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丈夫

“野人”丈夫——宁夏50年的几个生活片段

赵宝珍

我说的“野人”丈夫，不是别人，他是我的丈夫。因为他几十年来，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家，所以我把他叫“野人”。1957年，20岁的他，1957年远离家门，走出学校的大门以激动的心情，将生命写成奋进的符号，由八百里秦川来到新建的包兰铁路线上，被分配到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临管处维修队，当了一名养路工。

（一）

当时，包兰铁路正处于建设高潮时期，前方开山放炮，凿隧、架桥；后边铺轨钉道、铺渣起道。路基天天向前延伸，铁路铺轨到哪里，维修队就紧跟到哪里。铁路横跨黄河，穿越深山野岭和腾格里沙漠，沿线二三十公里一个小站，荒无人烟，这个“野人”紧跟着这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每天干十二三个小时的工作。夜晚睡在羊圈、马圈、山洞、破庙或帐篷里。“大跃进”时期，夜里三四点钟就起床干活，头上顶着繁星，月亮好像汽灯，抬大筐、运石渣，起拨道、砸洋镐。渴了喝碗冷水，饿了啃干馒头就咸菜。饱尝了筑路大军流动生活的艰辛。

1958年8月，包兰铁路全线通车，一工局大批人马开进新疆，他被留在兰州铁路局中卫工务段，从此，一直扎根在包兰铁路线上，与腾格里沙漠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1961年7月，我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并且留校工作。按理说，我可以找一个助教、讲师，或是教授做丈夫，也许是缘分，经我家邻居孙大妈的介绍，我与这个后来被我叫做“野人”的年轻人结婚了。他家一贫如洗，凭结婚证购买了洗面盆1个、香皂1块、茶叶2两、香烟1条，另外领到结婚布票12尺，亲朋赠送玻璃茶盘1个、茶杯4只、花毛巾2条，还有两床上学时期使用的旧被褥，这就是我们结婚时的礼品和全部家当。结婚不到10天，他就乘西去的列车到宁夏中卫去了。

后来，段长命令让他放下手中的洋镐，在一位老工程师的带领下，沿管内260余公里铁路线，于深山、戈壁和浩瀚的沙海，开始对我国第一条沙漠铁路设施调查、研究和分析。当时，新建铁路是在“先通后备”的指导思想下修筑的。所以，一通车就遗留许多隐患，如：桥涵浅基、设计流量小、孔径不足、石质路堑风化剥落、流石流泥、黄土陷穴、路基宽度不足、排水不良、风沙上道等病害，严重地威胁着行车运输安全。老工程师亲自指导他一一列出改造计划，逐步整治。同时，编制了管内的水害、沙害分布图和防护措施一览图，建立健全了沙漠铁路设备卡片和路基病害卡片，编制成线路设备技术履历书，为科研和生产提供了宝贵的技术资料，在兰州铁路局管内十几个工务段中被评为第一名。

1960年年初，他被任命为技术员，除了负责组织正常的线路大、中维修工作以外，他还组织成立了锥探勘测组，对全段100多公里沙坑、陷穴地段勘测了一遍，仅一年多时间，就实地钻出陷穴10多处，进行了紧急处理，防止了路基下沉和列车颠覆事故。对长流水铁路旁的挖煤洞，他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有嘉庆年间开挖的，也有同治二三年和光绪七八年时期开挖的，大大小小有20多个。当时无人问津，谁也不敢下去探测，他冒着生命危险下去了，差一点爬不上来，但做到了心中有数，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排除其隐患，保证了行车安全。总之，“野人”丈夫全身心都操持在工作上。

（三）

提起家庭生活，“野人”丈夫在宁夏，我和60多岁的婆婆在西安，住在大雁塔太平堡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当时我已怀孕，生活十分艰难。每天下班后，我就在小寨市场买点普通的蔬菜，凭票证购买定量供应的粮、油、肉蛋和其他副食品。做饭没有烧的，婆婆就在大雁塔附近的树林里捡些干树枝和扫些树叶烧，就这样度过了寒冷的冬天。1962年6月，西安庆华厂及其子弟学校到师大要老师，我和葛秀莲等7人同时调入庆华子弟学校任教，住在学校附近一间干打垒简易公房里。

1962年12月3日晚23点，孩子出生了，当时大出血，又逢医院里停暖气，孩子被冻得嘴都发紫了，主治医生张长株请来四医大的妇科大夫协助处理，给孩子敷的是热水袋，由于我子宫出血，给我敷的是冷水袋。那天晚上，我躺在产房里被抢救着，张大夫陪伴孩子睡着。住院期间，都是护士轮流值班照顾我们母子。我住院12天，“野人”丈夫都不知道，别人替我发了电报，他还在沿线及兰州等地出差呢。等他由宁夏赶到西安，我已经在周围同事与邻居帮助下出院了。由于工作繁忙，“野人”丈夫在家照顾我月子仅仅10天，1963年元旦到了，他都没有在家过，他含着热泪，匆匆忙忙又回宁夏了。临走前，他给家里老少3人留下人民币50元，全国通用粮票30斤。

