主张中国应学习各国的长处。它每期都刊载新闻,以国际新闻居多,也有广东地方新闻,如有关灾民、医院的报道。新闻材料大部分译自外文报刊,也有一些是转载京报的。它是最早采用京报材料的近代报刊。它还开辟过“市价篇”专栏,报道广州的市场行情。这一切表明,《东西洋考》已有走出宗教报刊的倾向。

《东西洋考》于1834年5月出至第10期后休刊,翌年2月复刊,出至7月再度休刊。不久,郭士立被任命为英国领事的中文秘书,刊物改由“实用知识传播会”^[70]主办,该会重印《东西洋考》合订本(共二卷）1 000部,并于1837年2月在新加坡复刊,实际是在广州编辑后寄新加坡印刷发行。1838年终刊,目前所见最后一期是这年11月(农历九月）出版的。郭士立在随后的鸦片战争中,充当侵略者的翻译、向导和参谋。

在《东西洋考》前后出版的传教士所编的报刊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刊。创办人、主编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6,笔名尚德者）。该刊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都是《察世俗》的继续。1826年停刊。

《天下新闻》,1828年在马六甲创刊,主编是英国传教士吉德(Samuel Kidd,1799—1843,笔名修德）。月刊,单张活字印刷,刊载中外新闻,格式像报纸,但仍为宗教刊物,还发表科学、历史、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文章。1829年停刊。

《各国消息》,1838年在广州创刊,月刊,石印。麦都思、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er？—1856）、理雅各(James Lagge,1815—1897）等编辑,主要内容为外国新闻和广州市场行情。仅出数期。

另据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一记载,在1837至1838年间,澳门出现过中英文合刊的《依泾杂说》,英文为铅字排印,中文为木板刻印,对照排列,内容“多有讥刺官府之陋规”,人们争相购阅,后为官府禁止。但未发现原件。

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首批外文近代报刊

来华的外国人在创办首批中文报刊的同时,也创办了首批外文报刊。中文报刊大多数是传教士创办、读者为中国人的宗教报刊,而外文报刊却大多数是商人、政客办的政治性报刊,主要读者为在华外国人,主要内容为分析交流中国情况,商讨对华政策与行动。

第一家在华出版的外文报刊,是葡萄牙文的澳门《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它也是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报纸。1822年9月12日创刊,周刊,还出版了数种增刊。它是澳门葡人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的喉舌,基本内容为新闻、言论、公文、读者来信等。新闻报道有澳门的、葡国的、各国的以及船讯等。1823年9月27日,因立宪派的统治地位被推翻,保守派上台,该报改变了政治方向,同年12月26日停刊。

在《蜜蜂华报》之后、鸦片战争之前,澳门还出版了数种葡文报纸：《澳门钞报》(A Chronica de Macao）,1834年10月12日创刊,初为周刊,后改双周刊,刊载新闻和政治稿件,1837年(一说1836年）停刊；《帝国澳门人》报(Macaista Imparcial）,1836年6月9日创刊,每逢星期一、四出版,曾公开宣布“不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而只是尊重法律”^[71],却因批评总督于1838年7月24日被封；《澳门政府公报》(Boletin Official do Governa de Macao）,1838年9月5日创刊,受澳葡当局庇护,重视澳门当地政治报道,曾先后更名《澳门公报》、《中国葡人报》,约在1843年停刊；《商报》(O Commercial）、《真爱国者》(O Verfadciro Patriota）,均为1838年创刊；《澳门灯塔报》(O Pharol Macuense）,1841年创刊。这些葡文报刊,最为关注的是澳门当地和葡国内的事情,对于中国时局议论不多。

在澳门,还出过一种英文周刊——《杂文编》(The Evangelist and Misella‐nea Sinica,又译《澳门杂文编》）,1833年5月1日创刊,马礼逊主编,主要刊载基督传教的文章,也有一些政治与商业信息。出版4期后,因印刷厂被查封而停刊,4期共印2万册。

在外文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英文报刊。当时最为强大的殖民势力是英国,来华的外国人中也以英国人为最多(约占半数）。首批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就产生在外国人最多的广州。

《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刊。1827年11月创刊,创办人为英国鸦片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初为双周刊,1834年改为周刊。该报在第1期写道：“人们长期以来已感到对于中国的商业和其他方面消息的需要。人们将会看到,我们会致力于提供丰富而准确的最新物价行情,有关中国的报道也会占据相当的版面。”其实,它同东印度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使是商业报道,也有强烈的政治性。它宣扬英国的殖民政策,鼓吹不平等贸易,为鸦片倾销辩护,主张西方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它还增出过《广州行情周报》。它不仅对在华外商有很大影响,还发行到南洋、印度以及英美本土的一些城市。1839年5月,该报迁澳门,鸦片战争后又迁香港,改名《香港纪录报》。

《广州周报》(Canton Press）,1835年9月12日创刊,被认为是英商自由贸易派的报纸,反对东印度公司与垄断贸易派。它关注中国,重视报道中国当地新闻。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材料是译自该报。但在英对华政策上,它同《广州纪录报》一样,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推进不平等贸易,还积极支持英国对华鸦片输出。1836年(道光十六年）,清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要求弛禁鸦片。同年10月13日,《广州周报》为此刊发一份号外,转载7月24日京报上的文件奏折。这是在中国出版的近代报刊的第一份号外。该报还增出过《商业行情报》。该报于1839年迁澳门,1844年3月停刊。

《广州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1831年创刊,月刊,仅出5期。

除英国人外,美国人也在广州办英文报刊。1831年7月28日,《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创办人是美国商人伍德(William W．Wood）。他曾是《广州纪录报》的第一任编辑,因与马地臣意见分歧而离职。在《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创刊号上,他写道：“我们深信,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无意谈论的意见和政策。”该报由此同《广州纪录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映了美英商人的不同利益。但在对华实施殖民政策和推进不平等贸易上,两者是一致的。1833年10月,伍德去菲律宾,该报停刊。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中国文库》）,1835年5月创刊,月刊。它是在马礼逊倡议下、由美国商人奥立芬(D．W．C．Olyphant,广州同孚洋行老板）资助下创办的。编辑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是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他于1829年在美国被封立为牧师,1830年在奥立芬帮助下来中国,先后在澳门、广州居住,马礼逊帮助他学习中文。裨治文以他的才干取得奥立芬和马礼逊的信赖,被委以编辑《中国丛报》的重任。他在发刊词中指出,这个刊物“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他还具体列出了博物(自然条件和物产）、商业、社会关系、宗教等方面需要调查的情报项目与要求。例如,“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的和长时间不间断的观察。”《中国丛报》以发表文章为主,也刊载新闻。它为读者提供情报资料的同时,还就对华政策进行了讨论。它是在更深的层面上为西方的侵略行为服务。它于1839年5月迁澳门,1844年10月迁香港,后又迁回广州,出至1851年底停刊。它长期由裨治文编辑,1847年起因裨治文经常在上海,改由格兰杰(James Granger Bridgman）编辑,1849年9月起又改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编辑,直至终刊。《中国丛报》以其丰富的资料,为后来的中外历史学界所重视。

第二节　外报在华的扩展

一、外报在中国境内迅速发展

外国人从办第一家中文报刊开始,就想方设法要在中国境内出版。由于中国政府当局禁止传教,才不得不把出版中心设在马六甲。随后,有两三家中文报刊和十多家外文报刊在中国境内刊行,但集中在澳门和广州,其他地区尚无立足之地。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辟通商口岸,割让土地,“国中之国”的租界出现了,不准传教的禁令取消了,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在华从事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的权益,外报也从此开始在中国许多城市出版。19世纪外国人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约有300多家,其中鸦片战争以前创办的只有20家左右,其余200多家是战后创办的。

在香港,英国殖民统治的建立,为外报的刊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香港成为外报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在1841至1860年的20年中,香港创办外报20多家,超过全国各地外报的总和。比较著名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英文报刊《德臣报》、《孖剌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外报的发展超过香港,但香港仍有很大影响,外报数量仅次于上海。

在上海,鸦片战争后才出现近代报刊。第一家是英国商人奚安门(H．Shearman）创办并主编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周刊,1850年8月3日创刊。上海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的《六合丛谈》,1857年1月创刊,月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后,外国侵略势力逐步深入中国腹地,上海在各国对华贸易中的枢纽作用日益凸现,外报也随之出现迅速发展的形势。1861年,英商字林洋行创办《上海新报》,是当地最早的中文报纸。从1862年起的10年左右时间内,上海新办外文报刊10多家,有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而同期香港新办外文报刊大约只有4家。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出现了影响很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和《申报》。上海已成为后来居上的外报出版中心。

