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期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五帝时期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是会出现发展进步快慢变化的，中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社会发展进步很快的历史时期，甚至是突飞猛进的情况，如五帝时期；有时候又会处于相对落后甚至是长期衰落的历史时期，如宋代以来的历史时期，清后期更落后到了极点。凡此种种，都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并非无缘无故。在各种社会历史原因之中，尤以社会政治制度最为重要。而一定社会制度的建立与改变，又都是由一定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掌权者的思想观念）所决定的，并由此而又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各个层面。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民族精神的形成或改变，都与哲学思想有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历史的本来事实就是如此。因此，我们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兴衰，如果不是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做起，而是去就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就会被其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并由此得到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五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并由此给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以深刻历史影响的一个伟大历史时期。深入研究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进步，科技、文化、教育之所以快速发展的原因，对于中华民族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由此而面向未来全球化的民族生存竞争，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我们认为，五帝时期之所以社会发展进步快速，并有着许许多多历史开创性的发明创造，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所决定的。

（一）长期战乱转变为和平安定

在人类的历史上，凡是注重战争之际，就必然忽视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更多的是给社会经济生产和建设造成破坏；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崇尚武力，以武力掠夺财物为荣，便自然鄙视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既重视战争、崇尚强权掠夺、破坏生产，又鄙视创造性的劳动，那么，这个社会便会陷入动荡不安、财物奇缺、民不堪苦、人心思变的一种状态之中。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前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即摩尔根、恩格斯所称的“野蛮时代”）。黄帝以战去战，建立了国家制度之后，制典章、定礼仪、兴教化，派百官治理国家，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人们在遭受长期苦难之后，一经得到一种长期安定的生活环境，其劳动和创造能力就会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这就是五帝时期百业兴、百事举，社会蓬勃发展的一个历史大背景或者说是根本的原因。

（二）以民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

从古至今，中国人都尊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但到底什么是“文明”？为什么要称黄帝为“文明始祖”？对此的探讨似乎就不是很多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有必要多说上几句。

“文明”这一概念，欧洲提出是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提出“天下文明”是在古老的《易》经之中，两者相差时间长达数千年之久。对社会文明的界定，在西方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定义与衡量标准，所以西方学者在“文明”一词的使用上，也就是十分杂乱的了。其提法有：古代文明、中世纪文明、近代文明、当代文明、畜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等。除了提法杂乱之外，这些又都明显的是偏于物质文化发展进步而言。

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欧洲不一样，中国先民早在“神农氏时代”就产生了市场交易，但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壳，从“神农氏时代”之末到商末周初，一直不是金属所铸的货币。那么，按照恩格斯的界定标准去研究和认识我们中国的历史，这就出现了困难：贝币非金属，它算不算货币呢？在中国，五帝时期的土地实行的是国有制，而非私有，如此当然也就谈不上土地抵押，因为这在五帝时期的历史上，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按恩格斯的“文明”界定标准，中国人尊黄帝为文明始祖就大有问题了。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文明的理解、界定，同西方是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区别的。中国人对于文明社会、文明时代的理解，除了对物质文明的考量之外，更注重于思想精神和道德规范的层面。因为“文明”一词，在中国原本就是从以哲学思想为指导去教化人民、治理社会而提出来的术语，这就是：“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50]。什么是明？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日月丽天而明生，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日月合其序者为文明。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观点以为，依照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道学理论所阐明的客观自然规律为准绳，而制定法律、道德、礼仪规范为典章，为制度，治理社会，教化人民，造成一个和平、公平、文明以正、有序竞争的社会秩序，这就是社会文明。这也就是《易》经上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达“文明以正”、“天下文明”之义。这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要看其是否有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并由此而造成一种文明、科学、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制社会算不得文明社会，因为它存在着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乃至对奴隶生命权的剥夺；封建社会算不得文明社会，因为它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它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算不得文明社会，因为它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相比，也不过是一个小巫与大巫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之下，一个国家富强之后，就会对别国实行最野蛮的军事侵略，大批杀人、大批掠夺他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这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莫不如此！社会产品实行平均分配的社会制度，同样算不上文明的社会制度。因为人与人之间智力不同、修养不同、体力不同，因而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亦不同。不论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代价大小，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多少，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一律实行的是社会产品的绝对平均分配，其制度之本身就是保障劳动少、对社会贡献小的人的利益，就是对劳动多、对社会贡献大的人进行的剥削，如此，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平的另一种极端化形式，是不公正的又一种体现，而且事实上又变成为一种打击劳动积极性、奖励懒汉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结果是严重阻碍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科技进步。在古代，氏族制度的灭亡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西方的所谓文明时代之说，究其本质，都是重于物质文明而言的所谓“文明时代”；而中国人认识的文明时代，则包含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两个方面。文明的社会制度，首先是依客观自然规律为准绳而制定法律，而不是依任何个人、任何阶层的利益为标准去制定法律。因为只有依客观自然规律为准绳而制定的法律之实行，而形成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科学的，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这是因为，人们要在自然界中生活，就必须遵从大自然的规律，不能依任何个人、团体、阶层的私利来影响、破坏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

五帝时代，轩辕黄帝所提出的依道立法（道生法），就是指要按客观自然规律立法。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本身的生存。为片面追求个人的利益、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全人类的利益，为人类眼前的、暂时的利益，而破坏人类长远利益的一切行为，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为着人类自身为本体的一切政治、政策、法令、礼仪、道德、风俗、习惯所制定、所规范、所形成的社会政治，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五帝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是一个以民为本、依道立法、依道治国的社会政治制度。

综上探讨，一种社会文明的形成，需要有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制度是其本质，公平、合理、科学、有序是其科学社会制度的自然体现。在一种科学的社会制度之下，就会极大地提高全社会的人民的劳动创造性，就自然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

（三）对发展科学技术及人才的高度重视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对于文字学、天文学、医药学、法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发展的重视，恐怕没有一个朝代能与五帝时期相比。我们现在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历史时期，能够对科学研究如此重视，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其发明创造之多，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奇怪之事，而是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事情。

另外，五帝时期选贤任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制度从治理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到各级司法官员，从天文、历法、哲学，到医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人才，都是极为重视的，都是实行选贤任能。黄帝拜师学道，与医学研究者讨论问题，以及帝位传承选贤禅位之制，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例证。但自夏禹之后，就任亲而不尚贤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即使连如今学者还在称道的思想家们，也有不少是反对尚贤的，有提倡“役贤”者，并说什么“尚贤者亡，役贤者昌”。一个尚贤，一个役贤，虽一字之差，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四）对哲学思想传播的重视

古代所称之“道”，元以后所谓之“道学”，即今之所说的“哲学”。黄帝不仅依道立法、依道治国，而且将播道于天下为己任而念念不忘，身体力行；颛顼、帝喾等相继实行学道而赏，加而弗损的政策，自然是全社会都学哲学、用哲学，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有着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科学，讲求总结实践经验教训，重视述史，提倡以史为鉴的历史原因，也是五帝时代发明创造多、中华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深刻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