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是个伪君子

一、夏禹是个伪君子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一直将夏禹视作一个“公而忘私”的治水英雄而大加歌颂，完全忽视了他伪装谦恭、骗取虞舜的信任（禹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处心积虑，耍尽花招，排除异己，大兴杀伐，骄奢极欲，疯狂破坏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其“家天下”的奴隶制独裁专制政体，鼓吹“君权神授”、“神道设教”以害民，从而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造成极大的破坏）的历史事实。这种对夏禹的认识，显然与历史实际不符合。

如何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我们认为，历史事实才是最好的依据。只要我们对历史资料记载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与分析，对夏禹的真实面目，是不难认清的。

（一）夏禹欲借帝威以树自己的威望

虞舜代尧理政之初，正是尧听从四岳意见用鲧治水失败之时。是虞舜向尧提出建议，依法处死治水不当而酿成更大水患的鲧，而以鲧之子禹代父之职继续治水。当舜委派皋陶、伯益、契、后稷等一批官员全力配合禹治水成功后，不将帝位传于己子商均，而是禅位于禹。虞舜此为完全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并未考虑禹一旦大权在握，会不会报杀父之仇而加害于自己的问题。然而，禹掌握政权之后，公然破坏五帝时代实行了数百年的社会制度，不言己权是得自舜之禅让，而巧言编排鬼话欺骗天下，说是“上天锡禹”以治民。禹更是违例不祭尧、舜，偏是破坏祭奠，祭其罪父鲧。

禹的治水成功，并非其一人之功。其时，上有尧、舜的决策与人力、物力的全国调度，中有皋陶、伯益、契、后稷等官员的大力协作与配合（如，皋陶，字庭坚，时为佐舜治国的掌刑法之官，他配合治水，执法无私，赏罚严明，宽以待民，深得民心，是当时举国上下都十分钦佩的贤者。伯益，是同禹一起治水者，其治水不辞劳苦，功劳卓著，贤而有名。契与后稷两人掌管农耕生产，千方百计解决治水民工的粮食供给，深得黎民百姓的拥戴。此四人同为黄帝的后代，其中契、后稷两人是唐尧的亲兄弟），下有全国黎民百姓的努力，只要治水中分出的工程，黎民百姓都会舍生忘死地投入劳动，未有如期不完工者。后人所言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实是经夏禹自吹之后已有失真的虚美之说。事实上是，当时其不是不想入，而是不敢入。事后，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牢骚满腹，这些竟成了他用以捞取权力、攻讦他人、要挟舜帝的政治资本。不信，我们还是看看史书是怎么记载的吧。《史记·夏本纪》述禹治水曰：“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当舜在众官面前露出意欲禅帝位于禹后，禹恐舜意不坚，己权难握，先是巧言令色，引舜当众表己之功，加强争禅地位。《尚书·大禹谟》是这样记载的：“（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禹之所言，并非谦辞。而是欲借帝威以树己威望的一种潜台词，其所言皋陶德播天下，“黎民怀之”者，没有丝毫应由皋陶代帝摄政的含意，而是强调了与皋陶相比，自己“德罔克，民不依”的忧虑，且四次点明了“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对此，舜帝和在一旁的皋陶自然也都听得明白。但舜欲禅禹之语既已出口，禹又并未有让贤与皋陶之词，而唯一强调再三的是对禹自己在天下的威望问题之忧。对此，舜又何言？皋陶何对？所以，舜在表扬了一番皋陶的功劳之后，接着对禹说：“唯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唯汝贤，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唯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舜帝此语，含有深长的意味：其“克勤”、“克俭”、“不矜”、“不伐”、“不自满假”等语，是于表扬之中充满着告诫性的希冀！然而，权欲熏心的禹，何以会听舜帝的这些告诫呢？只是，名分未能实定，权也尚未到手，树己权威于天下的目的也未得到，也只能是假惺惺地谦虚几句作罢。而当舜帝率百官告于祖庙，正式确定了禹的嗣帝之位后，禹可就没有什么谦恭之语了，而是在舜帝与百官面前，滔滔不绝地大夸自己的治水劳苦，大发为治水而不能回家看儿子的牢骚，既攻讦尧子丹朱，又言苗民有罪，意在要挟舜帝赋己征苗民之权树威仪于天下。甚至连对舜帝的不满也都毫不掩饰地流露了出来！对此，我们不妨看看《尚书·益稷》篇记载的一段君臣议政之语：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无若丹朱傲，唯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用殄厥世！予创若时，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启呱呱泣，予弗子，唯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