在其他通商口岸,大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有外国人去创办报刊的,如宁波最早的近代报刊为1854年创刊的《中外新报》(中文半月刊）,汉口是1866年创刊的英文《汉口时报》,天津是1886年创刊的中文《时报》和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72]。广州在此期间也新办了多家报刊,如1865年创办的中文《广州新报》和《中外新闻七日录》等。

外国人的办报活动不仅遍及各通商口岸,而且来到了清王朝的都城——北京。1871年9月,外国传教士在京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并提议创办中文日报。1872年8月,该组织创办了机关刊物《中西闻见录》月刊。它是北京的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主编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和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它自称“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73],内容为介绍科学技术知识,报道各国近事与商业消息。1876年2月迁上海出版,改名《格致汇编》。

19世纪40至80年代的半个世纪,是外报发展的高峰时期,外报数量占当时中国报刊总量的70%以上(不包括邸报、京报）。各通商口岸和京城的外报,还向中国内地扩散,成为中国境内影响最大的新闻传播媒介。在此期间,外报在内容、形式、刊期以及结构类型等方面也有明显的变化,与鸦片战争前大不一样。

二、中文宗教报刊的变化与《万国公报》

外国传教士向来把出版报刊作为传教布道的一种手段,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在中国取得了“自由传教”的权利,打着宗教旗号的报刊很快就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据统计,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1840年以前不过10多家,1860年发展到32家,1890年达到76家。原先是基督教新教大力创办报刊,后来天主教积极跟上。1878年在香港创刊的英文《香港天主教纪录报》(The Hongkong Catholie Register,后改名《天主教纪录报》）,是天主教在华办的第一家报刊。此后又出版了《益闻录》、《圣心报》等,其中《圣心报》从1887年6月1日创刊,出至1949年5月终刊。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所办报刊,不像以往的《察世俗》那样热衷于阐发教义,而是大幅度地增加商业新闻、时事政治报道,广告也越来越多。以《遐迩贯珍》和《益闻录》为例,《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是香港的第一家中文报刊。1853年8月1日创刊,1856年5月1日终刊。英国伦敦布道会所属机构马礼逊教育会主办,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先后担任主编。它是最早使用铅字排印的中文报刊,月刊,中国书册式,有中、英文对照目录。在内容安排上,占首要地位的是时事新闻报道与评论,以及“洋货时价”、“本地货时价”之类的商业消息,所用篇幅最多；其次为介绍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与报道；最后才是宣传宗教的文章与报道,所用篇幅较少。它有插图,还出过“招帖”(广告）增刊,随正刊发行。它规定：“凡印此招帖者,初次每50字要银半元,再印者则半初价。若50字以上,每字加一先令”。这是中文报刊最早的收费广告。就新闻体裁而言,该刊的消息、通讯、简讯、评论等已具雏形。在政治倾向上,它无疑是维护英国殖民利益的。但对于中国国内某些问题,因为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利害关系,它也作过较为客观的报道。如对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法国公使赴南京与太平天国将领会谈等,它都作了及时的、真实的报道。

《益闻录》是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办的中文刊物。1879年3月16日创刊,初为半月刊,后改周刊,李林(字问渔,南汇人,1840—1911）主编。它以时事新闻为主,每期只有一两篇传教的文章。1898年8月17日与《格致新报》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每周出两期,1899年第100期起简称《汇报》,并分别出版每周两期的《时事汇录》和每周一期的《科学杂志》。在政治倾向上,它公开维护法国殖民利益。1912年改出《圣教杂志》。

外国传教士在各地办的报刊,如上海的《六合丛谈》、北京的《中西闻见录》、广州的《广州新报》和《中外新闻七日录》等,都以主要篇幅刊载时事新闻、介绍科学文化知识,宗教宣传不多。这不仅是宗教报刊在某些内容和版面安排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宗教报刊为推行殖民政策服务的面目日益清晰。本来,马礼逊、郭士立等传教士同商人、政客、冒险家一样,来华的目的是要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使中华大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榨取利润的场所,使清王朝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鸦片战争前,他们不了解清王朝的虚实,在行动上带有试探性,当时最为适用的是传教的方式与语言。鸦片战争后,他们成了战胜者,可以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于是脱下道袍换上官服,公然参加各种侵华活动。当然,外国传教士中也有一些是虔诚的教徒,一心一意以传教为己任,但他们的愿望改变不了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大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传教士所办报刊在政治与商业方面的作用,就远远超过了其在宗教上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费创办的一家中文周刊《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教会新报》）。林乐知(Young Gohn Allen,1836—1907）是以创办和主编《万国公报》而知名的。他于1858年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毕业后,立志当传教士。1860年6月,带着夫人和女儿来到上海。1861年赴天京(今南京）,访问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1864年任上海广方言馆西学教席。1868年任中文《上海新报》编辑,就在这时他用“林华书院主人”名义创办《教会新报》(5月9日创刊）。其实,所谓林华书院,不是学校,而是他的住宅。《中国教会新报》完全是林乐知一人操办起来的——他自筹资金、自己编辑、自己发行,只是由美华书馆承印。在创刊号上,林乐知撰文说明办刊宗旨和方法。他写道：“兹特欲创其事,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近闻一次,使共见共知,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亦可传到外国有中国人之处。”至于刊物内容,除“教会中事外”,“仍可讲论各种学问,即生意买卖,诸色正经事情,皆可上得”。

显然,《中国教会新报》不是纯宗教性的刊物。林乐知曾把该刊内容分成教会近闻、中外政事近闻、格致近闻等栏目,其中中外政事近闻栏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它发表了大量评论时政的文章,有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直接干预中国政治的言论,而最多的是林乐知的评论文章。

《中国教会新报》从第201册起改名《教会新报》,从第301册(1874年9月5日）起改名《万国公报》,并印有一行小字说明：“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改名后,除了卷期编号为《中国教会新报》的继续以外,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在体例方面,第一是全录京报,第二是“各国新奇事件”,第三是“教会近闻及各处信息”,第四是“西国制造机器军械电线天文地理格致算法各学”。在读者对象方面,从一般教徒扩大到政界和士农工商各式人等。《万国公报》虽然还有关于教会活动的报道,保持着宗教色彩,但不居主要地位,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出至第750册(1883年7月）,因林乐知忙于其他活动,无暇兼顾而暂时停刊。

1887年11月1日,同文书会在上海成立。这是基督教在华的最大的出版机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创办并任督办,林乐知任协理,还有英美德法等国驻华官员、在华的外国商人及其他知名人士参与和支持。1894年改名广学会。林乐知在《广学兴国说》一文中解释说,广学会“以广学为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也”。早在同文书会成立之初,他们就决定恢复《万国公报》,作为该会机关刊物,仍由林乐知主编。1889年2月,停刊5年的《万国公报》恢复出版,改为月刊。在复刊号上,由参加编辑工作的华人沈毓桂执笔的《兴复万国公报序》中写道：“五年以来,西国同人拟兴复者屡矣。兹林君稍加变通,于来岁正月为始,月具公报一册,计三十二页,合三万字。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评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事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各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这些话又一次表明了刊物的内容与特点。复刊后,外国传教士韦廉臣、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丁韪良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

《万国公报》复刊之初,并不引人注目,每期销行不到1 000份。随后,用大量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新闻与评论,很快为中国官员和文人所重视。特别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它异常活跃,仅林乐知写的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就发表了30多篇。这些文章的基本思想是要求中国投降日本,亲近英美,参加拒俄。其中最为露骨的是第93、94册(1896年10、11月）连载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文章中说,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有12项“益处”：“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在文中林乐知进而公然主张“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还提出“先于东南方遴选二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这是一个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的方案,它体现了《万国公报》的政治立场。紧接着,第95册(1896年12月）又发表了林乐知所写《拘禁逸犯》一文,攻击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诱捕,林乐知在文章中指责孙中山“在粤中鼓煽狂言,目光如豆”,主张将孙中山“械送回华,以伸国法”。

《万国公报》的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也逐步上升。1898年总计38 400份(平均每月3 200份）,1902年总计48 492份(平均每月4 041份）,1903年总计54 396份(平均每月4 533份）,达到最高纪录^[74]。1907年5月30日,林乐知在上海病逝,《万国公报》遂于7月出版至第222册后终刊。

