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说我一生下来就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长到100天的时候还既不会笑，也很少哭，偶尔睁开那被眼屎糊着的眼睛，也绝不会象别人家的孩子那样，东张西望地去瞧个稀奇，仅仅只是把眼睛眨巴眨巴几下而已。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如火如荼，那会儿我背着一个用麻布缝制的书包上学了，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那个乡要在学校的操坪里召开批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会，我也迫不及待地要去看热闹，懵懵懂懂的一只脚穿着姐姐的红布鞋子，一只脚穿着妈妈的青布鞋子，一路上小伙伴们把我笑得无地自容。批斗大会一开始，便把一群人五花大绑地押了上来，紧接着，又有一伙人有的拿着棍棒，有的拿着板凳，对着那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雨点般的狂砸着，一会儿哭声、呻吟声、救命声混成一片，远处都能看见那台上的鲜血在汩汩地流着。见此情景，我一下就吓懵了。因为台上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都认得，平日里都叫他们叔叔、伯伯、老师什么的，而且都是些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勤奋劳作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坏人了啰，反正我那会儿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抱着脑袋拼命往家跑，慌乱中把脚上的那一只姐姐的红布鞋子和一只妈妈的青布鞋子都给弄丢了。
1963年，我这个尚不满13岁的孩子去了离家近60华里远的中学念书，那时的交通工具就只有两条腿，是年冬月初七，我顶风冒雪一路摔到家里，欲取下月所需的6块5角钱的伙食费。我的到来，先是引起了全家人的怜悯，父亲、母亲和姐姐把他们碗里仅剩的半碗菜粥都留给了我。
吃完“饭”，父亲借钱去了。到掌灯时分我家虚掩着的大门才被推开，只见父亲进门后摘下头巾往桌上一丢，紧接着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那6块5毛钱于我，在当时真如同亨利四世皇冠上的蓝宝石那样珍贵。没有它，我就无法在学校里从冬月度到腊月，失学，便是眼前的事了。我拿过父亲的腰群顶在头上，摸黑向7里外的舅舅家去求救。回来的路上，我被滑倒在冰渣的水稻田里。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把我找回了家，更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又把我从被子里拉了起来，说是要趁早赶凌路送我到学校去。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念初中时候也正是吃“长饭”的时候，那会儿家境好一些的孩子都能带些炒熟了的糯米粉到学校充饥。我家没那个条件，但我妈又怕我总是看着别人吃嘴馋的样子丢人，就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一升糯米也炒了炒，磨成粉子后搭到了学校。有天上午做课间操时，我懵懵懂懂地溜进了寝室，抓着两把干粉子就往嘴里塞。水都没有顾得上喝一口就回到了教室。那天不知道是碰了巧还是碰了鬼，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就在那天丢了19元钱，而且这位同学又正好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父亲还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这下子可炸锅了。我无疑成了头号嫌疑犯。一时间，学校领导、班主任轮流找我谈话，就连我回家时，老师都要翻翻我的鞋垫，看里面藏钱没有。回家的路上有些同学还公开地喊我做“强盗”。那位丢钱的同学的父亲也到学校与我谈话，并开出极“优惠”的条件：“只要你把钱拿出来，一是给你保密，二是另外再给你7块钱零花。”我那会儿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强，一个一付“刘胡兰”的模样，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没偷！”第二天，我父亲也来到了学校，我清楚地记得那会儿我们正在做第四套广播体操。我父亲满操场地找人，我赶快跑到了他的身边。他平静地对我说：“崽吔，你给我说实话，你到底偷了人家的钱冇？”“我冇偷！”父亲听完我的回答，双手捏了捏拳头，转身就走了。两个多月后，老师终于查清了这宗冤案。原来那个偷了钱的同学后来又去偷老师的收音机，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大案，因此，学校举全校之力，把这个连环案侦破了。
后来，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没有书读了，我又去懵懵懂懂的报名参了军，不可思议的是，仅过了19天，我又被“闷罐车”懵懵懂懂地拉到了抗美援越的战场。再后来，我转业后又懵懵懂懂地分到了我们县的一个最偏僻的农场教小学。
懵懵懂懂，它好像一辈子就不离开我。过了没多长时间，我又被调到县上工作，调到省里工作。
直到有一年，我到监狱里面去看望一个同学，才被懵懵懂懂撞了一下腰。“这是什么地方——监狱；你是什么人——犯人；你来干什么——改造”。这三句话用粗壮的黑体字写在监狱大门的背面。文字虽刺眼，却能给人以警醒，不管怎么说，法是犯不得的！
过了不惑之年后，我谋得了一个一官半职，按照“有关规定”我的坐骑可以“相对固定”。也就是这个“相对固定”之车的车号居然是251，这下我自我感觉平实了：车号如我。
世人都知道250是傻子的代称，251是要比傻子稍强一点的。把我这个懵懵懂懂的人归结到251一类，我看名实相符了！
退下来后有了闲暇，就把我懵懵懂懂的一生中写下的散文、诗歌什么的归结到一起，便取个名叫《懵懂集》。我知道这会贻笑大方的，不过没关系，反正我是懵懵懂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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