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一则年的消息

简评一则1949年的消息^[118]

这是一则1949年2月16日的消息,全文如次：

［新华社北平16日电］　本社特派员阿兰·魏宁顿^[119]报道：此间报贩觉得难以赶上社会公众对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的需求。该报正式订价是2元,但热切的读者甚至不惜以50块钱去争买一份。这一报纸是在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的印刷厂排印的,——《华北日报》一向是华北最大的国民党报纸,发行额为8千份。现在它的机器正在印刷着每天7万份的《人民日报》,这些报纸在城内和近郊立即销售尽净。要满足需要还得额外再印三四万份,但在能运到更多印报纸张之前,这额外份数就不可能。每天早上报纸出版时,为了取得一批报纸,总要有一番激烈的竞争。当初,甚至还有为这打架的,但现在报社人员帮助报童组织起来,争执现象就少见了。社会公众对于国内外的确实消息是这样关心,以至于有些报童远自20哩外骑自行车前来,发觉跑这一趟还有利可得。有一组报童甚而组织起来,从远在百哩以外的保定到这里来轮番贩报,当这一个人骑自行车带着报回去的时候,另一个人便已在赴北平的途中了。当然,这些报纸是按规定的价格卖给正规订户的,只有剩下的才给报童。工人、学生和北平的广大劳动人民都热烈地阅读这一份报,它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他们自己的报纸。每天刊登着关于工厂和学生活动的文章,其中许多是工人、学生和进步教授的作品。《人民日报》抓住了而且反映出新解放的北平的蓬勃精神,工人阶级的热情,以及被国民党压制了这样久的求知欲。

这种渴望了解事情的心情,也表现在4天前在此间开办的新华书店。每天早上7点半钟就开始形成一列人群,等待着9点钟书店开门。最畅销的书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其次《论联合政府》,销路也跟前者差不多。书店里整天都是拥挤的,有许多人一时还买不起,便好几个小时地细读这些书。虽然报馆和书店的职员都在拼命地设法增加他们的供应,但要做到能够应付需要,还得一个长期间。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华北《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2月9日,新华社发了一则100多字的消息,报道“新创刊的北平和天津的人民报纸受到两城人民的热烈欢迎”。消息中有这样的描述：“2日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销售6万5千份,每天在未出版前,即有大批读者拥挤在贴报牌前鹄候。天津、张家口、沈阳、长春等地的外埠订户也逐日增加。”阿兰·魏宁顿写的是同一件事情,时间隔了一个星期,而他带给读者的不是重复的旧闻,却是新鲜的信息。他的报道开头一句就把读者吸引到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此间报贩觉得难以赶上社会公众对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的需求”。他让读者透过报贩忙碌的视野,去看共产党报纸的畅销,看人们追求新知的热情,看北平解放后的新气象。

很有意思的是,报道写了这么几句：“这一报纸是在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的印刷厂排印的,——《华北日报》一向是华北最大的国民党报纸,发行额为8千份。现在它的机器正在印刷着每天7万份的《人民日报》,这些报纸在城内和近郊立即销售尽净。”这里出现的鲜明对比是很自然的,因为巨大的变化发生在同一家印刷厂里。当时,人们都知道那家《华北日报》是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是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喉舌。1945年10月1日,即日本投降后不久,在北平出版(复刊）,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停刊。这家报纸经营多年,不得人心。而《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才数日,就为人们所争购,供不应求。人们的冷淡和热情说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常说,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这里鲜明地对比着的事实,不是向读者传播了一种思想、一种感情吗？道理尽在事实中,不用记者多费笔墨。

报纸印刷本来是个细节,这位记者却抓住它,写出了有力的几笔。接着,记者又不惜笔墨具体地描绘了报贩的活动。描写细节,不是每则消息所必须有的,但有些消息有了它,才使得新闻报道的气氛活跃起来,更能吸引读者。阿兰·魏宁顿写的这则消息,正是如此。再说,2月9日的另一则消息,写了一句“大批读者拥挤在贴报牌前鹄候”,也多少令读者有点具体感,比起那种只用“受到热烈欢迎”一类语句来,也略高一筹。像这样用一句话、几个字点出的细节,往往使消息显得又具体又活泼,是值得学习的一种写法。

角度、对比、细节三者配合运用,是这则消息的特点。它给读者以新鲜、活动的感觉,而不是陈旧、静止的印象。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位记者无论是在采访上,还是在写作上,都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这则消息前后两段,一长一短,一写报纸一写书店,是以解放了的北平人民追求新知为主题的。《东北日报》1949年3月18日刊载这则消息时,用的标题是：《北平人民热切求知/人民日报供不应求/新华书店拥挤购阅新书人群》。我看,删去后段,前段独立成篇,只写一件事,会更显简洁、明快。当然,后段无疑也可以另写成一篇。

【注释】

[1]转引自《五帝本纪》,载《史记》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42页。

[2]参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居延新简》、《散见简牍合辑》等书,均为文物出版社出版。