林乐知在华40年间,除了《万国公报》停刊的5年以外,从未间断编辑工作。他在主编《万国公报》的同时,还主编《中西教会报》(1891年创刊,广学会主办）^[75]。1907年3月,他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社会党之流弊》一文,英文原意为“社会主义不适用”^[76]。同月,他在广学会办的《大同报》上发表《大同报改良发刊词》,认为该报应做到“辅新政”、“匡教育”、“培人格”。这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两篇文章。他毕生辛勤写作,著译很多,还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创办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他结识了许多中国的上层官员和文人,受到清政府赞赏,曾被授予“钦赐五品”、“钦加四品”头衔。1906年5月,他曾一度回美国,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同《万国公报》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于1870年来华,在山东、山西进行了多年传教、赈灾活动,同一些地方官员有来往。1881年11月至1882年2月,他以“中西友”的笔名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长篇论文《近事要务》,提出了改良农业、开矿办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设立学堂、自由传教、亲近西方各国等上百条建议,作为根治中国灾荒的办法。这是鼓吹按照他的主张变法维新的开端。1890年7月,他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邀请,赴天津任《时报》主笔,任职一年,写了200多篇社论,后汇编成《时事新论》一书。1891年10月起,他担任上海同文书会督办(总干事）,至1916年卸任。在这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主持出版的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成童画报》(先后改名《日新画报》、《小孩月报》）、《女铎报》等。他还主持出版了许多书籍。作为《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发表了多篇议论变法的文章,推销他的由外国人统治中国的主张。1895年,他在北京向清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游说,提出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新政策”。他写了一份由清廷大臣转呈光绪皇帝的“改革计划”,提出7项具体建议,其中第6项就是“设立报馆,聘用有经验的外国记者帮助中国办报以启民智”^[77]。他同康有为、梁启超来往密切,力图将正在掀起的维新运动纳入殖民者设计的轨道。光绪皇帝曾决定李提摩太任皇帝顾问,因戊戌政变而未实现。后来,李提摩太又写文章反对义和团运动,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1916年他返回英国,1919年4月17日病故。

三、外资中文日报的兴起和《申报》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禁大开,通商成为首要事务。外国人要推销商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中国人也急需了解洋人和洋货。于是,以沟通贸易为主的商业报刊应运而生。许多新出的报刊,或外文报刊增出的中文版,都是以商业报刊的面貌出现。

商业贸易讲究时效,需要迅速、全面了解市场行情,因此出版日报势在必需。而传输手段与排印设备的进步,又为日报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1837年首台电报机在美国诞生后,在50、60年代欧美各国已广泛采用电报通讯,在1871年中国开通同世界各地的电报业务的同时,铅字排版、滚筒机印刷等技术与设备,也传入了中国。对于日报的问世,这些都是促进因素。

第一批中文日报,是外国人创办的,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在这以前,有些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内容以刊载商业新闻为主,形式也近似日报,只是没有每日出版。例如,1857年11月3日创刊的《香港船头货价纸》^[78],是英文《孖剌报》出版的中文报纸,以船期、行情等商业新闻和广告为主要内容,以商人为读者对象,每周二、四、六刊行,每期一张,两面印刷,是第一家中文商业报纸。大约在60年代初(1865年4月以前）,它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内容和形式照旧,但每周二、四、六出“新闻纸”,一、三、五出“行情纸”,周日无报。1872年5月4日后,“行情纸”成为日刊(除周日外）。1873年,《香港中外新报》正式成为每日发行的报纸,出至1919年停刊。该报早期编辑为黄胜(平甫）,伍廷芳也参加了办报工作。

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它是英文《北华捷报》(周刊）出版的中文报纸,初为周刊,1862年5月7日改为周三刊,1872年7月2日起改为日刊。四开单张,两面印刷,以商业新闻为主,也有社会新闻与政治新闻,广告较多,是上海第一家中文日报。然而,它在与《申报》竞争中失败,于1872年12月31日终刊。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由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 183？—1908）同伍华特(C．Woodward）、普莱亚(W．B．Pryer）、麦基洛(John Machillop）集资合办,后来股权归美查一人所有。《申报》初为双日刊,从第5号(5月7日）起改为日刊(周日除外^[79]）。

美查是在上海经营茶叶和棉布生意亏损后创办《申报》的,显然他要把商业经营的思路与经验也用在办报上。而“原为谋业所开”^[80]的《申报》,无疑是一家商业报纸。但它的内容却是多方面的,“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81]。因此,又可以说它是一家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日报。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同在一个城市中出版的《申报》和《上海新报》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结果《申报》以明显的优势成为后来居上者。

《申报》在竞争中取胜的首要原因是,它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力求适合中国人阅读。为此,它聘请中国人担任编辑工作,如总主笔蒋芷湘、钱昕伯、主笔何桂笙等都是有才能的文人,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和读者心理。而《上海新报》的历任主编伍德、林乐知、傅兰雅(J．Fryer）等,虽然也了解中国情况,但毕竟是外国人,不如前者得心应手。

其次,《申报》是一张较为完备的日报,既有新闻、评论,也有文艺作品、广告,上下各阶层人等都可阅读。而《上海新报》主要为新闻,评论极少,并且带有宗教色彩,读者圈子不大。

再次,《申报》重视经营管理,注意争取读者和刊发广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设立了分工明确的报馆,并制订了《本馆条例》。对于广告、发行也提出了具体办法,还降低成本,廉价销售。当时,《上海新报》用进口白报纸,每份零售铜钱30文,而《申报》却用中国产毛太纸,每份售价为8文,两者售价比几近4比1,前者自然难以匹敌。

《申报》的问世,标志着这种每日刊行的、面向社会公众的、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纸,开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媒介。在上海,与《申报》齐名的还有《字林沪报》和《新闻报》。《字林沪报》于1882年4月2日创刊,字林洋行主办,初名《沪报》,出至第73号改此名。《新闻报》于1893年2月17日创刊,创办人是英国商人丹福士,1899年转让给美国商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1866—1945）,该报后来成为一家以经济新闻为主要内容、以工商界为主要发行对象的报纸,重视经营与广告,发行量曾居全国报纸前列。

沪上《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同时刊行,形成三报鼎立的格局。但三报中,《申报》居首位,另两家在报纸业务与经营等诸多方面都吸取了它的经验,如聘请中国人任主笔或编辑,压低报价,多登广告,开拓销路等。《字林沪报》因销路不佳,于1900年售给日本东亚同文会,改名《同文沪报》出至1908年又改名《沪报》,终刊时间不详。申、新二报均出至1949年5月。

外国人还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创办了日报,一般都是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纸,也有的侧重商业新闻。较为著名的有,天津的《时报》、北京的《顺天时报》和奉天(沈阳）的《盛京时报》。

《时报》创刊于1886年11月6日,由天津怡和洋行出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r Detring,1842—1913）赞助出版,并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的支持。出版中文日报的同时,刊行英文《中国时报》。1890年7月,应李鸿章邀请,李提摩太出任《时报》主笔,同年8月增出中文周刊《直报》。《时报》有“谕旨”、“钞报”、“论说”、“京申新闻”、“外省新闻”等栏目,格式类似《申报》,主要刊载时事政治新闻和评论,鼓吹中国应开发矿业、铺设铁路等,宣扬殖民主义给印度、非洲带来的“益处”。1891年3月,英文《中国时报》停刊,6月《时报》和《直报》都停刊。

《顺天时报》创刊于1901年10月,得到日本官方和财界的公开支持与庇护。它日出两大张,其中五个版为广告,重视时事政治新闻与评论、各地通讯、各地矿藏资源及政治经济情况调查等。它在中国许多城市派有记者或通讯员,提供新闻,收集情报。它公开支持中国的亲日势力,遭到中国人民反对,曾被拒售,甚至被称为“逆天时报”。它的最高日销量达1．2万份。1930年3月7日停刊。它的创办人中岛真雄,还在中国先后参加或主持过《闽报》(福州）、《满洲日报》(营口）、《盛京时报》(奉天）、《大北新报》等报纸的工作。这些报纸都与《顺天时报》有着同样的政治倾向。

《盛京时报》创刊于1906年10月18日,由《顺天时报》公司创办,日本满洲铁路公司资助,中岛真雄曾兼任总办。1944年9月14日终刊。

四、外资外文报刊的发展和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

鸦片战争之后,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以上海为例,1843年11月27日正式开埠,此前没有外国人长住,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及翻译官是从广州来的。据上海公共租界人口调查,1865年租界内外国人已达2 300人,1895年又增至4 700人^[82]。广州、天津、青岛等各通商口岸和北京,都有成群的外国人。香港、澳门更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这些外国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创办了外文报刊,总数在120家以上。这些报刊有英文的、法文的、葡文的、德文的、俄文的,而以英文的居多；有日刊、三日刊、周刊、月刊,而以日刊和周刊居多。

