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搞生了，狗搞熟了

“一反情易向之间，而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决焉”。

——海瑞《求万世治安疏》

孪生的希望与恐惧

当黎民的巨臂把历史的时针拽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炎黄子孙们终于逃离了“斗”的迷惘。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百姓们走出了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寨式核算的迷圈后，爆发出了亘古未有的积极性和活力，粮食连年丰收，碗里有干有稀了，有的甚至还有了些荤腥。这远远超过了孟老夫子绘制的那种“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蓝图。人们不会忘记历史长河中的这一伟大瞬间，不会忘记共产党人对此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然而，“希望和恐惧不可分离，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没有恐惧就没有希望。”就连前苏联诗人谢·叶赛宁也独爱“激流弹出的幽怨声”。

谁也无法回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解决中国最令人头痛的农业问题展示出了希望，但也使得一些人乐不可支，此刻，恐惧也随之悄然而入。不是吗？一些地方山林被毁、水利失修；公房被拍卖，耕牛被宰杀；宗派、迷信、赌博、斗殴，时有泛起；一些农民心态失衡；农村工作的正常运转机制失灵，某些地方乡土社会面临失控与无序的双重困境。部分基层政府对农民的领导，就只能依赖于指标系统和以往惯用的“运动”方式，什么征粮、收税，什么计划生育等等，一切都在“运动”中进行。不从者，抓鸡牵猪，抬柜拆房。这势必造成农民的反感，使得农村工作出现恶性循环，有的地方不就贴出了“要钱要粮要人命，防火防盗防干部”的对联吗？凭心而论，基层干部又有什么法呢？不这样，指标能完成吗？也难怪有些基层干部痛心地说：“现在是‘人搞生了，狗搞熟了’”。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颇富哲理的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但弄得不好也可能留下历史性的后患。”是啊？没有了集体经济，失去了有效的运行机制，割断了农民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纽带，让农村经济搞单腿走路，如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后果确实不堪设想。

现在，一些有识之士，甚至有的领导机关也在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而呐喊，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多少切实可行的措施，这只能犹如六月空中几声嘶哑的干雷。

历史从来就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当众多的人还在被农村的现状所困扰时，双峰县麻洋村却走出了一条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新路子。

这里属于湘中丘陵地带，为娄底、湘乡、双峰三县市的交界之地，交通不便，电话不通，甚至连自己的邮政编码也没有。到镇上去一趟，即使上坡爬岭走捷径，也有30多里。全村902人，面积不过5平方公里，山地却占去了85%。过去说，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而麻洋则是九岭七坡十三冲。这里曾经有过许多带泪的笑话。那年村里有个小伙子与近邻的一位姑娘订了亲，可女方却以麻洋太穷为由要退婚。恼怒的麻洋人一面找地方政府评理，一面组织人马硬是把那姑娘抢了回来。还有一位从外地迁来的村民，在搬家问路时，有人告诉他：“到麻洋去呀，那是死路一条！”其妻听罢，嚎啕大哭……

如今的麻洋有了45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9个集体企业，30万元的流动资金，村年纯收入25万元，村民年纯收入1050元。全村有小型水库2座，山塘103口，电排16处，100%的稻田旱涝无忧。年青姑娘到村里的园艺场干上一年也能拿回一千好几。他们甚至还可以学着城里的孩子一样，回家吃“社会主义”，把自己的钱存起来将来“办大事”。今年春节前夕，村党支部书记兜里装着3000块钱，花了两天时间跑遍全村“防贫问苦”，随时准备慷慨解囊。然而，村民们谁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恩赐”。

麻洋人每每谈及这些，总是把大拇指伸向他们的当家人——谢保林。

谢保林其人

谢保林，己巳年生，今年翻过花甲，少时习武经商，贩过鱼仔，挑过煤炭，并且还有打翻三两个土匪的光荣经历。解放后，参加土改，加入合作化行列。投身共产党后，一转正便登上了支部书记的宝座，嗬！一干就是36年。现在，他头上的红帽子可不少——全国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省党代表，甚至在金融、环保、司法界也榜上有名，至于这“委员”，那“理事”的，一下子还真数不清楚，光地委委员就干了13年。反正这些职务都不与工资挂钩，人们一味地往他身上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弄它个水落石出。听老谢讲，他那里的荣誉证书、奖状、聘书、代表证等足有一箩筐，要都挂起来，恐怕两间房子还嫌窄。讲起这一切他都淡淡的，只是说到大办民兵师那会儿，他与叶剑英元帅的合影，以及去年作为劳模与江总书记、小平同志等在一起照的那张3.76米宽的照片时，可就眉飞色舞了。

