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这个优美的词儿在我年轻时代的眼睛里是闪烁着光亮的，但现在从我笔管里再流出这四个字来，就觉得它像一杯浓浓的酸梅汤放在了我的眼前。
时间一晃就过去近四十年了。那时，我十七岁刚出头一点，虽然没有多大的雄心壮志，但也有一腔热血，唱着那个年代极为流行的《真是乐死人》的歌儿，别上了红领章，戴上了红帽徽。
从洞庭湖滨到青海高原我们花去了七天六晚的时间，从闷罐车的门缝里看够了一路的风景。一下火车，所等待我们的，便是冰天雪地，刚洗完脸的热水往屋外一泼，马上就是一幅冰雪图。这对于一个从南方去的孩子来说是很难适应的。更何况那时仅靠在外边捡些干牛粪来烧炕取暖。最要命的还在于高山反应，它就像唐僧给孙悟空头顶戴上了紧箍咒一样，让人头痛难忍，饮食不思。身体稍差一些的在炕上躺十天半月的并不少见。由于高山缺氧，气压低，水八十多度就开了，饭也煮不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刚离家的孩子哪会不想家呢？因此，同去的老乡有的就三五成群地抱在一起哭，更有甚者，有几个从东北去的新兵竟然偷偷地逃跑了。这在那个红得带血腥味的年代，真是个不得了的政治问题，那是具有“叛徒”性质的事件，没想到这事儿竟被我们那位江苏籍的大胡子营长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了。深夜，他把这些“逃兵”从小火车站找回来，亲手做了几碗姜汤面，让这些孩子吃了就去睡，什么也不说。第二天他对上级政治机关的人讲：“那些个新兵有梦游症，没什么其他问题。”这件事儿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我估计那位大胡子营长现在已经作古了，但他那慈祥的面容总刻在我的脑子里。我琢磨，这辈子是抹不去了。
列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我们所到的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就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
有一个历史镜头值得我们回放：“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冲击波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上横扫亘古荒寂的时候，毛泽东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嘀铃铃地响起来，周恩来略显激动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放下电话，毛泽东走到窗前，他那深邃的目光看得很远很远……
是啊！早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很快把美军逐回三八线以南时，世界为之震惊，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时乱了方寸，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威胁着说：“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其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原本反对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但他登上总统宝座后，居然也声称：“为了避免使进攻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然，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随后，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的头面人物也不止一次地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原子弹。”因此，对于美国的核讹诈，毛泽东自然感受最深。他曾经说过，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现在真的有了，他怎能不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呢？
再后来，我们还知道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就是美丽的金银滩草原。1939年，王洛宾这位西部歌王，怀着无尽的遐想来到了这里，被这繁花似锦，风光旖旎的景色所吸引，更被那淳朴、善良的人们所感染，将满腔激情化作优美的旋律，在胸中酿成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这一传世之作。
可当我们的背包在营房展开才19天的时候，我们又奉令要离开金银滩了。当时，越南战争还在进行着，要我们作为“五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代表，去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援越抗美。这可真是个新鲜事儿。那会儿我们年纪小，什么也不懂。记得我们离开金银滩的那天，我的同乡刘东来到火车站来送行，他哭的泪人儿似的，我却笑嘻嘻地问他：“你哭什么呀？”后来我才明白，他当时在团司令部作战室当标图员，他知道我们是去打仗的，那弄得不好可是生离死别啊！怎能不哭呢？况且他还大我几岁，又有高中毕业的文化，当然比我懂事多了。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位老乡，因为结过婚，想家的事儿难免多一点，领导上没让他去入越参战，等到我们参战回来，他抱着我哭得一身发抖。他没去参战，有人说他怕死，真冤啦！后来，他才当了两年兵就复员了。复员后也受到歧视，混得很不好。前些年他知道我在长沙工作后，好不容易借到几块钱，买上一瓶澧洲牌啤酒，揣到怀里，宝贝似的，生怕打破了，颠簸数百里来长沙看我，见到他的那一刻，我的心一下被一把酸菜堵住了。