英国殖民者割据香港时,英文《香港公报》(Hongkong Gazette,又译《香港钞报》、《香港宪报》,1841年5月1日创刊）已在刊行,并于1843年与《中国之友》(Friend China,1842年3月17日在澳门创刊,同月24日第2期起迁港）合并,改名《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出至1906年停刊。在香港地区影响广泛、历史悠久的英文报纸是《德臣报》、《孖剌报》、《南华早报》和《士蔑西报》。

《德臣报》(The China Mail,又译《中国邮报》）,1845年2月20日创刊,创办人兼主笔为英国出版商肖锐德(Andrew Shortrede）。英商德臣(Andrew Dixon）参与创办并于1858年任发行人,当地人遂以其姓氏(读为“德臣”）称呼该报。初为周刊,1868年2月1日起改为日报,出至1974年8月17日停刊,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外文报纸之一。该报于1871年3月11日创办中文《中外新闻七日报》(中文《香港华字日报》前身）。《孖剌报》(Daily Press,1861年改称Hong Kong Daily Press）,1857年创刊,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日报。创办人为美商赖登(George M．Ryder）和英商莫罗(Yorick Jones Murrow）, 1858年为莫罗所有,当地以其姓氏(读为“孖剌”）称呼该报。出至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时停刊。最早的中文报纸《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名《中外新报》）,即为《孖剌报》所出。《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又译《香港电讯报》）, 1881年6月15日创刊,因其主编、英商史密斯(Robert Fraser Smith）当地人读如“士蔑士”,故用作中文名称。1916年该报被南华早报有限公司收购,改为《南华早报》晚刊,出至1950年。《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年11月7日创刊,日军侵占香港时期停刊,战后复刊,至今仍继续出版,是香港地区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纸。

在上海出版的外文报刊,数量多,文种也不少。英文报刊中有《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1951）等；法文《上海新闻》(周刊,1870年12月5日创刊,1872年停刊）；日文《上海新报》(周刊,1890年6月5日创刊,1891年停刊）；德文《德文新报》(周刊,1866年创刊,1917年停刊）等,都是各文种较早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还有一家以来华美国人为主要读者的《上海新闻通讯》(英文不定期刊,1867年10月16日创刊）,每期都刊载新近来华的美国人名单。

在上海出版的外文报刊,每个文种都出过两家以上,英文的最多,经常同时出5家左右。其中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是《字林西报》。它的前身是《北华捷报》在1856年增出的日刊《每日航运新闻》(Daily Shipping News）,1862年改名《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又译《航务商业日报》）。1864年7月1日改出日报《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周刊反而成为该报的附属刊物。《字林西报》同英国官方有密切关系,英国驻沪领事馆曾指定它作为该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报的发布机关。英国驻沪领事巴夏礼(H．S．Parkes）曾亲自写《领事通告》,以使该报内容具有“权威性”。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告、新闻公报与付费广告等,都优先在该报刊载。该报得到这些机构的资助,财力雄厚,拥有强大的编辑与采访队伍。它在中国内地,包括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地的许多城市中,聘有通讯员,为它搜集新闻材料和情报。它以“公正而不中立”作为社训,并印在言论版上。其实,它公开维护英国政府和商人的在华利益,宣传殖民政策,多次成为中国进步舆论界的斗争对手,当然是“不中立”的,更是不“公正”的。它的最高日销量为7 817份,流传中外,读者很多。它在版面与编辑业务上,仿效英国正统报纸,以沉稳、保守的面貌出现,人称它是“上海滩上的老太婆”(The Old Lady of the Bund）。出至1951年3月31日自动停刊。

北京、天津、汉口、福州、烟台等地,都有外文报刊。其中有的影响还不小,如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894—1941）,初为周刊,1902年改为日报。它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主要报道京津与华北各通商口岸的新闻,曾发表诋毁中国人民革命的言论。

从19世纪70年代起,外国通讯社和外国报纸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派记者常驻,向中国报刊发稿。最早是英国路透社,于1872年派柯林斯(Henry Collins）来华,在上海建立远东分社。首先采用路透社电讯稿的是《字林西报》。随后,除外文报刊采用该社电讯稿外,许多中文报刊也出现了“路透电”。1897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又译莫理循）来到北京,担任驻华记者。该报还在上海等地聘请了通讯员。莫理逊在中国工作20多年,多次到内地采访,也是作窥探性旅行,收集图书约24 000册、地图与图片约1 000幅。他写了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后来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

第三节　外报的作用和影响

一、外报和中国古代报纸的同时存在

从1815年到1911年,作为近代报刊的外报,同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纸,并存了将近一个世纪。这在世界新闻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种外来的新事物同原有的事物同时存在的状况,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出现的。

作为新闻传播工具,外报和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纸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因此前者经常转载后者的内容。许多外报都辟有“京报全录”、“京报摘录”一类专栏。1882年1月16日,《申报》首次刊登国内用电报传送的新闻,就是京报所载的上谕。当天的《申报》宣布：“每日京报上谕皆由中国新设之电报局传示。”但是,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正如当时人们所说：“新闻纸之制,创自西人,传于中土。”^[83]当时人们把这种新闻纸,统称为“新报”,各地所办的新闻纸都冠以“新报”字样,以此区别于中国原有的邸报、京报。《申报》在筹办时,拟取名《申江新报》,创刊后多次发表文章论述新报的特点及其与邸报的差别。例如,1872年7月13日发表的评论《邸报别于新报论》中指出：“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间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这里所说的异同,虽不准确,但基本符合事实。从根本上说,两者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闻传播工具,在许多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

在办报思想上,每一家外报都有明确的、具体的宗旨,并公之于世。如米怜写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申报》发表的《本馆告白》和《申江新报缘起》,都就办报的目的、方法、内容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向读者作了说明。米怜在文章中说,“善书乃成德之好方法”,《察世俗》要成为“善书”,使得“浅识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志,恶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进诸德”,从而达到“成人的德”的目的。《申报》的文章不但介绍了它将刊载的内容,而且说明了它与京报不同的特征。它说“夫京报以见国家之意”,而“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反观中国古代报纸,却找不出一篇直接阐述办报思想与办报方针的文章。邸报刊载的是可以抄传的官方文书,而这不过是朝廷有关官员的一项工作；刻印与发行京报,也只是报房用以谋利的手段,至于它的宣传目的、社会作用,报房主人是不用考虑的。

在内容和版式上,外报逐渐形成以新闻、评论、文艺作品(副刊）、广告为基本内容的格局,而邸报、京报始终以官方文书为基本内容。早期的外报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为《察世俗》、《东西洋考》等,以刊载文章为主,也有新闻报道；另一类,如《各国消息》等,以刊载新闻为主,或只刊载新闻。在19世纪40—60年代的外报上,新闻报道和广告日益增多,插图也屡有出现,如《遐迩贯珍》的地球图和上海地图、《中国教会新报》的圣经故事图、《上海新报》的机器图等。在70年代以后,随着日报的兴起,插图和广告更多,大多数外报都刊载文艺作品,《申报》创刊时就欢迎“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84]。1897年11月24日《字林沪报》附出的《消闲报》创刊,每日一张,随报附送,成为最早的中文报纸副刊(或称附刊、附张、副张）^[85]。早期外报大多数为书册式,70年代创刊的日报改为单页式。但在书册式与单页式之间还有一种过渡形式,就是日报印成单页,只印一面,上下左右分成四版,各版高约27厘米,宽约25厘米,可以折叠成册。正如戈公振所说,“日报之编制,其初首为论说,亦有无论说者；次为新闻,其题均为四字成语,逐日更换用之；末为诗文,均杂登一处”^[86]。简单的标题和粗略的分栏,是早期日报版面的一个特点。起初只有“选录京报”、“中外新闻”、“近日杂报”一类栏目式综合标题。《上海新报》从1870年3月24日起,在每条新闻上加以简明标题,用头号字排题,四号字排正文,以后各报仿行。当然,版式、插图、副刊,这些都是邸报、京报等中国古代报纸所没有的。

