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期的“神道设教”

第三节　夏商时期的“神道设教”

由于中国是在国家制度产生之前的历史上，就已产生了唯物、辩证、科学、求实的哲学思想理论，也由于肇造文明国家初制的轩辕黄帝是一位学习、运用哲学理论推动社会变革的伟大思想家，所以，中国社会历史在结束“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同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出现了极其重大的区别，即不是建立奴隶制的社会制度，而是直接建立起了一个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社会制度。在政治上不搞帝位世袭，而是采取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执政者在重要的治国决策及重大人事任用问题上，除了向咨政机构征求意见外，还要广开言路，诸如设立“诽谤木”、“敢谏鼓”之类措施，鼓励人民提意见，批评时政，主动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同时，依道立法，实行法制，使治国者不能任人唯亲、以言代法；在经济上，强调富民而治，轻徭役，薄税赋，节民力，尚俭朴，尊重知识，重用人才，努力发展各种科学技术研究，为发展社会经济生产和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服务。如注重天文、医药等研究，大力解决人民吃、穿、住、行等问题，都是很好的实例。在文化教育方面，不仅注重文化建设，制定音律、统一规范文字、加强道德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积极传播哲学思想理论，以此指导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凡此种种，都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形成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但是，五帝时代的社会政治，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局限之下，还只是表现为一种人治，还不可能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有效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的机制，这就导致了夏禹上台后，彻底改变五帝时代社会政治制度，而建立的以君主为本位的独裁制度的出现。由此可见，没有一套由广大人民行使最高权力机关人事任免的权力制约机制，而是由执政者来挑选国家领导的继任者，这虽然比世袭制进步，但却无法保证社会制度不被改变。一旦选贤选错，任能出现失误，国家权力及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就会很轻易地被葬送在这个野心家的手里。

我们研究五帝时期的社会思想政治，还有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一个国家，长久不懈地坚持对唯物辩证哲学思想的宣传，用以武装全民族的思想，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进步，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这不仅对于解放思想，注重科学，减少迷信，发展科学事业，推动社会历史进步意义重大，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家制度不能轻而易举地被改变。正因为五帝时期经过了长期的哲学思想传播，夏禹掌权改变了五帝时期形成的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抵制。原五帝时期的官员辞官归耕，对禹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黎民百姓对禹进行不断的反抗，就是历史实例。也正因为是这样，他才不得不搞“神道设教”之法，用以欺骗、麻醉人民，以维护他的君主为本位的独裁统治。

这也就是我们不能不以一定篇幅来谈夏商以来，因为推行“神道设教”，致使中国古典哲学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出现极其严重嬗变的重大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