（四）

“野人”丈夫勤学上进。他没有大学学历，但利用业余时间函授学完了大学铁道工程全部专业课程，并自修了俄语、日语、英语，达到大学规定水平。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将自己的一切献给铁路事业。正当他刻苦拼搏、攀登事业高峰的时候，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开始了，他段上的领导被打成走资派，在技术上一直培养他成长的那位老工程师，被打成所谓的“反动技术权威”，因他是技术员，受了所谓“反动技术权威”的影响和所谓“文革前17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流毒，也被斥责为“只能拉车，不会抬头看路的人”。还说他是“驯服工具”“奴隶主义”“学了专业，忘了专政”走的是白专道路。于是他就成了被改造和接受再教育的主要对象，他被赶出技术室，他的办公桌被搬移到段工厂钳工房、车工房、内燃车间等地方。这时，“野人”丈夫给我写信说：“现在下放了，但实际是对我的破格提升，是千载难逢的极大好事。第一，身边都是工人师傅，可以向他们学习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和实际操作技术；第二，可以使我直接接受工人的监督；第三，可以更好地与工人结合，大搞养路机械化，有需要绘图计算的资料就拿来干，没有，就穿上工作服在车间劳动。”“野人”丈夫在响声轰鸣的车间里，在布满油污的机器旁，在不足一平方米的桌子上，设计绘制了代替锻工操作的夹板锤、弹簧锤、自动控制安全电锯、电碾子的革新图纸，还设计出养路机械化扒渣、捣固机组装、牛头刨床、车床组装运输发电两用轨道车图纸。这些机具设备，通过他跟班劳动，与工人师傅一同研究制作，件件取得成功，投入生产。

“文革”期间，中卫地区职工家属自力更生筹建俱乐部，“野人”丈夫就在这张四处流动的桌子上利用夜晚加班，有时从天黑干到天亮，别人都来上班了，他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计算尺……自费买票到西安、兰州从有关建筑设计院购买建筑结构定型图与参考资料，持之以恒，将一张张美观、细腻的施工图纸，展现在领导与施工队伍的面前。他说：“施工期间，我搬砖、抬砂、弯过钢筋、和过灰；当电工、当钳工，还当翻砂工、电焊工……许多是我没有学过的专业，在这里使我的知识得到了充实与发挥。”“野人”丈夫很少顾家，长达9年的单身生活，牛郎织女式的漫长岁月，每年12天的探亲假，但为保春运，过年从来都不回家探亲。光阴磨炼着两人的情感与意志，一段一段的生命轨迹，寒来暑往，伴着他风风雨雨的人生。他，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计名利，不讲代价，忘我工作的人。

（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晋升为工程师、技术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改善和提高管内线桥设备质量，他带领全段的工程技术人员，深入沿线各领工区、工区、班组，打大线桥设备翻身仗，顶风沙、冒严寒、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对全段200多公里线路，中线纵断面勘测了一遍，安排大、中修，通过采用先进的偏角法、角图法、半图解法，利用微机计算，精确地拨正了管内70多个曲线；加强道岔技术改造，各项质量评定标准及生产技术指标超额完成计划。对沿线风沙地段，采取乔灌木结合，绿化造林，根治沙害，又历时8个春秋，在大西北3000公里的铁路线上，中卫工务段首批进入铁道部“安全优质工务段”的行列。“野人”丈夫平凡的工作，得到了沿线职工群众的认同和赞扬。

20世纪80～90年代，“野人”丈夫几乎年年被评为段上、分局、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铁路局、分局、自治区还授予他“优秀知识分子”“技术革新能手”“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全民义务植树先进个人”等称号。1988年兰州铁路局还首批晋升他为高级工程师。1985年他调到分局，还是没有安生的时候，又常年穿梭于全分局管内各条铁路线上，宁夏境内各厂矿企业铁路专用线、新建宝中线、青藏线（一期工程），都留下他数不完的脚印与渗透在路基道床上的汗水……

这就是他，一个朴实无华、勤勤恳恳，几十年不计较苦、不计较累，只知一心奉献的知识分子——我的“野人”丈夫！当初我叫他“野人”，心里多少有点埋怨，而日久天长，随着我对他的更深的了解，“野人”已成为我对他的爱称。他的名字叫尚德，人和他的名字一样道德高尚。我爱他、敬他，为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

（作者单位系银川铁路分局老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