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秦并六国为一统后，于公元前231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焚毁中华历史文化典籍的罪恶活动。是时，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和秦史外，其余各种文化典籍“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言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129]第二年，秦始皇便向知识分子开刀，有学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130]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对于秦始皇的功过及焚书坑儒，中国古代的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从历史发展、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发展演变关系等方面去进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例如，对于他的焚书坑儒，只能是从人性的角度，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残暴”了事。如此，就不足以引起后人正确地看待这一个历史事件的本质，就不可能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在我们的民族发展过程中，避免再度发生这类极其野蛮地、大规模地破坏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罪恶事件。同时，这也就给一些利用秦始皇做文章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因此，在中国，就曾经发生过为秦始皇翻案、评功摆好、饶舌作辩的种种怪事，而且至今余波未了。例如，有人说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坑儒是“镇压反革命”，而且嫌秦始皇杀人太少，说“秦始皇对反革命儒生的镇压还不彻底”！^[131]也有人提出了很奇怪的口号：“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132]。直到1997年6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六次印刷的小学三年级《暑假生活》“小知识”专栏中，还这样向学生灌输：“最早统一中国的皇帝是秦始皇”！按其印数，当时就已向300多万儿童宣传了这种荒唐的观点。比起史学家的观点来，这种荒唐观点就又逊色多了。有一篇专门介绍秦始皇“伟大历史功绩”的文章，其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在赵国首都邯郸诞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其文章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秦始皇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133]

这种说法，已经到了连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顾的程度。其一，说秦始皇是“最早统一中国的皇帝”，也就等于说，中国作为有统一主权国家的历史，至今只有2200余年，而根本不是5000年，五帝时期、夏朝、商朝、西周，都没有实现过国家统一，这符合历史实际吗？其二，称秦始皇是“伟大的、杰出的政治家”、“伟人”，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是再也找不出一位封建独裁暴君了，这符合历史事实么？其三，说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坑儒是“镇压反革命”，且这种“镇压还不彻底”。那么，也只有将中国所有的历史典籍、古迹等历史文化遗产全部扫荡干净，那才算是“彻底”？

历史上之所以不能够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出深刻的剖析与批判，是因一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虽然曾经有过五帝时期400多年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的、属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但是自夏禹破坏了这一制度而建立了奴隶制独裁统治以后，不仅对指导实现此种政治制度的哲学思想理论传播、传承上进行了封杀与抵制，同时对此种民主政治制度史事的历史传播，也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封锁。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人所明确知道的历史，就只有4000多年君主独裁统治这一种社会制度的历史了。虽然，近代的史学家们将其分成了“奴隶制”与“封建制”，其实，若从民主与独裁政体的角度而言，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封建社会制度之下也有奴隶存在，就像清朝制度之下（离我们的历史时间是最近的），它有没有事实上的奴隶存在？如此，在没有了一种科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的情况下，又没有明晰而又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相比照，人们长期以来对历史的评价，就只有一种模式和评论了：对社会历史时期，评之以“盛世”和“乱世”；对君主论之以“明君”与“昏君”；对臣属则分之以“忠臣”及“奸臣”。所以，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就只能从其个人品德上去寻找根源，评论其所作所为时用了一个“刚戾自用”或“少恩寡义”。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上看问题，不是以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制度这个根本上去分析，对于秦始皇的历史作为，就不会有深刻的历史认识。

（一）焚书坑儒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焚书坑儒，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始皇不是第一个实行者，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大肆焚烧历史文化典籍、杀害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情况，西方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在这方面，秦始皇并不孤独。

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这许许多多的秦始皇呢？这就与大权掌握在什么人之手，其时实行的是什么社会制度紧密联系了。在国家制度上，古今中外，其名目繁多，形式多样，但就其最基本的性质而言，也只有两大类型：一种是掌权治国为公，一种是掌权统治为私。凡是掌权治国为公者，就会实行民主制度、法治制度，不搞文化专制，不会禁绝言路，就会提倡文化艺术的多样性、竞争性，在竞争、比较、鉴别之中实现优胜劣汰，并以此达到文化事业的发达与发展。因为，这对人类社会进步是有利的。实行民主制度，就自然不会害怕有不同意见，也不会视知识分子、科学家为敌人，而会认为他们的努力和成就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利益与需求。因此，就要千方百计地培养、造就、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选其贤能者委以重任，并提供一切条件使他们作出更多更好的成就。因为这会极大地推动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人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五帝时期，从帝王王位的传承到百官的任用，都实行“选贤任能”的制度，为什么其时的执政者要在通衢大道树立“诽谤木”，在官署门前置“敢谏鼓”，鼓励人民向执政者的施政提意见的思想根源，以及使全社会蔚成一种“尚贤”的制度性社会风气。这又是因为，民主制度的实行，光有以人民为本位的指导思想作指导还不够，它还需要一系列的民主制度为保证才能够实现。没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为保障，任何形式上的“民主”都不可能实现。

凡是为私利掌权而统治人民，就必然要实行独裁制度，以保证掌权者“作威、作福、玉食”的绝对权威。这样的政权就必然要实行文化专制，天下黎民的一切言论、行为，都必须遵王之道、遵王之义、遵王之路、绝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为了便于控制天下的黎民百姓，除了神化皇权，鼓吹君权神授、唯皇作极、皇帝至高无上之外，还要实行愚民政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就是视儒者为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思想根源和制度根源。这也就是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的理由。