老谢这人，你叫他“谢大胆”，是名副其实的。谁说不是呢？“炸平庐山之势”尚未平息，1961年3月17日他就向毛主席上书八千言，描述当时农村在“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悲凉景象，什么小偷小摸多、死人病人多、田土荒芜多，等等，这在当时，不吃豹子胆，能做得到吗？当然，现在说来他还有些后怕。信发出时，他着实紧张了一阵子，甚至作好了坐牢的准备。有趣的是，中央办公厅还正规其事地给这位实实在在的“泥腿子”回了信。如今，他还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这封信的全文来：保林同志：

你寄中央主席的信我们已收阅，转告主席。关于你在来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已打电话给你省，请你与他们取得联系，如不能解决，再来信告中央。

特此复函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

此后4天，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也给他写来了长达三页的长信，随后，麻洋村收到了5000元的救济款和20000斤粮食。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里，农村形势开始出现好的势头，粮食创了历史最高水平，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时，一些人开始沉浸在喜悦之中，而没有考虑到已经开始出现的新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解为分田单干，趁机分光集体财产，以致很多地方村级经济沦为空白，社会公益事业无从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遭到破坏，山林被毁，有些农户连国家任务都不完成……谢保林忧郁了，夜不能寝，食不甘味。这个只念过4年半书的农民，又搬起了笨重的笔，向省人大上书陈情。

我们问他何以能够如此，他眼角的鱼尾纹一展，淡淡地流了一句：“于己无所私，与人无所求呗。”是啊！无私才能无畏。光为他谢保林，他是用不着冒那些风险的。在他走过的路上，曾经堆放过许多的鲜花，可他无意采摘。1961年，有人宣布他为国家干部，他却不去财务会计那里划押领饷；1969年，他当上了地委委员，领导上让他转干后兼任公社党委书记，他推辞了。这些事情，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呀！

老谢这人的“痼癖”，有时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去年橘黄季节，县委书记来麻洋了解情况，按说，拿几个橘子招待一下，谁又会说什么呢？虽然县委书记和老谢是老熟人了，但他并不愿意慷公家之慨，而是自己从腰包里掏钱买了10斤来招待。县委书记对此也感慨万端。桔子从他手里转了几下又退到了老谢手里。虽然，他们上下级之情，同志之情是深的，但县委书记此刻琢磨的是，如果上面来的人多了，老谢掏得起吗？何况，这也不应由老谢掏腰包啊！作为县委书记，应该支持这样的好同志、好党员。他硬是把橘子留了下来，把好的作风带到党员中去了。正是老谢这一身正气，影响了整个村里的人。我们今年也是橘黄季节到的麻洋，亲眼看到一百多人在采摘橘子，而在几百亩橘园中竟没有发现一块桔子皮。这么多人谁都不随便吃公家的橘子，这能叫人不信服吗？也正是这样，谢保林这个没有“品位”的“芝麻官”，说的话在麻洋有如“圣旨”。1984年，村里第一次从外地引进10头良种种猪，分给10户农民试养，不料10头种猪下的112头仔猪，不到一个月就死去了109头，而订购的第二批35头种猪又到了，村民们再也不敢领养了。谢保林把全村35名党员召集拢来，要求每人赶一头回去，党员们没有一个不干的。而且，硬是下决心、想办法突破了良种猪饲料难关，并以此为基础兴办了一个集科研、示范和服务于一体的村级猪场。到1988年，全村饲养良种猪2500头，出栏1800头，出口创汇9.5万美元。

