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的本质作用及思想根源

二、“百家争鸣”的本质作用及思想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争鸣与探讨，而是应其时社会变革之需，紧紧围绕着如何进行、加速、发展、完成这一场社会历史变革，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在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诸子百家所持的各种政治主张、理论观点和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方略、措施之类观点的体现。

组织发起和主导这个“百家争鸣”的，当然不是周天子及其奴隶制统治阶层，也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黎民百姓，而是以各诸侯国君为代表的新兴封建地主阶层，是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文人学者们只是其时一部分积极的参加者和实践者，因为他们之中的这一部分人，也就在这场社会变革之中成为了封建地主阶层的一部分。所以，“百家争鸣”的总体性本质，是为封建地主阶层所发动的社会变革服务的，并且为完成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社会变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各诸侯国欲行富国、强军、实施好外交策略，为实现兼并别国国土的目的，用吉凶卜筮是不能够达到，用谈神弄鬼也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够以历史、唯物、辩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和解决社会历史变革中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实现。所以，这就决定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在总体学术观点上，是占主导地位的唯物、辩证、求实的中国哲学理论，而不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其思想理论根源究竟是来自哪里？这是一个重要的、但却并未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现在，有学者认为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是源之于《尚书·洪范》，说：《洪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6]，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有一种更加流行的说法，认为孔子是“儒家创始人”^[77]；道家的“创始人为老子”^[78]；“墨家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翟”^[79]；“阴阳家……是由古代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80]；“法家……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81]……其实，这种对先秦史上形成的学术流派各寻其源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种认识不符合历史事实。我认为，从哲学思想上，先秦各学派都是源自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其源始自伏牺，三代以前的最重要传承者之一，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我们只要就先秦诸子中的哲学思想稍举几例，便可说明问题。

先说道家我们来看看被划分为“法家”的管仲是怎么说的？他说：“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于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82]“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83]，“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84]“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85]，“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86]“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87]，“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88]“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89]在上引管仲之语中，我们在其论道语义总体完整的前提下，点出“儒”、“道”、“阴阳”、“法”、“名辩”各家所论的主题内容，只是未点墨家“尚贤”、“节用”之论，且其总体道理可通，这就证明，是不可以将先秦各学术流派的哲学道理分而裂之，言之各有其源的。

我们知道，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80年，死于公元前500年，管仲是死于公元前645年。如此，不仅在管仲论道之时，这世界上还没有老子其人，就是管仲死了60多年之后，刚刚出生的老子，他也是还不会懂得“道”之为何的。即使是像神话中所说的那样，老子是一生出娘胎就是个白胡子老头，就能自言其姓名，天下的什么事他都知道，那也是要晚于管仲论道60多年的吧？反正，你总不能够说，老子是在其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撰写出了《道德经》。只要承认历史事实是如此，那么，老子怎么就成了“道家的创始人”了呢？这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能够成立么？

再说法家说管仲是法家的创始人是不可以的。因为，从他的言论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治国理论都本于黄帝之道，且与黄帝的观点基本一致。如《黄帝经·道法》上说：“道生法”。管仲同样认为“法者，天下之至道也”。不仅我们将《黄帝经》所论与《管子》相互对照，发现其所论哲理一致，更兼其书多处有引用《黄帝经》论道的观点，管仲自己亦多处明确地指出他是援引黄帝之语，这客观上就说明他的观点是源于黄帝。

不仅如此，就连商鞅、申不害等，要说其法治思想是另有根源，也是说不通的。商鞅是基本上懂得一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神的人，遇事而知变通。如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因为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食古不化，拘泥于陈旧的古法，便不是贤者之为，便会误国而害民。他的变法，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所强调的“与时偕行”精神，与黄帝思想观点有一定的相近之处。黄帝讲执道治国者要“去私立公”，商鞅就说“官不及私利于民，则农不败”；黄帝强调治国要爱民、亲民、富民，要赋歛有度，商鞅就说“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黄帝讲尚贤重士要贵有道，商鞅也同样强调“上贤者以道相出”；黄帝的哲学思想中，强调运用哲理治国家，一定要贵中正，尚平衡，不走极端，“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行非衡道，天禁之”，商鞅亦说“贤者立中正”；黄帝以播道于天下为己任，商鞅同样说道“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

商鞅的变法言论见之于《商君书》者，不仅处处言道、论道，以之为指导思想，而且多称颂黄帝，可见他的哲学思想受到了黄帝思想的一定影响，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连申不害、韩非、慎到等，亦同样是如此。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有这样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名的稷下学士的派别。孟、荀是儒家，驺衍、驺奭是阴阳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銒、尹文都是道家，淳于髡‘其学无所主’是一位无所谓派。此外有确实可考的如儿说是倡导‘白马非马’的人，田巴服徂丘，议稷下，离坚白，合同异，当然都是名家者流。”这也同样说明，不仅言法家、道家，其思想各有其源是不可以的，就连儒、名、阴阳、墨、杂、纵横各家，说其哲学思想与道家有什么不同，也同样是错误的。其实，所谓儒、道、法、墨、阴阳、名辩、兵、农、杂、纵横各家学派之分，都是治学内容上的一种有所侧重罢了。对那些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的，我们称其为“兵家”；专注于法律研究的，即所谓“法家”；偏重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之说者，就是“儒家”；在学问上注重外交策略研究，如何依据具体情况，联合多数、最大限度孤立、削弱要对付、打击的敌人的，就给其安上一个“纵横家”的头衔。如此，研究医学的，便是“医家”；研究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为“农家”；什么都谈的，也就是“杂家”；当然，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和论述道理的，就是“道家”了。虽社会研究、论述各有所重，然其指导思想都是中国古典哲学，同源而各显其流。说它们各有各的哲学思想的不同根源，就是错误的。这也就像京剧舞台上演一出戏，其生、旦、净、末、丑表演行当因角色所需，其唱、念、做、打的表演技巧，其唱腔板式的运用，其服装、道具之使用，都就有明显的区别，你依此而言其行当不同是对的，若依其表演行当的不同，就说其不属于同一个剧种，而是各有剧种之源，就没有道理了。

自《黄帝经》出土后，我们只要仔细同先秦诸子之著对照性地研究一下，就知姜尚、管仲、吕不韦、贾谊等人的著作中对《黄帝经》多有引用；孔子、商鞅等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中，多有与黄帝相同和相近者。例如墨子，除其“天志”、“明鬼”、“非乐”、“非儒”等观点与黄帝相反外，其他的“尚贤”、“亲士”、“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贵义”、“修身”等观点，都与黄帝的哲学观点相同。

当然，自夏禹以来，实行“神道设教”，愚民以治，大倡占卜，定为国家制度，到春秋之际已折腾了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所以，“百家争鸣”之中，完全不受神鬼吉凶、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那倒会成为一种怪事。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之中，唯物与唯心两种思想纠缠、并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墨子的思想就是如此。这也就是“百家争鸣”摆脱不了的历史局限性。同时，由于“百家争鸣”不是纯学术的争鸣与探讨，而是为其特定的社会变革服务的，所以，这就注定了此一历史时期的学术观点，存在着实用主义的显著特点，在理论上不系统、不完善，乃至为了强调论者自己的某一观点，或出现强调过头，或有故意曲说；在哲学理论上，就有所重、有所轻或者有所忽略。如此，诸子百家的所谓“争鸣”，在总体上体现出一种严重的哲学理论体系不完整、理论不严谨的缺陷，也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