在机构设置与专业分工上,外报的报馆是独立的机构,办报成为独立的社会职业。报馆内部有明确的分工,从出报到营销能有序地运作。从最早的外报起,就有专门的编辑工作人员,他们除了处理稿件外,还要制作标题、设计版面。由于采访新闻的需要,专做外勤的“访事人”(访员）也应运而生。《申报》在创办初期,就注意“招延访事”,到1875年就在北京、南京、汉口、宁波等26个省会和重要城市聘有采访人员。这些编辑(当时称撰述、主笔）、访员以及营销、广告人员,都以办报为职业,并按照职业与工作的需要同社会各界联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新闻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也由此日益显露出来。报馆内部设有编辑部门、经理部门等,采写、编辑、校对、印刷、发行、广告等都有相应的工作制度,有的报馆还有成文的章程与条例。财力雄厚的报馆,还成为产业中心,以出报为主,同时出版期刊与图书,甚至兴办文教事业与工商企业。申报馆从1872年11月至1877年1月,曾先后出版《瀛寰琐记》、《西溟琐记》、《寰宇琐记》等3种月刊,内容为诗词、小说、散文、翻译作品、知识小品和时论等。1876年3月30日,申报馆创办通俗报纸《民报》,周三刊,“此报非为文人雅士而设,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字者设也”^[87]。这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通俗报纸,但下层民众当时并无阅报条件,所以该报出版数月后即告停刊。同年9月9日,申报馆出版《亚洲东部地图》,这在中国也属首次。1884年5月8日,申报馆主办的《点石斋画报》创刊,旬刊,石印,画家吴友如主编,将时事题材绘成图画,并有文字说明,内容丰富,以时事政治新闻为主,还有军事、科技、文化新闻和社会新闻。画报随《申报》附送,出至1896年年底终刊。这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影响较大的时事画报。此外,申报馆还开设了点石斋书局、申昌书局等企业,出版《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报纸所没有的。邸报运作属官方行为,没有专设的办报机构；刊行京报的报房只是出版与销售的商业机构,没有专业的编辑人员。

在新闻传输和印刷技术上,当邸报、京报还在手抄、木刻活字(或胶泥活字）印刷的时候,外报已经利用近代科学技术传输稿件和排印报纸。首批中文近代报刊是木板雕印的,但很快就出现了石印和铅印。1834年美国传教士将一套汉文木刻活字送往美国波士顿,复制成铅铸活字后送回中国。1838年法国传教士也在巴黎复制了一套汉文铅字。19世纪50年代,外国人办的印书馆又制成电镀汉文字模和以24盘常用字为中心的元宝式字架。这些成果,逐渐为各报所采用。最初用手摇印刷机,每小时印数百张,用中国生产的连史纸,单面印刷。1861年创刊的《上海新报》首先采用国外进口的白报纸,两面印刷。而首先采用煤气印刷机的是1879年4月17日在上海创刊的英文《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晚刊）。石印技术在30年代传入中国,1838年创刊的《各国消息》就是石印的。从80年代初开始,中文各报陆续采用电报传输新闻稿,加强了时效性。至于外文报刊,从开头就用铅字排印,印刷和纸张都优于中文报刊。

在传播范围和效果上,邸报传递的是官方文书,主要在官吏中传播,范围很小,发布者不需要考虑效果和市场问题；京报主要在北京发行,数量也不会很多,报房主人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商品投向市场,不会重视其传播效果和影响。而外报面向社会发行,办报者有明确的读者观念和市场意识,他们努力使报刊满足读者的需求,强化传播效果,扩大销售市场。以《申报》为例,它不仅报道重大的时事新闻,也反映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琐事,大众关心的社会新闻也屡上版面。如对“杨乃武冤案”^[88],从1874年1月6日至1877年4月7日,陆续作了报道,在江南地区有很大的社会影响。《申报》自创刊的第二年1873年起,开始在上海以外的城市设立分销处,到1887年已有北京、天津、南京等32处。它的日销量也从创刊时的600份,逐渐增加,1875年为1 200份,1877年为5 000份,1897年为7 000多份。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外报是与中国古代报纸有着不同特点的近代报刊,产生这些不同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前进了,物质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进步了,人们对新闻传播的需求提高了。虽然近代报刊与古代报纸长期并存,但前者取代后者已是必然趋势。

二、外报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活动中的作用

外报的产生与发展,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89]

从1815年到1840年的20多年间,外报发展极其缓慢,寥寥数家中文宗教报刊也只能在境外出版。鸦片战争以后,外报迅速在中国境内扩展,在19世纪40—60年代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中,外报占据了垄断地位。事实证明,外报的发展是同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相伴而行的。

一些外国人并不讳言他们来华办报的目的。英国传教士韦廉臣,1887年在他执笔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道：“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只有等我们把中国人的思想开放起来,我们才能最终对中国的开放感到满意”。也有一些外国人,在中文报刊上面对中国人说话时,笑容可掬；而在外文报刊上面对他们自己人说话时,就和盘托出其侵略意图。如郭士立,在《东西洋考》上声称办刊物之目的是“润泽汉人”,使中国的“儒农工商,各有所取”^[90]。他特意取了个笔名为“爱汉者”,在刊物上不断出现“子曰”,还宣传“中外雍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在英文刊物上,他公开写道：“这个月刊(按：指《东西洋考》）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利益而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91]其实,他在英文刊物上曾一再粗鲁地讽刺中国人愚昧无知。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许多外资商业报刊,重在谋利,但在中外争议或冲突时,还是公开袒护外国。《申报》在《论本馆作报本意》一文中,也表明了“义利兼顾”的主旨,即要“谋利”,也“不全忘义”^[92]。

外国人来中国办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准读者对象,即“影响”什么人；然后才是如何去“影响”的问题,即争取中国人心的策略。当中国大门还没有被打开时,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附近地区徘徊,即使非法入境,也只能接触下层群众,与上层官员无缘。故《察世俗》创刊时就提出：“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其中“富贵之人不多,贫穷与工作者多”^[93]。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多数人,成为它的主要读者。到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大不一样。那些传教士、商人、政客们深知,要在中国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必须同统治者——朝廷和各地方当局打交道,对官员和士大夫施加影响。1891年,李提摩太任同文书会督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同文书会的读者对象。据他统计,当时清朝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任职和在野士大夫、全国的秀才和应试生,共计44 000名^[94]。李提摩太说：“我们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95]于是,这一大批中国社会的上层人物,包括光绪皇帝在内,就成了一些外报瞄准的读者对象。

因为读者对象前后有变化,外报的内容和重点前后也有所不同。初期,外报主要是传教布道,注重文字浅显；后来,直接干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文字也较深些。但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在宣传策略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形式,特别是附会儒学,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孔子加耶稣”^[96]。这种争取中国人心的策略,在《察世俗》和《万国公报》上,一前一后,都有明显的表现。

《察世俗》不但反复引用孔子格言,而且把基督教义同儒家学说以及中外不同的事例,牵强附会地拼凑在一起。如把基督教义中的“爱”和儒学中的“孝”相比附,把《圣经》中制造方舟的诺亚说成是中国治水的大禹。在形式与文风上,也尽可能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1869年,林乐知发表长篇文章,提出“耶稣心合孔孟”的见解^[97]。1896年10月,《万国公报》发表德国传教士安保罗(Paul Kranze）的文章,鼓吹“奉儒教者,正宜合救世教而一”^[98]。但在这时,它不再是简单地套用孔孟之言,而是积极向“奉儒教者”——从官员到皇帝,献计献策。它发表了许多评论中国时局的文章,还就中国维新变法提出了不少建议。《万国公报》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家刊物,不仅官员争相阅读,连光绪皇帝也成了它的读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后来外报的政治面目显露得越清楚。它们从维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出发,一方面认为清廷腐败,非更弦易辙不可；另一方面又依赖利用这个顽固的封建政权,同它一起反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1903年,新闻记者沈荩被清廷杀害后,《万国公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今日之误,在不知维新与革命相成而相反。果能维新矣,何必革命？亦何乐于革命？盖维新者国民之幸福,革命者国民之患难也。”^[99]当时,慈禧太后业已着手推行她的“维新”即“新政”,如此说来,国民当然不必革命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在对太平天国和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上,外报总是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站在一边的。

外报的主持人,大都同中国当局有密切的关系,成为达官显贵们的上宾和谋士。传教士出身的李提摩太是如此,商人出身的福开森也是如此。福开森不仅担任过清政府要员的顾问,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衔,民国时期又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总统顾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是一个十分显赫的人物。这类人物的言行,直接影响外报的宣传。