肖求富喊冤

对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谢保林确实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1980年在地区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作为地委委员的他，在会期15天的前12天，没有说过一句话。毕竟，麻洋曾是双峰县“大寨式的大队”啊，这里曾付出过他的多少心血！如今要“包产到户”，思想感情上过意得去吗？可他经过冷静的思考，认识到，过去确实太“左”了，但现在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视为纯粹的单干，一味要把集体的财产瓜分干净，这又是正宗的改革吗？老谢不这样看。他独具慧眼，第一个提出并坚持要走“因地制宜、统分结合”道路的主张。这事儿，支委会的意见开始也不一致，有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打椅，双方的意见也自然都有些群众的支持。肖求富是主张彻底分光的。这人长谢一岁。“文革”中，他给老谢戴高帽子，甚至用大字报把他床上的蚊帐也封了起来。由于表现“积极”，他被“吸收”为党员。这次，他见彻底分光的意见不能占上风，便戴孝似的头披白布到区公所喊冤，还把大字报贴到了县大会堂，不仅告谢对抗中央的政策，而且还讲谢贪污挪用。后来县里派三级工作组来清查，结论是老谢不但没有对抗中央的政策，而且还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至于贪污挪用之说，纯系子虚乌有。工作组撤出的那天，还补给了老谢过去少领的36元钱的补贴。老谢这人不计个人恩怨，肖求富虽有问题，但多数是冲着他个人来的，他用不着那么认真。后来肖病危时，老谢还把自己的钱送到他的床头，要他买点想吃的东西吃吃。肖求富感动得泣不成声，他一手拉着老谢的手，一手拉着自己儿子的手说：“谢书记，我对不起你，现在我快离开人世了，你就原谅我吧！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你，请你好好教教他，莫让他学我的样！”

谢保林还有个老“对头”叫谢庆如，这人今年70多岁了。从五十年代起，他们就没有停止过争吵。特别是开大会时，谢保林在台上讲话，谢庆如就在台下对着干，几乎每每如此，非要出他的“洋相”不可。1979年，谢庆如家被大火烧得精光。这人要讲“骨气”，非要带着全家老小11人到湘乡去讨米。谢保林带领支部一班子人来看他时，他还说谢保林是来“卖笑的”。可谢保林动情地说:“水火无情，人有情，我哪能那样干呢。这样吧，一把火烧掉了你一幢茅屋，我们一个星期内组织人给你盖一栋瓦房，信啵？”5天之后，一幢瓦房真的在硝烟余烬中竖起来了，并且还用剩下的木材给年近古稀的谢庆如做了一付棺材。对此，谢庆如感动得倒地就拜。事后，他为了感谢党支部、村里的群众和谢保林本人，硬是自愿为村里看了8年山，并声称不要分文报酬。

“茅草效应”

这是个古老的故事。麻洋村与湘乡市的榔树村毗邻。1971年，榔树村一社员屋上的茅草被大风卷走了，全家无法栖身，且本村那半边山又是光秃秃的，这个社员便偷偷越过山界割了一担茅草。这事儿被麻洋村的护林员抓住，那社员被扭送到谢保林面前。谢听完他的哭诉，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你把茅草放下，先回去吧！”那社员忐忑地挪开了脚步，并且一步三回头地望了又望，心里是十五个提桶打水——七上八下。哪知谢保林随即就进行了实地探查。当晚便召集团支部的同志开会，第二天一早，31名团员青年，每人打一担茅草送到了那个社员家里，并关照说，吃完早饭后再把昨天那担茅草也挑回来。这事儿弄得那社员一家人感激淋涕，逢人就告谢保林的“恩德”。至此，两方“边界”也再无“战事”了。后来，人们道此为“茅草效应”。

时隔3年，麻洋村的村民在刨地开荒时，因不甚了解山界的界线，误开了湘乡市鼓塘村的5分荒山。谢保林发现后，当即写了检讨，带领一班人马挑着开荒时挖出的5担柴根和砍下的一担柴草，拿上鞭炮，敲锣打鼓到当时鼓塘村所在的公社赔礼道歉去了，他们还把检讨贴在了公社的大门口。人家当然感激万分。无巧不成书，只过了10天，鼓塘村的一个社员偷砍了麻洋村的10棵树，鼓塘村的负责人发现后，即于当晚一点多钟也带着偷树者，敲锣打鼓地将所偷的树送到麻洋。麻洋村的人胸怀更宽阔，考虑到鼓塘村因林木不旺，用料困难，干脆每年供应他们几十立方米的木材。

这也许是“茅草效应”带来的，但“茅草效应”给麻洋人的启示却远远不止这些。他们觉得，创造农村改革的良好社会环境、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加强村民的凝聚力，不都是可以运用“茅草效应”的原理吗？因为事物之间都是普遍联系的，再用时髦一点儿的话来讲，那上面说的那些事儿，也都是一些社会系统工程嘛。