你瞧，此时之禹，不仅毫无谦虚之色，而乃张狂无状！他不仅借此夸己功，为过家门未能看视哭泣儿子而泄愤，更攻丹朱意存贬尧，构讦于苗民以质舜！兹禹“无私”乎？“公”复何言？

（二）夏禹即帝位后的作为

1.耍阴谋，使手段，破坏五帝时期的政治制度

禹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如果说其在未夺得国家最高权力之前，其野心、其私欲还算是有所包藏的话，那么在其掌权之后，就完全暴露了出来，他为达到破坏五帝时期业已实行数百年的民主政治制度之目的，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公开进行了。一是与五帝时期决裂划界。以其封伯之号宣布国号曰“夏”，并“颁夏时于邦国”^[51]，改舜划全国行政区域十二州为九州，彻底划清了与五帝时期的政治联系，明确宣示其朝代以禹重新开始。此举的目的就是达到事实上否定与五帝时代的代续关系，而另起炉灶、另立庙堂、另建门户，实现改朝换代性质的历史决裂。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家天下的独裁统治制度。夏禹要做到这一点，最大的障碍是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任能传承制度。所以，禹即帝位之后，耍了一个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禹支持其子启利用他作为帝王的权势，积极培植党羽，扩大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作出一种“有意”选择皋陶为帝位继任人的姿态，但却始终不进行正式祭告祖先、确定嗣君地位的行动，当然也就更不会让皋陶摄政。禹的这种作法，是以皋陶挡伯益，达到其在帝位继承问题上实际不选贤、不禅让，以确保其子启日后顺利登上帝位的目的。因为，在当时有一定治国经验与才能的贤者，是皋陶、伯益俩人。然皋陶年龄比夏禹还大，用皋陶挡一阵伯益，伯益事实上也就没戏了。如此，既可实现“父传子，家天下”的实际目的，又不明着破坏五帝时期在帝位上“选贤任能”的政治制度。果然，在禹即帝位的第三年，皋陶就死了。皋陶既死，这回该选择伯益为帝位继承人了吧？但是，夏禹还是长期不做此选，一直到了禹临死之前的一年，即“禹立四十五年，荐益于天”^[52]，让益担上了一个空头嗣君的名义，还是根本不让伯益摄政。这事实上就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53]，不动声色地进行家天下独裁政治制度的建立。三是编造神话，美化其罪父，并列入祭奠以行祭祀。夏禹仇尧、恨舜，敌视并疯狂地破坏五帝时代的政治制度，一切都是出于私心、私利、私情。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一贯使用其伪善的两面派手法。