我入越参战的第一件事还不是打美国鬼子，而是抓“逃兵”。我们到达越南的第二天，就接到紧急通知，说是有一士兵当“叛徒”了，沿线部队紧急动员实施抓捕。因为那是影响国际声誉的事儿，不得了啊。那时动员的力量真多，马路上的汽车开得像飞机似的，真快。果然，没多长时间，那个“叛徒”抓住了。经过审问，他如实交代了叛逃的理由，主要是家乡太穷，娶不上老婆，而在越南可以找到三四个女人。
现在说起来恐怕没人相信，我们那时入越参战是没有经过一天的军事训练的。当时都是片面地理解毛泽东的教诲——“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以致于一些军事口令都改用毛泽东语录。比如说，高射炮兵中有一个口令叫“就定位”，指挥员发出这个口令时，战士们就各就各位，做好临战准备。这在越战中就改了，改为指挥员高呼“全力以赴”，士兵们就一齐高声应答“务歼入侵之敌”，这句话连起来原本是毛泽东当年为空军的题词。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左的东西的存在，加上武器装备的落后，越战中我们死的人真不少，所以，当我们离开越南，车子经过众多的烈士陵园时，谁还能止得住满眼的泪水呢？前些年我装修房子，清理杂物时，偶尔发现了当时越南总理范文同送给我们的纪念章，尽管它保存得完好，但我见到它时并没有多少激动的感觉，更谈不上自豪。尽管我也知道有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我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和灾难，我骨子里并不喜欢战争。让和平永奠是我内心的呼唤。
1969年3月我又重新回到了金银滩，又重新享受着高原的寒冷和空气的稀薄。尽管这个地方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0.4摄氏度，但毕竟也有穿着棉衣的夏天。溪水解冻后还能抓到那些无鳞的小黄鱼。
大概天底下的父母无一不关心自己儿女的婚事。我的父母也当然一样。其实，我当时心仪的姑娘也就在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我们是青梅竹马，也曾经两小无猜，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心里的鬼也多了起来，只是这事儿我并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告诉对方的她。我父母可能也觉得那姑娘挺好，便逢年过节派我嫂子代我走起了岳母娘。
后来，我们通信了，我们相恋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恋爱信，我要没有物证的话，是没有人相信的。我们那些信的开头总是先引用一段毛泽东语录，往后也都是一些革命性的语言。恋人之间没有不闹别扭的，我们也一样，不过那时候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往往是我在信中先写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一般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就这样一来二去，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后来还查阅过我过去的恋人、现在的老伴所保留的那些信件，里面真的很革命，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我爱你”那些本应该出现的词儿。其中最暧昧的语言也就是：“天凉了，请多加点儿衣服。”
唉，真是日月如梭，我们已从过去的两小无猜走到了如今的两老无猜了，现在也只能留着这些陈谷旧米，向即将背着书包上学校的小孙子，讲那过去的故事。
今年初夏，我实在无法忍受故地重游欲望的折磨，义无反顾般拽着老伴走进了金银滩。
啊，物是人非，弹指一挥间。那儿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神秘。这个核武器制造基地已于1995年5月宣布全部退役。现在就连那个进行一比一全尺寸爆轰的模拟试验场，也会毫无保留的供您参观，只是谁都不敢相信，当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用那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设备，竟然造出了震惊世界的原子弹和氢弹。
青海的朋友很是善解人意，带着我们把金银滩看了个透透彻彻。就连我当年驻守的阵地也去了。只是那儿我除了战壕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仅从我的阵地上捡回了几块小石头，以永恒着我对军营和战友的怀念。
如今的金银滩上还树起了一个雕塑——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怀抱着一只小羊。唉，要是王洛宾先生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跟着她一块儿去放羊的。
再见了，美丽的金银滩。在那些明净的夜晚，我们会不时地遥望你，遥望那蘑菇云和鲜花盛开的地方。
（原载《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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