三、外报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

外报曾经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外报又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近代报刊,即中国人民阅读的、也有中国人参与工作的第一批近代报刊。这个“第一批”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它的出现,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一个新起点,这也是应该确认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而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工厂、铁道、枪炮等是物质条件,而人民大众的觉醒就是精神条件。他还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100]

毛泽东的论断已为历史所证实。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是按照这种历史逻辑进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在中国办起了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宣传侵略政策的同时刺激了中国人民,使他们觉醒起来自己创办报刊,成为冲破外报垄断局面的强大势力。但是,外报作为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批近代报刊,对于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下面,略述这种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使中国人认识近代报刊的功能,产生自办报刊的强烈愿望。外报出现后,把西方的报刊观念、办报模式与方法带到了中国。1834年3月,《东西洋考》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全文只有300多字,简要地介绍了西方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刊的文章。此后,在一些外报上多次出现介绍西方报界情况的文章和新闻。而外报自身的实践,更加具体地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近代报刊,它有何功能,以及如何办报等问题。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并掌握了这一从国外传入的新事物,积极主张国人自行办报。

第二,为中国人提供了办报的方法与经验,并使一批中国人受到新闻工作的职业训练。外报是按照西方报刊的体制和方法设立的,在编辑、采访、广告、印刷、发行以及管理等各方面,为中国人办报提供了成套的经验。许多中国人参加外报工作,在那里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的成为著名的编辑、记者,也有的成为得力的管理人员。最早参加外报工作的是梁发(1789—1855）,又名亚发、阿发,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雕版工人,1815年随米怜赴马六甲,1821年受洗礼入教,1824年被伦敦布道会吸收为雇员,1827年晋升为传教士。他参加过《察世俗》的刻印和发行工作,还编写了一些传教的小册子,其中《劝世良言》是洪秀全接触基督教知识的第一本书。著名报人王韬、钱昕伯、蔡尔康、何桂笙、高太痴等,都在外报工作过多年。

第三,在印刷技术与设备上,为中国人创办报刊准备了物质条件。最早的中文铅字和印刷机,都是从国外进口,首先在外报使用的。一些大报,如上海《申报》、《字林西报》与《字林沪报》、天津《时报》等,都拥有设备完善的印刷厂,可以承印报刊和书籍。申报馆附属的点石斋书局和申昌书局,出版过几百种书籍,是当时上海机器印刷业中的主力。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初期,有租用外报印刷设备的,而更多的是仿照外报设立自己的印刷机构。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外报逐渐衰落,其设备也以各种方式陆续转移到中国人手里。

总之,外报的实践,在多方面为中国人自办报刊准备了条件。当然,这些条件不是外国人拱手送给中国人的,而是中国人民在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中,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19世纪70年代出现中国人自办报刊,随后迅速增多,90年代出现高潮。于是,中国人办的报刊成为中华大地上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工具,外报从此退居次要地位。

第四节　国人办报的主张与构想

一、国人办报的主张

鸦片战争之后,外报非常活跃,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中国的社会舆论影响很大。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这些有识之士中,有报人、学者、官员和商人,如王韬、陈炽、陈衍、郑观应等^[101]。他们在关于报馆的论著中,既分析了外报在沟通信息、传播知识方面的作用,又注意到外报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报道和“鄙夷中国”的言论。正如郑观应所说：“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陈炽也指出,外报在倡肇兵端时,“难免不曲直混淆,荧惑视听”。因此,他们尖锐地提出：不能“坐视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愿望,主要是由于对西方国家报刊的情况有所了解,又看到了外报在中国的利弊,深感外国人操纵新闻传播与社会舆论的危害极大。王韬等人在外国报馆工作,更有切身体会。

他们论述报刊的代表性论著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日报之利》、《倡设日报小引》；陈炽的《报馆》；陈衍的《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郑观应的《日报》。本节引自这些论著的文字,均不另注。

他们对于报纸(主要是日报）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作用,已经具有明确的认识,在他们的论著中作了许多分析。他们的主要见解是——

1.“通达”是报纸的基本功能

他们企求“民隐悉通,民情悉达”,而“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这是郑观应的观点,他还列举了设报馆的好处：风传灾情,有功于救荒；详述案例,有助于除暴；通达时务,有功于学习；“其余有益于国计民生、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而未易终也”。显然,这些好处都是由“通达”带来的。王韬把这种“通达”归纳为：“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

2.报纸能够传播知识,广开民智

他们强调报纸“广见闻”的作用,可以使人“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报纸广泛介绍中外各种知识,“国民之智识启开”,这样就能出现新的社会风气。

3.报纸应立言议政

王韬特别推崇英国《泰晤士报》,说“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所以,他力主办报应以“立言”为重,“博采舆评”,“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他还以子产不毁乡校^[102]的故事,说“今之新报抑亦乡校之遗意也”。即将报纸作为公众议论的园地。这种见解,体现了王韬的民主意识。

4.报纸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郑观应认为,“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诋毁、勒诈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王韬更主张“指陈时事,无所忌讳”,即使有“不忍言者”,也“要以主文谲陈,不参毁誉之私”。

5.报纸应参与国际斗争,维护国家利益

陈衍认为,报纸“可以张国势”,因为报纸主动作宣传报道就能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他说：“张以报纸者,遏其意于事先,其势顺而易。”否则,“恶声至而不反,唾其面任其自干,则又何施而不可哉？”王韬也主张,对于外国报纸歪曲的报道与言论,应该“随时驳诘,以究指归”^[103]。

但是,在清王朝腐败统治下的中国,外报占垄断地位,“利器”为他人所用。这些有识之士极为不满,在呼吁国人办报的同时,对于如何办报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主要是——

1.“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这是王韬积极主张的。当时香港、上海已有新报,他认为还不够,各省会城市都应该“仿而行之”。他为此写了专文,指出省会办报,“以其地之人言其地之事”,好处有三：“一曰知地方机宜”,当地的各种事情,“有新报则无不知之矣”；“二曰知讼狱之曲直”,新报采访报道案件,“州县不敢模糊矣”；“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乡里小民不知法律,犯种种错误,新报作报道,“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矣”。

2.“宜设洋文报馆”

王韬、陈衍都为此写过专文。他们认为,不仅中国人要了解外国,也要让外国人了解中国。陈衍建议：“聘西国名人为洋文主笔,所有持论专为中国自强起见,以中国人精洋文者副之,其议之不持平者,指出商改。”这种报纸要发行到五大洲,“令西人见之,知中国实有自强之策,我以何著往,彼以何著应,必将咋舌色变,不敢谓秦无人朝无人矣”。王韬、陈衍等人的主张,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宣传报道的思路与构想。

3.办报的具体做法,“仿西方报馆章程办理”(陈炽）

王韬认为,“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他主张选用通材,否则“未免识小而遗大”。陈炽主张“主笔者公明谅直,三年无过,地方官吏据实保荐,予以出身”。

4.限制外国人在华办报

陈炽明确提出：“至西人报馆,宜与各使妥议,毋须再出华字报章,否则按月缴捐,仍须派人查阅。此事不载通商之约,本属中国自主之权,各国当亦无词以拒也。”郑观应也主张“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

5.官方应资助与保护国人办报

首要的是,改变“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陈炽语）的现状。这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要求,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国人办报才能发展。他们还要求政府当局协助国人办报。郑观应介绍外国官方对报纸的态度时写道：“(外国）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他认为,中国也应做到“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陈炽建议：官方“似宜晓谕民间,准其自设资本,不足,官助其成。偶值开衅之时,必派专员稽察”。

这些有识之士的见解与主张,合乎情理,表现了他们盼望中国自强的爱国热情。但是,这些见解与主张在总体上又是在清王朝统治下的改良。在19世纪中、后期的清王朝,是不会采纳这些建议的。但是这些有识之士对报纸的论述,却为国人办报制造了舆论,有益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是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重大贡献。

二、太平天国设置新闻馆的构想

太平天国是农民参加起义的革命运动,它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后期总理朝政的洪仁玕,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作过研究,设置新闻馆的建议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洪仁玕(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没有参加金田起义,但在起义失败后至香港,在那里居留达6年之久。他一面在外国传教士家教书,一面研究西方社会。1859年春,他辗转到天京(今南京）。这时,太平天国正由盛转衰,危机已显露,洪秀全想借助他治理好朝政,封他为干王。洪仁玕针对太平天国的实际与需要,结合多年积累的研究西方社会的心得,写出了具有全面革新意义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其中包括了他的新闻观念与主张。洪秀全对这一文件逐条作了批示。