中国的国家祭奠与家族祭祀，自五帝时期就有明确的区分：家祭按其家族代系，不论其有功与否，只论是否为直系先祖；而列入国家祭奠的祭祀，就有其严格的规定，凡是有功于国家、民族之先人，方可祭祀。这就是：“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禦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54]这也就是说，在国家祭奠之中只祭祀有功于国的先君，不论是自己血缘意义上的先祖与否。至于将先祖中的哪一位列入？列为“禘”、“祭”、“祀”中的哪一个等级？都得由负责礼制部门的官员议定。比如在历山，尧庙之下为舜庙，这是供国家“禘”、“祭”之处；而舜的生父瞽叟祠，就是离尧、舜之庙很远的另一处建筑。有虞氏就是“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不祭瞽叟。因为瞽叟虽为有虞氏直系血缘先祖，但既非先君，又非于国有功庸者，只有在家祭之中才能祭瞽叟。同样，对于禹之生父鲧，既非先君，又有罪于国，是被依法处死的罪人，当然是不能列入国家祭奠进行祭祀的。然而，决心建立家天下之制的禹，就是以家为国，决心美化其父，将其列入国家祭祀典礼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习惯于说谎骗人的夏禹父子，就编出了一则极其荒诞不经的故事广为传播：说是鲧死之后，后悔没能很好地治水，极想再生以补其过。于是，就在其被处死后转化为黄熊，向西北而行，到涿鹿穷山黄帝陵乞求轩辕黄帝的在天之灵，黄帝的灵魂指示他去涿鹿之南的灵山向十巫求治以得再生。于是，鲧化作的这只黄熊从穷山向南行到灵山后，十巫以奇药将鲧治活，鲧就回到涿鹿之野，教民播种秬（一种生长成熟期只有60天的小红黍），教民大搞蒲编，补了生前过错，更立了大功，成为了一位“以死勤事”的先贤……禹死之后，夏启就将鲧、禹都列到国家祭奠之中，进行祭祀。但是，对于唐尧，以及禅帝位于禹、由此而有其夏家天下的虞舜两位历史上有名的先王，夏后氏记杀鲧之仇，就排除出了国家祭奠之外。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55]

对于夏禹父子的这些欺世行为，历史上自然是有信之者，有疑之者，亦有批驳诘难者。如屈原就在《天问》篇对此就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性的质问：“徂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2.纵骄奢，搞独裁，为私利而随意杀伐

以民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不论其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都要尽其一切可能发扬民主，健全民主法治制度，使执政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施行自己的职权。这是因为，私欲人人都有，私利人人希图。要想建设一个公平、合理、文明、有序的社会，一方面是要大力普及哲学理论，并以此制定礼仪、道德规范，使人们通过学道、修身、克己、约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造成一种人人互相关爱的良好社会风气，最大限度地使人际关系处于一种团结友爱的社会规范之中。另一方面是要依道立法，依法治国，上至掌权治国者，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事，任何人都不允许成为不受法律制约的“特殊公民”。针对执政者掌权、执法很容易自己滥用权力、不遵守法律这一点，就要通过各种切实可行的实际措施，来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运用。这种措施就是民主制度的特点。如五帝时期，虽然在4000多年前的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国家领导人无法实现民主选举，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以限制掌权者的以权谋私。其一是由执政者和民意代表机构，采取“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进行权力交接，而不搞父以传子的世袭制。其二是建立“四岳”民意代表机构，不具体执政治国，而是在关系国家命运上的大政方针制定，以及重要官吏任用上制约帝王。如尧任治水之官，挑选帝位继承者，都是先咨于“四岳”，然后才行事。在“四岳”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帝王也得让步。其三是树“诽谤木”、置“敢谏鼓”，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执政、执法者提出各种批评建议。其四是帝王凡五年巡视各地一次，既监督、检查地方官吏施政的情况，更方便了解民间的实际情况，倾听黎民百姓的意见。

凡是独裁专制政权，都是不要民主、不要法制的，而是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权力，以己言、己利、己欲、己好为法。夏禹处心积虑地破坏五帝时代的民主政治体制后，其与其子启就随心所欲，为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大兴杀伐。

