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繁衍发展的主要地域

一、古人类繁衍发展的主要地域

“举世公认，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正在经历自己的黄金时代”。“根据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现有收获，结合古史传说和民族史志资料，进行我国原始氏族公社发展和解体历史的深入研究，已经可以写出内容比较充实、生动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8]。倘依此而向旧石器时代推及，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中国将相当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时代”包括在旧石器时代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古猿人、古人、新人化石遗址及邻近国家的考古发现，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写出一部黄色人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其材料也是充足的。我们利用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以及考古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再结合中国古史记载、传说，对中国道学产生的大体地域进行一个探讨性的判断，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这至少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轮廓。

古人类化石材料的发现，是研究人类生存发展及所在地域的最主要证据。现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现的重要古人类生活遗址、生产生活用具、各种动物和人类化石的遗址数以万计，我们只要将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列于下面，就能够说明问题。例如云南禄丰石灰坝腊玛古猿，距今约1000万至800万年；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距今约306万年至136万年；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距今约240万到200万年；重庆市龙骨坡“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左右；山西苪城西侯度遗址，距今约180万年左右；云南元谋县“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河北阳原马圈沟遗址，距今150多万年；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经国际专家古地磁测定，距今136万年；河北阳原东谷坨遗址，层位及年代同小长梁一样，距今136万年；河北阳原飞梁遗址，距今约130多万年；河北阳原岑家湾遗址，距今约130多万年；河北阳原半山遗址，距今约130多万年；河北阳原霍家地遗址，距今约130多万年；山西苪城“匼河人”，距今约100万年；湖北郧县“郧县人”，距今约100万至60万年；安徽和县“龙潭洞人”，距今约70万至60万年；陕西蓝田县“蓝田人”，距今70万至60万年；北京市周口店“北京人”，距今50万至23万年；山西大同青磁窑遗址，约为中更新世后期，具体年代尚难确定；陕西大荔县“大荔人”，距今约20万年；广东韶关“马坝人”，距今约10万年；山西阳高“许家窑人”，距今约10万年；湖北长阳县“长阳人”，距今约10万年；山西襄汾“丁村人”，距今约7万年；宁夏灵武市“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遗址“，距今约3万年；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为华北细石器发源地，距今3万至15000年；山西和顺县背窑沟洞穴遗址，距今约3万年；山西和顺县当城“和顺人”，距今约3万年；广西柳江县“柳江人”，距今约3万年；四川资阳县“资阳人”，距今约3万年；台湾省台南市“左镇人”，距今约3万至2万年；山西朔州“峙峪人”，距今约29000年；山西曲沃“西沟人”，距今约2万年；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河套人”，距今约2万年；北京市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8000年；河北阳原油坊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12000年以前；河北阳原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12000左右；河北阳原于家沟出土距今12000年古陶片，证明桑干河流域山间断陷盆地，是中国进入农业经济生产最早的地域之一。另外，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也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的古陶片。

关于世界人类的起源地，世界上的古人类学家以及关心古代气候、古代地理、古代地质这些问题的所有学者们，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和研究，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论。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最初起源地在非洲，这个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恩格斯的推测是“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19]；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依他的研究，主张人类的起源中心是在亚洲的南部^[20]；我认为“世界人类起源的中心是亚洲南部，其具体位置是印度陆地板块与亚洲陆地板块之间的古特提斯海周围丛林”^[21]。此后，伴随着喜马拉雅运动，古特提斯海消失，喜马拉雅山崛起，古猿生存的条件受到破坏，向四方迁徙而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和不同的人类文明起源地：退居于喜马拉雅山南的古猿类，只能沿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山脉南缘向东西迁徙。向西进入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者，创造了后来的巴比伦文明；由此而继续西迁，进入非洲尼罗河流域的，进化为尼格罗人种，创造了古埃及文明；而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地中海北岸、渐次往欧洲大陆迁徙者，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形成了欧罗巴人种；原处于喜马拉雅山南、在印度半岛发展进化者，创造了后来的古印度文明。其中有一些又沿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迁进大洋洲。这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肤色上像尼格罗人，而在长相上则与斯里兰卡居民相像的历史原因^[22]。而当被崛起的喜马拉雅山分割至斯山之北的古猿类，就进入了一个古人类独立进化与发展的地理单元之中：因为，发生于古生代的加里东、华力西运动不仅造成了乌拉尔山、萨彦岭、天山、阿尔泰山，其运动应力又与后来的喜马拉雅运动应力结合，形成了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