洪仁玕重视报纸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提出设新闻馆、兴新闻官、准卖新闻篇等多项具体建议：

——“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钦定此策是也）^[104]”

——“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

——“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

为了这些举措能够实行,洪仁玕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主要有：1）关于新闻馆,“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就是说,准许民办报纸；2）“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3）“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这是对报道真实性和文风的要求。洪秀全同意这些建议。1861年,洪仁玕等3名大臣,奉洪秀全之命就文风问题专门发布一道宣谕,要求一切本章禀奏及文移书启应“去浮存实”,“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这一宣谕指出：“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要求：“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耸之笔。”如“龙德龙颜”、“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字样,不得在本章中使用；“鹤算龟年,岳降嵩生”、“三生有幸”等字样,不得在祝寿词中使用。文中认为,“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今后“切不可仍蹈积习,从事虚浮,有负本军师等谆谆谕诫之至意焉”^[105]。

洪仁玕当政时,太平天国外部面临清军的强大压力,内部又有纷争,局势不稳,他不得不忙于实务和参加军事运筹,《资政新篇》不可能付诸实施。1864年7月,天京陷落；8月,洪仁玕从湖州护卫幼天王洪天贵到江西,10月在石城被捕,11月在南昌慷慨就义。新闻馆、新闻官、新闻篇等,只能作为构想永远载入中国新闻传播的史册。

第五节　国人办报的开端

一、国人对外报的利用

外报以其内容丰富和传播迅速吸引了大量中国读者,但在政治上替外国说话又为中国人所不满。中国人在同外报打交道中,渐渐地对它熟悉起来,甚至开始为自己所用。这种利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与商人,从外报上收集情报,了解政治、军事、商业动向；二是在外报工作的华人,从刊发“替华人说话”的文章到利用外报的条件创办华人主编的中文报纸。前者如林则徐；后者如陈蔼廷。

1.林则徐主持编译外报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以钦差大臣身份办理“夷务”,查禁鸦片。他除了亲自查访、派员侦察外,还注重收集“夷情”资料,聘请数名译员,专译外文报纸。起初译稿零散,随后为便于阅读与保存,将译稿装订成册。

稿件主要译自原在广州出版、后迁澳门的两家英文报纸：《广东纪录报》和《广州周报》,也有少数是译自其他报刊,如英文《中国丛报》。译稿的主要内容是禁烟、抗英斗争的新闻与评论,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国家情况和科学技术知识的。现存有装订本6册,题名《澳门新闻纸》,内收1838年7月16日至1840年11月7日的译稿^[106]。

显然,所谓《澳门新闻纸》,只是外报的译文汇编,属参考资料性质,不是正式出版物,更不是定期刊物。汇编这种资料的目的,是供有关的主要官员甚至皇帝,作为了解“夷情”与“夷务”的参考。道光十九年二月,即林则徐抵达广州后的一个月左右,他在给怡良的信中说：“新闻纸零星译出,前本散漫,兹令统订数本,奉承台览”。由此可见,《澳门新闻纸》很快就由单页改为“统订本”了。怡良当时是广东巡抚,同林则徐有工作关系,而有同样关系的还有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多人,很可能也有“统订本”送给他们。因此,《澳门新闻纸》应该有多个抄本。

魏源是林则徐志同道合的好友,他曾受林则徐的嘱托,将林所译《四州志》和中外其他资料综合编成《海国图志》一书。其中收录有《澳门月报》共5辑,题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兵事》、《论各国事情》。这些都是译稿,系根据《澳门新闻纸》上的稿件加工整理而成,署名“林则徐译”。当然,这也不是公开的、正式的定期出版物。在《海国图志》中,还收入了林则徐向靖逆将军奕山提出的6条作战方案,其中第6条写道：“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以并观也。”^[107]这是林则徐主持译报的动机与体验的总结。历史已经证明,林则徐目光远大,是第一位利用外报为中国服务的有识之士。他的这项工作有益于当时,也给后代以启迪。

同样属于译报汇编的,有上海的《西国近事》,上海江南制造局主办,1873年4月创刊,选用英、美、法、瑞典等国报纸的时事材料,由洋人口译(一度是林乐知）、华人笔述,每日或数日择译要闻十余条,送官绅阅览,并汇编成册称《西国近事汇编》,不定期刊行,发行范围很小。1875年2月,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仍为不定期刊,每期印300～500本。1898年终刊。

2.利用外报条件,创办华人主编的中文报纸

早期外国人所办中文报刊,多有中国人参与工作,有些还由中国人主持笔政。这些中国报人中,有怀着自办报刊愿望者,如王韬、陈蔼廷。

王韬曾在西人罗郎也(Noroha）创办的《近事编录》任主编。这是一家中文日报,1864年创刊于香港。主要内容为新闻、广告、船期、行情等,王韬为它写过一些评论。该报于1883年转到中国人手里,但王韬已于1867年应传教士理雅各之邀去英国。

王韬与陈蔼廷有着较长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办报上相互支持。陈蔼廷,又作陈霭亭(？—1905）,名言(或贤）,字慎,广东新会人。长于西学,1871年被英文《德臣报》聘为副主笔兼司理翻译事宜。在他的主持下,《德臣报》于1871年3月11日创刊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每逢周六出版。1872年4月17日起,该专页改名《香港华字日报》,单独出版,一大张四版,每周一、三、五出“新闻纸”,二、四、六出“行情纸”。1873年起每日出版,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报。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曾在该报上连载。

陈蔼廷有志于办一家“主笔出自华人,替华人说话”^[108]的中文报纸。从投身报业之日起,他就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他主编的《中外新闻七日报》以新闻为主,也有评论文章、船期、行情、广告等。对港英当局的政策,有所批评,如指出公设赌馆征税“弊多而利少”；又如报道与评论“猪仔”问题时,表示同情华人出外谋生的悲惨遭遇,建议中国当局采取“保远民”、“设领事馆”等积极措施。改出《香港华字日报》后,他又撰长文《创设香港华字日报说略》,阐释编辑方针。他希望通过该报的新闻与评论,“大可以持清议,小可以励民心”,发挥“转移风俗,鉴诫世人”的作用。陈蔼廷于1878年4月离职,该报出至1941年12月25日,因日军侵占香港而自动停刊。

《中外新闻七日报》及《香港华字日报》,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尽管《德臣报》曾宣布它“系唐人所办”,“于西人无预”,但它只是在发稿与编辑方面由华人主笔掌管,其他许多方面仍与《德臣报》有关,或者说它是在《德臣报》体制下华人主编的一张中文报纸。正如王韬所说：“然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辞命意难免径庭。或极力铺张,尊行自负,顾往往详于中而略于外,此皆由未能合中外为一手也。”^[109]所以,陈蔼廷仍属利用外报条件,他主编的中文报纸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未完全脱离外报。

二、首批国人自办的报纸

如果将上述几家中文日报,看做走向国人办报的过渡性的报纸,那么,哪一家是完全意义上的国人办的报纸？对此,目前尚无一致认同的结论。有的书上提及1872年广州出版的《羊城采新实录》,但既无原件可考,又无有力的佐证材料,所以难以成立。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曾提出：“我国民报之产生,当以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之《昭文新报》为最早。”从现有材料看,1873年创刊的《昭文新报》今虽未见原件,但《申报》作过多次报道^[110],从中可以知道：创办人为艾小梅,初为三日刊,后改五日刊,白鹿纸印,装订成书册式,内容“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我国新闻史学界,多年来一直沿用戈公振的说法。

其实,19世纪70年代,在香港、上海等地已出现多家国人所办报纸。其中香港除1874年创刊的《循环日报》外,还有一家《维新日报》,1879年创刊,创办人陆骥纯,曾参与办《近事编录》,因与西人业主意见不合,离开后自办《维新日报》。该报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曾发表中国胜利的报道,受到读者欢迎。它出至1912年停刊。

在上海,当地首家国人办的中文日报《匯报》,于1874年6月16日创刊。创办人容闳(纯甫）,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1872年任清政府的留美学生监督,次年回国发起集资办报,入股的大多是他的广东同乡。容闳旋即赴美,没有直接参与报纸工作,报务的实际主持者是广东人邝其照(蓉阶）。主笔为管才叔。为了避免文字招祸,聘请英国人葛理(Grey）为名义上的总主笔。该报创刊时即宣布：“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后因报道与言论涉及时政,为官府所不满,有的股东由惧怕而退股,于8月31日停刊。9月1日改名《彙报》继续出版。9月2日,原《匯报》主笔管才叔：“上宪谕将匯报禁止。”改名后,葛理成为该报名义上的馆主兼主笔,另有华人主笔负责编务,报纸的基本内容与政治倾向并无明显变化。《匯报》和《彙报》为维护民族利益曾同《字林西报》、《申报》、《德臣报》开展过多次辩论。