大兴杀伐，以树己威禹治水毕，舜露以禹代行摄政之意时，禹就提出自己的威望不及皋陶德播天下，恐民不依。又言治水中苗民顽而不按时完工，请舜授权以征苗的问题。舜未许，曰：“以德可也”^[56]。此后，舜对苗民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57]。舜恐后有祸起，遂迁苗民一部于三危，其余南迁至彭蠡之间。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58]。舜死之后，禹继帝位，首先就是举兵伐苗。禹为了通过兴兵伐苗之战，威慑天下诸侯，将战争气氛闹了个轰轰烈烈：先是率百官祭祀上天，后又祭祖庙，而后誓师，宣布苗民的罪状。说是三苗为乱，上天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不听教化，多次叛乱。直闹得在他们那里是妖魔四起，天生变异，黑白颠倒，夜里出太阳，夏天闹冰冻，大地开裂，五谷不长，天降血雨，狗哭于闹市，我受上天、祖宗之命以征有罪，冀望大家协力同心^[59]……民之慑服，禹以为并不等于诸侯也服。所以，其在大会诸侯于茅山之时，就以迟到为理由又杀了诸侯防风氏，暴尸三日以示众。

而禹之子启，傲虐更甚，其自取国权，天下人不服，尤以有扈氏反对最烈，启就举兵而伐。战前，召六卿而申之曰：“尔等六卿各理军事之人，我设誓告诉尔等：有扈氏威虐侮慢《洪范》五行之盛德，怠弃三正之大法，上天就要剿灭他们！今天我就要恭奉天命讨伐他们！尔等军前若是左不攻于左，那就是不听我的命令；右不攻于右，那就是不听我的命令；御车者驾不好车马，那就是不听我的命令。凡听我命令者，行赏于祖主之前；不听我的命令、作战不力者，则杀尔于祖主之前！所该杀者，非只杀尔一人，而是要将你父母、妻儿先在你面前杀死，然后再杀你！莫谓言之不预！”^[60]

启作威作福，在坑害天下百姓的同时，亦给他的亲弟弟带来了杀身大祸。禹的小儿子武观见其兄当上了帝王，作威作福，便以为自己作为禹的子也该当如此，所以在其兄面前就不拘礼节。启则认为这是其弟有篡逆之心，于是就将其弟弟武观流放于西河。随后启还是不放心，就又让方伯彭寿率兵征伐武观，彭寿将武观擒回交给启，启就将他弟弟武观杀了。大概武观作了鬼，也还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自禹、启父子破坏了五帝时代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制度，而建立起以“唯皇作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61]的奴隶制独裁政体之后，动辄兴兵诛戮不服其统治者，对于服民、奴隶，也同样是想杀便杀，乃至杀人奠基，杀人为祭。现在发现夏文化的遗址中，多有“乱葬坑”。如在属于龙山文化遗址中的河南洛阳王湾（三期）、孟津小潘沟、登封王城岗、陕西西安客省庄（二期）、河北邯郸涧沟等，都发现少则二三具、多至七八具散乱埋在一起的人骨架。其中邯郸涧沟遗址所发现的一口废井中埋有五层人骨架，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身首分离，有的作挣扎状^[62]，证明这些人是被杀死或活埋掉的。这就是夏禹破坏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制度之后，建立起的奴隶制独裁统治所出现的社会实况。

骄奢极欲，作福作威夏禹疯狂破坏五帝时代以人为本、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唯皇作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的君主独裁专制政体。这一点，在其所炮制的纲领《洪范》之中，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所以，其骄奢极欲、作福作威，也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了。

禹改舜之十二州行政区划为九州，名曰《禹贡》，近代学者只是从地理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很少见到有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其实，这在当时之改，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舜分全国州为十二，禹治水毕成为嗣君之际，其在舜帝面前表功之时，亦说的是“州十有二师”^[63]，改十二州为“九州”是在治水成功的多年之后、其执政之时。改十二州为九州，在行政区划上未有任何实际必需和意义，但目的之一，却是与舜及五帝时代划清界限。这同改国号曰“夏”的性质一样；目的之二，是禹为彰治水之功于己一身，并传之后世，故将九州区划与治水相联系；目的之三，均衡各州地域，按其物产摊派，依其索要贡品于各路诸侯，因名《禹贡》。

