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二、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后汉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利用宗教迷信为自己的封建统治服务。特别是自南北朝时候起，封建统治者们就已充分认识到了利用宗教迷信思想为其实现愚民统治的重要性，由此便不遗余力地进行宗教扶植活动。到了隋唐时期，扶植宗教活动几乎成了帝王们的重要政治内容之一。这中间，中国土产的道教就“沾”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的光，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当然，这中间也存在着一个互相利用的问题。李渊起兵之初就是先利用道教，编造成了所谓“霍山神使”相助的故事：说是李渊自太原进兵灵石县，屯军贾胡堡欲取霍邑，受到隋将宋老生屯军霍邑的敌抗，且阴雨绵绵，不能取胜。在进退两难之际，“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160]。李渊父子照“霍山神使”之语依时、依路进军，果然取胜。道教徒们便说这“霍山神使”是“太上老君”所派。后来的《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就如此这般作了记述。“太上老君”姓李，与李渊父子是一家，自家人帮自家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唐政权刚一建立，李渊就将曾经帮他起兵的道士岐晖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赐以田土。山西也传出了神话：“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161]并改浮山县名为“神山县”，正式确定了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162]

整个唐代，李家帝王都不断扶植道教，吹捧老子，下令全国士庶都要学习《道德经》，并大肆兴建道观，最多时达到了1698处。这也就是后世不断吹捧给独裁统治者出“绝学”“绝圣”“不尚贤”“愚民”等阴损主意的李耳为“圣人”的历史根源！

佛教原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其创始人乔笞摩·悉达多，与孔子大致为同时代人。“佛”是中国人依“浮图”翻译中音转而形成的称谓，佛教是西汉末年渐次传向中国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同样是历代统治者大力扶持的结果。《后汉书·西域传》载：“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画图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此后经魏晋南北朝帝王刻意培植，不惜动用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凿石窟，建佛寺，译经文，到了隋唐之际，终于泛滥成灾。

先是武则天时，怀义和尚说《大云经》内有女主之文，造《大云经疏》，声言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下凡。于是，武则天便颁《大云经》于全国，令每一个州都要建造大云佛寺。肃宗、代宗等也崇佛不倦。至文宗、武宗之际，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善导创立的净土宗，玄奘创立的法相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慧能创立的禅宗，玄奘弟子窥基创立的唯识宗等佛教门派遍布全国，寺庙多达44600处，和尚、尼姑多达几十万人，宗教经籍比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多至上千倍！中国文化被佛教思想浸泡了。如此，佛寺之建，石窟之凿，经文之写，僧尼吃穿用度之费，财力之耗，税赋之逃，役工之免，全都加在了当时全国不足1700万黎民百姓的头上！而听天由命、神学迷信的思想理论，又紧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制约着人们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这自然就要极大地影响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给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至武宗时，经济生产的形势业已恶化到了其统治地位难保的极其危险地步。为了避免将人民逼反，以及增加皇家的税赋资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得不采取限制佛教急剧膨胀的措施，规定：上都、下都，每街留佛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全国凡上州留寺，下州不留。是时，全国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对于当时的情况，武宗有感而言：“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寖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163]

现在有的史学家大约就是依据武宗这一番议论，以及下令在全国拆寺的行动，就言之为“武宗灭佛”，且评价极高，论之以中国思想文化斗争史上的体现，是提倡唯物论而反对唯心论，等等。我以为这是以“思想斗争”的放大镜而观史事的一种不适当评论。凡属独裁政治制度中的统治者都提倡主观唯心论，都扶植宗教，借助其尊神思想麻醉人民，推行愚民政策，为其独裁政权的巩固服务，至今还未见到有例外者。有的独裁统治者甚至还自己创立教派，自己任主教，搞政教合一的愚民统治。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过。这是其政权为少数人私利服务的制度性本质所决定的。以唐武宗为例，首先，他并不是彻底的“灭佛”，而只是限制佛教恶性膨胀式的发展，其规定在上都、下都以及全国所有的上州，都还保留一定数量的佛寺和僧人，就是明证。如此，将历史上的唐武宗因经济受到严重损害而被迫削减佛寺说成是“灭佛”，就有违于历史事实。其次，武宗下令有限度地拆除一定数量的佛寺，却并未下令拆道观，也未整体上限制道教的发展，也未下令毁掉佛教经典，更未有提倡唯物论的任何言行，更加未采取过任何弘扬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反对唯心论，批判当时盛行的神学思想之举措。因此，将一次迫不得已的限制佛教恶性膨胀发展而危及其政权的行为，拔高为什么“思想斗争”，就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此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评论呢？究其原因，除了我们一些史学家习惯于用“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教条式框框简单化地诠释历史之外，就是简单、孤立地看待某个历史事件，而舍不得花费一些时间，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当时的各方面具体情况作一点综合性的分析，以得出尽可能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判断。这往往是出现论史不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武宗时期，全国实际人口数与僧尼比例问题，大约就很少有人注意：中国自公元2年有了较为准确的历史性统计资料以来，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全国的人口总数，就一直徘徊在6000万人以下，更谈不到“亿”的概念。而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又处于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少的一个低谷之中，按肃宗乾元末年的统计，人口总数仅有1600多万。武宗之际，大约为每30个左右的人中就有一个和尚或尼姑。若依劳动力计，大致为每10个劳动力就得负担一个僧尼的生活费用，再加上建寺庙、修道观、各级官吏生活所需的税赋负担、军需用度支出，其人民的负担沉重到了何等严重地步，其国家经济面临的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难道还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事实么？所以，武宗限制佛教恶性膨胀式的发展，乃属不得不以政权安危为虑的措施，与所谓“思想斗争”丝毫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