如此，喜马拉雅山的崛起，就把发展进化中的腊玛古猿赶进了另一个地理单元之中。这里的西面、北面为高山，东面濒临大海；其历史进化、形成地理单元的过程，就使地处东亚的中华大地形成了一个人种——黄色蒙古人种的历史进化、形成地理单元。

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文明进程、文化特点等，都是和人类生存、发展与进化的特定地域中的地理、自然、气候、物产，以及这些自然条件在历史上的变化密不可分的，而自然环境与自然条件则又与地质构造运动密切相关。桑干河流域因为正处于燕山运动、加里东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的应力结合与转换地带，这就是造成冀西北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的成因。这些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的形成，控制了该流域内的水系发育，形成了以山间地垒山地熊耳山脉为中心的“大同”、“涿鹿”、“张家口”内陆古湖的“品”字形分布。其动物、植物、水源、地形、气候等要素，构成了古猿类生存、发展、向人类进化的一个理想摇篮。

自河北阳原泥河湾古人类遗址发现以来，中国、美国、日本、法国等许多国家的古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家、古地理学家、古气候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地震学家们，都高度重视并进行长期而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泥河湾在空间上可以看成是阳原盆地、蔚县和大同盆地的地理综合；在时间上可以看作是整个旧石器时代甚至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全过程”^[23]；“泥河湾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比‘中国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更要原始的多”^[24]，“在桑干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25]

但是，古猿进入东亚这个地理单元之中，是并不知道桑干河、汾河流域是理想的生存地方的，他们是在无目的四散迁徙之中，接受无情的自然选择：迁徙到了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域，就与环境抗争而艰难生存；迁徙到了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域，就繁衍发展。其时，中国的南方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沼泽遍布，蚊蝇肆虐，瘴疠横行，是不利于古猿生存的；纬度超过50度的地方又因寒冷造成条件恶劣难以生存；同样，在青藏高原，古猿类亦同样难以立足。

上述我们所列的全国古猿、古人、新人化石及重要文化遗址中，仅汾河、桑干河这“小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其遗址就占全国遗址总数的60%以上。从喜马拉雅山北麓向桑干河、汾河流域迁徙，自然要经过西藏、云南一带，经过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河南、陕西这一地带，而进入这个“小两河流域”。考古研究也证明：“旧石器文化在山西是由南向北发展的”^[26]。如此，我们将古猿、猿人迁徙路线的遗址与汾河、桑干河流域的遗址加在一起，则占全国总遗址的80%。

此后，40万年、10万年前的大同火山群喷发，造成了该区域内古人类的向四处迁徙；3万年前构造运动造成的恒山大断裂、三个古湖门栏山体断裂，致使古湖湖水下泄，并使距今15000年左右的桑干河形成，又造成了古人类几次更大规模的四处迁徙。古人类伴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进行了生产、生活的巨大历史变革，由自然采集和狩猎，转向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产，并最终转向了农耕经济生产……如果我们将距今40万年、10万年、3万年，由于大同火山群喷发、恒山及“大同”、“涿鹿”、“张家口”三个古湖门栏山体断裂，造成湖水下泄时的古人类四散迁徙也考虑进去的话，则几乎可以涵盖全国所有已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址，并在年代学研究上与其结论基本吻合。如安志敏在1980年11月，于日本明治大学建校100周年和考古学研究室暨考古学陈列馆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的学术讲演中说：河北阳原虎头梁等桑干河流域的早期细石器遗存，“可能是细石器的产生中心”，它与日本国细石器文化有着源流关系。因为，起源于桑干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在距今3万年以来的历史上，不仅传播于全中国广大的地域，而且“还影响到东北亚和西北美洲的广大地区”。安先生认为，“这是值得探索和具有世界意义的考古问题之一”。

除了汾河、桑干河流域之外，中国任何地域的古人类生活遗址，都从地域上、时间上构不成单独的由猿到人的发展序列，即虽有早期遗址的却无中、晚期遗址与之相配，然而有晚期遗址者又缺早期、中期遗址为其发展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