[3]《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81页。

[4]《孟子·公孙丑上》。

[5]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

[6]参见林梅村、李均时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7]汉代各郡国在京城设有邸。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西汉会要》第66卷。

[8]《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句,注：“客馆也。”又,《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三年“沛公至高阳传舍”句,注：“师古曰：传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

[9]“五经”,指《诗》、《书》、《易》、《礼》、《春秋》5种书；又有《六经》,即此5种再加上《乐》。

[10]“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爱读《易》,因阅览次数多,使串联竹简的皮绳几次折断。

[11]《史记·周本纪》：“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12]《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13]关于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有多种说法,除始于唐的说法外,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始于汉。它的主要根据是,《西汉会要》第66卷“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一句注：“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由“通奏报”,推论有邸报。但在史籍中,未见关于汉代邸报的记载,推论未能证实。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章第2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章第2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杜牧：《樊川集》卷十二。

[16]孙樵,字可之、隐之,关东人。唐代大中进士,授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入长安时,曾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上柱国。著有《孙可之集》。

[17]《四库全书总目》作《读“开元杂记”》,《孙可之集》等均作《读“开元杂报”》。

[18]参见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一文,见《柳河东集》卷26。邠宁,唐代方镇名,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置,治邠州(今陕西彬县）,辖地有今陕西、甘肃各一部分。

[19]引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章第2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0]转引自朱传誉的《宋代新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乘崖,即张,时任陈州知府；丁晋公,即丁谓,曾封晋国公；莱公,即寇准,曾封莱国公。

[21]见《王荆文公诗注》卷二十五。

[22]见《苏轼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迂叟,指司马光；醉翁,指欧阳修。

[23]宋代地方行政体制为路与府、州、军、监及县三级。其中,路是从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起设置,有20个左右；府、州、军、监有300多个；县有1 200多个。在京城设进奏院的应是路、府、州等。

[24]《宋史·刘奉世传》。

[25]赵昇：《朝野类要》卷四。

[26]周麟之：《论禁小报》,载《海陵集》卷三。

[27]周密《癸辛杂识》中的记载为：“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已遭天谴,至于独燃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归,刺史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则家无患,乃知为误耳。”周密为宋末元初人,所记之事发生在宋末。以此证明元有邸报,不能成立。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章第4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8]参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1章,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29]同上。

[30]参见许凡：《元代吏制研究》第3章,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31]《通制条格》卷二十七。

[32]《元史·太宗本纪》六年正月条。

[33]《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禁聚众》。

[34]明代设六科给事中,始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六科初为皇帝掌握的独立机构。洪武十年和十二年(公元1377年和1379年）先后隶属承敕监、通政司。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起,又成为独立机构,直属皇帝。

[35]《明会典》卷二一三。

[36]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55页。

[37]黄宗羲：《谈君墓表》,见《国榷》附录。

[38]明代金日升的《颂天胪笔》、佚名的《诏狱惨言》,清代张海鹏的《学津讨原》、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等著作中,都收录了《天变邸抄》。

[39]指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北京城内西南角突然大震一声,天崩地塌,屋倒人亡的灾异事件。对此事件的性质与起因,尚属疑案。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曾在1983年4月30日至5月1日就此举行学术研讨。

[40]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

[41]瞿式耜：《端相本疏》,载《瞿式耜集》卷一《奏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42]均见《瞿式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3]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三卷《铺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44]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一《筹边》,收入《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45]《祁忠敏公日记》崇祯五年三月初一日条。

[46]《杨鹤奏议》卷二十四。

[47]钱：《甲申传信录》卷六。

[48]冯甦：《见闻随笔》卷上,参见《明史·杨嗣昌传》。

[49]《明会典》卷二一〇。

[50]《明史·王应熊传》。

[51]《祁桂彪集》卷一。

[52]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二。

[53]雍正四年五月初五日,雍正帝召王大臣10多人在圆明园内聚会,吃过节粽子,提塘报房的小抄报道：“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皇上出宫登龙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其数十只,俱作乐,上赐蒲酒,自东海至西海,驾于申时回宫。”其中,登舟、赐酒、游乐等都没有,属严重失实。雍正帝以“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无为有”的罪名,判处何遇恩、邵南山斩刑。有关此事记载,见《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年五月庚子日。参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章第6节,该书称：何、邵“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而获罪被杀的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两个人”。

[54]《申报》评论：《论京报贵速不贵迟》,1882年3月4日。

[55]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开办邮局(通称“客邮”）,中国的民办信局和官办邮局也陆续出现。

[56]《大清律例》卷十九、卷二十三。

[57]历史学家向达在1928年发表的《唐代刊书考》一文否定了开元杂报是“唐人刻本”的说法。该文刊于《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28年11月出版）,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三联书店1957年版）。

[58]顾炎武：《与公肃甥书》,见《亭林文集》第三卷。

[59]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五,或王先谦的《东华录》。

[60]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大礼”。

[61]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

[62]有关京报价格,参见《北京报纸小史》一文。该文刊于管翼贤的《新闻学集成》第6辑(1943年中国新闻学院出版）；又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1章：光绪末年,每两银子可换800枚大制钱,二两银子为1 600枚大制钱。