纸片儿的功能

谢保林在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了麻洋要在维护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全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就必须使麻洋人从集体经济的力量中看到新的曙光。这样才有真正的凝聚力。

是的，集体经济的强盛，确实能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不，麻洋村农民负担的15项上交款，就有14项是由村里代交的。

现在，县干部、乡干部、村干部以及社教工作队员最感头痛的事莫过于计划生育这“天下第一难”。有的地方搞计划生育工作，几乎每年都是拆房子、搬家具、捆着上手术台的，可这事儿在麻洋已经3年没开什么动员会了，也没有进驻工作队。但这里的计划生育工作确进展的相当顺利，仅凭支书签发的一纸通知，就能按时完成任务。去年11月26日，镇里开会要求麻洋村在28日带上71名计划生育工作的对象（其中需做绝育手术的11人，流产的2人，引产的1人，上环的8人，上环后复查的49人）到镇上做手术或复查。老谢26日回到家里，连夜超开了个党员会，大家分头把书面通知送到计生工作对象手中。到28号早上，71人一个不拉，都从村部乘车去了镇上。

表面上看来，麻洋的“纸片儿”具有特殊功能，但没有强大的集体经济做后盾，“纸片儿”也还只能是“纸片儿”。由于麻洋村的集体经济强大，这里的独生子女从出生到16岁的医药费，从小学到初中毕业的学费都由村里包干，还能多一份责任田、一份宅基地。对实施节育和绝育手术的，不仅派专人联系和陪同，用车接送，而且还给予适当的营养补助和误工补贴。对“五保”老人提供的待遇是：免费粮一年700斤，每月生活费16元，免费将生活用煤送到家，每年发两套衣服，5年更换一次铺盖，每户装一把电扇，每月派专人上门打扫一次卫生，对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者，由村里花钱请人护理，电费、医药费也由村里负担。更使你想象不到的是，这里的“五保”老人死了，与其他儿孙满堂的老人死了没有多少的区别。“五保”老人彭凤寿，78岁寿终，在世时曾跟村民们聊天讲到，希望死后能葬入湘乡的祖坟山。而麻洋离这里有15里路远。老人担心地说，那难得抬，要是有汽车就好了。实际上，老人年轻时没有坐过汽车，现在老了又不敢坐，想死后坐一次，只是不好明说。为了满足老人生前的宿愿，村里硬是弄来了两部汽车，一部装灵柩，一部坐送葬的人，把她送到了湘乡的祖坟山上。而且她所在的那个村民小组比她小辈而又能行走的81人，全部为她戴了孝（原谅这个村谢保林等人的不符合移风易俗的行为吧，因为在这个偏僻村子里死了人都是土葬，晚辈们都要戴孝，舍此会给村里在生的老人，特别是“五保”老人带来严重的心灵创伤），一路哀乐，一路鞭炮，旁观者谁又不为之感叹呢，死者去也，生者有眼啦！

麻洋人对孤儿的关照，是城里人也难于办到的。村民谢友林夫妇，年方27的25，一年之内双双病逝，留下两个分别为3岁半和半岁的男孩儿，老母70多岁了，怎能全部带养得了？莫急，还有集体呢。谢保林和其他同志一商量，每年为小家伙出300块钱、500斤谷请人带。后来，湘乡有个不能生育的人要出3000块钱把小家伙买了去抚养，麻洋人没理这茬，因为这是麻洋人的后代呀!

也正是那些纸片以外的事儿衬托了纸片儿的功能！现在，这个村连续10年人口增长率控制在8‰以下，已有5对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还有40多对夫妇保证不生第二胎，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呀！

历史的车轮并不是凝固的雕塑。麻洋还要发展，还要前进。生产专业化、技术科学化、产品商品化、管理规范化……这些正在构成他们深化农村改革的新方案。好客的老谢热情地邀请我们5年后再来麻洋。那时，一千多亩果园和三千多亩山林环抱一个美丽的村庄，商业大楼、农民公园、文化娱乐中心（当然是带气派舞厅的）镶嵌中央，一幢幢新式农舍星缀四周，还有那矗立于万宝山巅的电视差转台……

啊！这真是一幅甜甜的图画，也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但在我们看来，它似乎更像一朵悦目的杜鹃。我们祝愿它怒放在湘中丘陵、芙蓉国里、神州大地。

（原载《人大工作》，与邵伏先同志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