《彙报》出版不到一年,又遇到不少困难,于1875年7月16日再改名《益报》继续刊行,主笔为朱莲生,西人不再出面,但版面和内容都有明显的变化,论说少了,文艺作品和社会琐闻多了。它仍同《申报》论争,却远不及其前身,反而表现得意气用事、理屈词穷。如攻击《申报》主笔钱昕伯时,无端株连王韬,说他们“同恶相济”^[111]。1875年12月3日,朱莲生在该报上刊登离职声明,4日即停刊。

随后,上海还出现了一家名为商办、实为官办的《新报》,1876年11月23日创刊,由各商帮出面集股兴办,上海道台冯焌光为实际决策者,并拨库银资助。冯焌光为洋务官员,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西国近事》就是在他主持下出版的。调任上海道台后,他要利用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并与洋人沟通。因此,《新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本馆告白》宣布：“国政则不可议”,“疾世愤时”之作不予发表。它以发表官方新闻为主,关于官府衙门的报道很多,外省与外国新闻多于本埠新闻,经贸报道突出,没有社会新闻。它聘有专职翻译,大多是采用外报译稿,曾刊发中、英文对照的新闻。华人说它是“官场新报”,洋人也说它是“道台的喉舌”。该报出至1882年2月14日停刊,主要是因为继任道台不愿再办。

在19世纪70年代,上海报业开始繁荣,走在全国各地之前。到80年代,各地又陆续出现一些国人自办的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广州的《述报》与《广报》。

《述报》于1884年4月18日创刊,当天刊登的《述报缘起》中称：“本报为日报中之创格。”的确,作为广州首家国人办的中文日报,它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它在中法战争期间问世,以2/3以上的篇幅发表战局报道与评论,谴责法国侵略者,赞扬中越军民,反映各地群众的自发声援,还将刘永福的照片与越南地图印成单页,随报附送,这些做法在同时期的报纸上是罕见的；其二,采用图文结合的办法,每期都有纪实性图画,与文字新闻穿插配合使用,使报纸显得生动活泼；其三,它将报纸内容分成两类,各自合订成册,每月各一卷,新闻与评论部分称《中西近事汇编》,译稿部分称《格致便览》,不仅弥补了每月逢十停刊的不足,还扩大了影响；其四,在我国日报中,它是首家采用石印的报纸。1885年4月3日,该报发表《本馆告白》,宣布从翌日起停刊三天,“更订章程,增聘主笔”,但此后未见复刊。

1886年6月24日创刊的《广报》,是广州的又一家日报。创办人邝其照。其格式仿照《申报》,内容除转载京报外,有新闻、论说、诗歌等。早期声称不涉及政治,新闻多为琐事,但偶尔也揭露一些问题。曾因暴露科举舞弊,遭到报复被捣毁。1891年,又因刊载某大员被参的奏折,触怒两广总督李瀚章,被查封。尔后,邝其照等人于同年将报局^[112]搬往沙面租界,并改报名为《中西日报》,由英商出面经营,言论更为大胆。不久,又迁回城内朝天街。1900年,因发表义和团战胜八国联军的消息,为英法帝国主义所不满。它们迫使广东当局查封该报。同年冬,改名《越峤纪闻》继续刊行,不久由于发行被限制而停刊。

综上所述,19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一些国人自办的中文报刊,数量不多,但属首批。而更为主要的是,这些报刊冲击了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代表了历史发展趋向。

三、王韬和《循环日报》

1.王韬生平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又名瀚,1862年改名韬,字仲弢,又字紫诠,有弢园老民、天南遁叟等多个笔名。江苏吴县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三件事对他影响最大,即：上书太平军、游历英法、主编《循环日报》。

王韬从小好学,父为塾师,家境贫寒。18岁中秀才,后两次考举人未中,遂无意于科考,转向经世致用之学。1849年到上海,入墨海书馆,协助外国传教士译书,参加《六合丛谈》工作,这是他报刊活动的开端,也是他研究西学的起点。

1862年1月初,他回乡探望母亲,于当月22日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将刘肇均,建议太平军对上海采取“阳舍而阴攻”的策略。太平军失利后,这封3 900多字的信为清军缴获。王韬由此被通缉,于5月23日避入英国驻沪领事馆。10月4日乘船离沪,11日抵达香港。这是王韬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在香港,王韬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并任《近事编录》主编。1867年冬,应理雅各之邀赴英国,在那里居留两年,还两度游历法国,对于西方社会有了亲身观察与体验,加深了对“西学”的认识。1870年春返港后,为报刊撰稿,《香港华字日报》连载他编译的《普法战纪》一书。1873年,主持香港英华书院的理雅各回英国,王韬和黄胜集资买下该院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创刊,因黄胜已去美国,报务全由王韬主持。由此至1884年的10年多时间里,王韬全力以赴办报,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是他从事报刊活动和政论写作的高潮时期。其间他还访问过日本。

1884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返回上海定居。他继续著书,为《申报》、《万国公报》写稿,还创办了弢园书局,担任过格致书院掌院。1897年5月病故。

2.王韬对报刊工作的主要贡献

王韬是我国最早重视向西方学习、提出“中体西用”的进步人士之一,他写了多篇论述变法自强的文章。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他则是一位著名的报刊政论家。他在报刊工作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1）鼓吹国人办报。如前一节所述,王韬积极主张中国应自行办报,在各省会城市办报,还要办西文报。

(2）重视报刊政论。他认为办报的目的是“立言”,因此应“博采舆评”^[113]。他主编的《循环日报》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包括议论时事的时评和阐释政治思想见解的政论。他的著作《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政论文集,书中收入他在《循环日报》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或未发表过的政论文章100多篇。他为在我国办报论政作了最早的尝试,也为政治家办报作了舆论准备。

(3）致力于革新文风。晚清文风,受桐城派影响极大,讲究“清真雅正”,义理、考证、辞章合一,而不敢大胆地触及时政,不敢直抒己见。王韬却赞成经世致用,认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114]。他的文章,采用浅显的文言,议论时政,坦陈己见,冲击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保守文风,对后来报章体的形成与流行,起了先导作用。

3.《循环日报》——“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115]

《循环日报》在创刊之初就宣布：“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116],“是报之行专为裨益我华人而设”^[117]。该报之所以命名为“循环”,是因为“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因此,宣传“变法自强”就是该报的基本任务。王韬的主张和《循环日报》的宣传,虽然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下的改良,但是表明了华人的尊严和企盼国家富强的良好愿望。

王韬任该报主笔,参加编务的还有钱昕伯、洪干甫等。除星期日休刊外,该报每日出两张4版,用进口纸两面印刷。第1版为行情版,第2版为新闻与评论版,第3版为船运消息与广告版(第2版的文字未刊完者转至第3版）,第4版为广告和启事版。

第2版的新闻和评论,分为《京报全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3个专栏。其中《中外新闻》专栏首登评论,每期1篇,有时2～3篇,多由王韬执笔。评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中外时事和社会实际问题的,如反对日本侵略我国台湾的《论日本侵犯台湾事》(1874年7月27日）,支持中越抗法斗争的《论黑旗智败法人》(1883年6月12日）,声援华侨的《论出洋华民亟宜保护》(1881年9月14日）,有关于社会生活的《论省垣创设自来水》(1882年10月12日）等；也有一部分是论述变法思想与提出具体建议的,如《论宜变古以通今》(1881年8月12日）、《论建铁路》(1881年3月25日）等。其评论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当时报纸中都是很突出的。因此,《循环日报》成为一家著名的政论报纸。

《循环日报》创刊的第二年,曾选择重要时事新闻与评论汇编成册,每月一册,后因销路不佳,不到一年就停刊了。为了争取时间以利竞争,该报从1878年起,每天提早在前一天晚上派送,实际上成为中文报纸中最早的晚刊。4年后,恢复当日上午出报。1904年该报扩大篇幅,分庄、谐两部,庄部为新闻与评论等,谐部为歌谣、唱本等。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香港后,该报曾与《大光明报》合并为《东亚晚报》,抗战胜利后恢复原名复刊,约在1947年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