[63]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64]齐如山：《清末京报琐谈》,载台北《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1952年8月）。

[65]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1819年）,马六甲英华书院1820年出版(英文本）。

[66]英文《中国丛报》第2卷第235页(1833年）。

[67]《论语·述尔》。

[68]米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

[69]呷地,即马六甲(Malacca）,又译吗啦呷、麻剌甲、麻六甲。

[70]“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1831年11月29日在广州成立,宗旨是在中国传播西方技术、文化实用知识,成员为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和官员。

[71]《〈帝国澳门人〉旨趣》,转引自英文《中国丛报》1836年8月号。

[72]天津曾在1880—1881年间出版过《北方邮报》(Northern Post）,刊载海关资料,影响极小。

[73]《中西闻见录·序》,载《中西闻见录》第1号,1872年8月。

[74]参见舒新城：《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载上海《学术月刊》1957年第1～4期。

[75]《中西教会报》由林乐知、李提摩太编辑,终刊时间不详,现在所见止于1894年。

[76]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77]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182页。

[78]有关《香港船头货价纸》(《香港中外新报》）情况,参见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店1998年版。

[79]《申报》从1879年4月27日起,星期日也出版。

[80]《申报》评论：《论本馆作报本意》,1875年10月11日。

[81]《本馆告白》,载《申报》第1号(1872年4月30日）,该报第2号、第3号曾重刊。

[82]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83]《本馆告白》,载《申报》,1872年4月30日。

[84]《申报馆条例》中的一条是：“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另有一条是：“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新报,概不取酬。”由此二条可见,当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仅无稿酬,有些反而要向报馆交费。《申报馆条例》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85]《消闲报》曾改名《同文消闲报》、《消闲录》,出至20世纪初,具体终刊日期不详。

[8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章第18节。

[87]《劝看民报》,载《申报》,1876年5月19日。

[88]“杨乃武冤案”：1873年,浙江余杭举人杨乃武被诬与“小白菜”(葛毕氏）有染,并害死毕氏丈夫葛品连。从1874年4月至1877年4月间,《申报》发表消息和评论60多篇,揭露真相,仗义执言,最终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被判无罪,有关官员受到处分。

[89]《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90]《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2月。

[91]《中国丛报》第4卷,1838年12月。

[92]《申报》评论：《论本馆作报本意》,1875年10月11日。

[93]米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

[94]《中国基督教总会手册》(1896年）,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5]《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6]丁韪良：《震旦论丛》,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7]林乐知：《消变明教论》,载《教会新报》,1869年12月4日至1870年1月8日。

[98]安保罗：《救世教成全儒教说》,载《万国公报》第93册、第94册,1896年10月、11月。

[99]《沈荩案之后语》,载《万国公报》第177册,1903年10月。

[100]《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01]王韬,著名报人、政论家。陈炽(？—1899）,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清末维新派,参加组织强学会,曾任户部郎中,著有《庸言》等书。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文学家,清末曾任学部主事,著有《石遗室文集》等。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在广东、上海等地办实业与经商,先后担任多家公司总办,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102]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乡校是集会与学习的公共场所。战国时的郑国人在那里议论当朝执政子产,有人建议取消乡校,子产不同意,认为应保留,让人们议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孔子知道子产的言行后,也予以肯定。

[103]王韬：《代上黎召民观察》,载《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0页。

[104]括号内为洪秀全的批语,下同。

[105]《干王宣谕合朝内外官员及士人等》,载萧一山辑《太平天国诏谕》。

[106]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十月(1840年11月）被革职,留广东以备查问,翌年离开广东。《澳门新闻纸》在林则徐去职后仍持续了一个多月。

[107]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这6条方案提出的时间是1841年4月14日至5月3日。

[108]有关陈蔼廷及其所主编报纸的情况,参见卓南生著：《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版。

[109]王韬：《倡设日报小引》,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110]《汉口创设昭文新报馆》,载《申报》,1873年8月13日；《记汉口新报改章事》,载《申报》,1873年10月2日。

[111]义愤生：《论申报改上谕大悖谬》,载《益报》第104卷。

[112]报局：广报原名为广报馆,官府认为馆字不妥,遂改称局。广报局原在广州城内华宁里。

[113]《倡设日报小引》,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11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

[115]卓南生：《中国人自办成功的最早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载《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台北正中书局1998年版。

[116]《倡设日报小引》,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117]《本局日报通启》,载《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118]本文是《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教学用案例材料,属发言提纲性质,写于1983年初。

[119]阿兰·魏宁顿(Alain Winnington,1910—1983）,英国新闻记者。早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任英共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副总编辑。1948年,受英共中央派遣来华,在新华通讯社工作。写过许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报道。朝鲜战争期间,从事新闻报道的同时协助做战俘工作,由此被英国政府以“叛国罪”吊销护照。1959年离开中国,赴德国柏林定居,直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