凡是为私利掌权而统治人民，就不会任人唯贤，而要任人唯亲，宁用奴才而不用人才，视属臣为奴仆，视黎民为牛马，不允许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当然更不允许对掌权者提意见。夏禹的唯皇作极论，表述得是十分明白的“一言堂”主义。历史记载中没有说防风氏提意见反对夏禹什么，只是开会稍有迟到，就会被夏禹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恭敬而当众杀掉。至启以貌不恭而杀其弟，也是毫不手软的。如果说商纣王用炮烙将提意见者活活烙死算作残暴的话，那么，秦始皇是比商纣王更残暴十倍的暴君。因为，秦始皇一次坑杀儒者460余人，完全是一种防范性的措施，这些人在临死之前还并没有向秦始皇提什么意见，杀他们的唯一理由，就因为他们读的书太多，有学问！秦始皇是按照李耳“绝学无忧”的“博大理论”而进行实践的。

（二）焚书坑儒是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

执政为私，不论是其为了一个家族的私利，还是为了一个阶层人的私利，只要不是为绝大多数黎民百姓的利益，就必然要搞独裁政治制度，即政治上搞独裁，文化上搞专制，经济上搞盘剥，军事上搞称霸。这些就都决定了不可能有什么言论自由，以及民主、自由的学术论争。自夏禹以来的中国历史，不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莫不如此。所以，“百家争鸣”并不是真正自由的、民主的、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论争，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还未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新兴封建地主阶层，各自为增强自己这一个诸侯国的实力，以兼并他国地盘，最终夺取整个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竞争中出现的现象。秦并六国，如果没有经过“百家争鸣”，没有经过商鞅变法的社会改革而使秦国强盛，则统一国家者就不是什么“秦始皇”，而可能是其他人。六国一统完成了这一段的历史变革，又一个新型的极权独载制度建立，其统治者就会本能地想到“百家争鸣”对于推动社会变革所起到过的强大作用，就会本能地对“百家争鸣”感到惧怕。这是因为昔日的革命者业已成功地革了周王朝的命，登上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地位的改变，利益的既得，昔日的革命者业已变成了反对革命者，他害怕别人再起来“革”他的命。因此，他就反过头来，将他认为是有可能再继续闹革命者，不等你有任何思想与行动之前，就要统统将你掐死！所以，焚书坑儒事实上是对“百家争鸣”的一种历史反动，它标志着一个社会历史变革阶段的结束。代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更加严厉的政治独裁、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

（三）焚书坑儒是对中国文人命运的彻底改变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只要实行的不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民主制度，而是在一种独裁统治的制度之下，就不容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就不会有自由的学术论争，文人学者就不会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春秋战国之际，文人学者们是在奴隶制统治阶层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以及诸侯国各自为政的一种夹缝之中生存的，虽然有一定的发表自己学术见解的机会和空间，但这个活动空间并不大。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必须首先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即使如此，也还是有随时遭到杀身之祸的危险。例如商鞅，他为了强秦而革新政治，实行变法，这是不仅有利于秦国当时主政之君的，也是更加有利于秦君的继任者的。但是，由于他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位继承者党羽们的利益，秦孝公一死，秦惠公继位，商鞅虽有思想准备，但却因没有成功地逃出秦国的控制范围，结果就被秦惠公将他活活地五马分尸了。秦并六国为一统，先焚书而后坑儒，这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文人学者的历史命运，使其不再有任何一点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有任何一点自由发表学术研究见解的社会条件。因为，只要你讲真话，求真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哪一句话就会触怒了统治者，而给自己招来灾难性的祸患，乃至殃及家人与亲朋。因为，作为治学上的专门研究，是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各科以及社会科学各科的，但是，作为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任何一门科学，它都必然地与其他学科科学相关联，而永远不会有一个截然无关的界限，在哲学理论上就更加联系紧密。如此，文人学者就事实上只剩下了两条出路：一条路，就是永远闭紧嘴巴，不要发表任何学术见解，要说只能光说废话。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社会上隐士大增的历史原因。另一条路，就是做御用文人，一切按照统治者的利益、意志说话。但这个结果所造成的，就是学术难发展，社会难进步，到头来倒大霉的，就只有中华民族。

（四）焚书坑儒是对中华文化的大破坏

焚书坑儒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破坏，是2000多年以来中国人的一个历史性共识。但是，对其认识则是并不多么深刻的。特别是近现代的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在2200多年以前，在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技术发明与应用的情况下，一部书写在精心处理过的一支支竹简上，然后以绳编联成卷，是有多么的困难。一部历史文化典籍由这种方法保存下来，是多么的珍贵。秦始皇在全国的一次焚书，会造成中国先秦文化典籍多少卷的永远失传！更加重要的是，焚书坑儒这种文化专制的极端性措施，对于学术研究、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又是如何地深远，给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方面所造成的历史性损害，又是多么的惨重！今有学者说那是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这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秦始皇是要将中国人的思想都“统一”到什么意识形态上去呢？还不是统一到一个符合其封建独裁统治的封建神学理论上去吗？

（五）焚书坑儒是建立封建愚民神学理论的前奏

为封建君主独裁统治服务的理论本质，就是鼓吹愚民哲学。其特色，就是假借神仙鬼怪神化皇权，欺骗和愚弄人民。夏、商、周的统治者是如此，秦汉以来的一切封建统治者也是如此。只是，夏禹只搞成了一个《洪范九畴》，虽自以为“大法”，实则七拼八凑，毫无任何理论性；商朝搞龟占，周朝统治者改用八卦卦画为占，这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封杀几乎是致命性的打击，但在为统治者的服务上，仍不过是占卜又换了一种形式，并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思想体系性质的理论。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产生极早，影响深远，独裁统治者们很难搞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来与之对抗。自商末周初文王父子改哲学经典为占卜，到了人们逐渐读不懂《易》经哲理之际，却又发生了长达500年之久的“百家争鸣”，这就又使得人们接近于淡忘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直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禁绝百家之言，这才算基本上为封建神学理论的炮制扫平了道路。所以，焚书坑儒客观上成为了建立封建神学理论的一个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