禹第一次的塗山大会，就是落实九州贡物于各地诸侯，在这次大会上，先举行隆重的祭天地仪式，以表示禹是受命于上天为天子来统治九州之土；再奏《大夏》之乐，歌颂禹的治水功德，以树权威于天下；更让军队表演“干羽舞”显示武力，以起震慑各方诸侯的作用。最后，就是让诸侯们表忠心、献贡物，并按《禹贡》规定，落实以后每五年一次的贡物类别与数量。当然，为显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的骄情，以山珍海味招待各路诸侯的排场，也是盛况空前了。会后，禹将各路诸侯所献之金（铜）铸成九鼎，以作为皇帝权威的象征置于皇宫。

按照古制，帝王是五年一巡狩，为什至么塗山大会之后才过了两年，禹就又到茅山大会天下诸侯呢？其一，禹之征苗，长江下游诸侯有未参加者，禹欲借会天下诸侯之际，寻借口杀诸侯，敲山震虎；其二，催索贡物，以满足其挥霍之需。太史公言其为治水计功，是一误说。因为这茅山之会，上距治水完工已有五六十年，岂有一项工程完工五六十年后，才又想起“计功”的呢？至于改茅山为“会稽”，实则取“会”诸侯“稽”贡物而为其称。没想到，大会诸侯杀防风，没过了几个月，禹也带着贵重的铜棺见防风氏去了。

禹之子启，骄奢更甚。其征有扈氏之后，也学着他父亲的样子，大会天下诸侯于钧台，特设“享礼”以收贡物，奏《九韶》、唱《九歌》以显示天子尊贵，铸造了鼎、彝、尊等大量贵重的青铜器盛放酒肉、山珍海味饮宴，以示帝王的豪华。会诸侯毕，再大宴群臣于璿台^[64]。《山海经·海外西经》对夏后启的奢华作了很形象的描绘：“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而在这种骄奢无度的背后，则是广大黎民百姓及奴隶们被剥削、被奴役、连牛马都不如的悲惨生活。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山西夏县东下冯（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等许多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墓葬中，大部分都没有什么随葬品，民贫至极。

大肆鼓吹“君权神授”与“压迫有理”夏禹在建立家天下的奴隶制君主独裁制度后，炮制出了一个奴役天下人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洪范》。洪范者，就是宏大的行为规范，亦即“治国大法”。禹将他自己炮制的这个奴役天下的政治纲领说成是上天赐给禹的（天锡禹《洪范九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鼓吹的“君权神授”之始。

《洪范》一共有9个方面的内容，故又称《洪范九畴》。其一是宣布水、火、木、金、土为“五行”，作为其解释天地万物生变的理论，以此取代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其二是宣布貌、言、视、听、思“五事”，也就是对帝王要有貌恭、言从等明晰的态度。其三是规定“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为八政。其四是宣布岁、月、日、星辰、厤数为“五纪”。其五是讲“唯皇作极，庶民保极”，不许结党，不许反抗的内容。其六是宣布“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的帝王特权，称曰“三德”。所谓“作威”就是使用特权杀人以树皇威；所谓“作福”，就是唯帝王才有取天下百姓之财以供享受的特权；所谓“玉食”之指，就是唯帝王才可以“锦衣玉食”、豪华铺张，除此之外，不论是大臣，还是庶民，谁要是效仿帝王的生活，谁就是谋逆，就是死罪！其七是建立卜筮制度，以为“稽疑”。其八是宣布“雨、暘、燠、寒、风、时”为“庶征”。其九是说“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为“五福”。

综观所谓的《洪范九畴》，都是些七拼八凑、狗屁不通的东西。集其全部思想内容，不过是这么八个字：“唯皇作极，压迫有理”！所以，其一出笼，就受到了天下人民的反对，夏后启兴兵征有扈氏，其所宣布的“罪状”，就是所谓“侮慢五行，怠弃三正”！

夏禹是在五帝时代以民为本、帝王选贤任能的民主制度之下，以其伪善骗取虞舜信任，掌权后开历史的倒车，建立奴隶制君主独裁制度的。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夏禹是个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