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子夜，与同庚挚友相聚潭州，对坐于天心阁楼，把盏临风，谈古论今，实可谓其乐融融。怎料，酒不盈三，挚友便击案掼杯，泪如泉涌，连称自己有辱门庭，罪当不赦。吾等惊愕不止，不知所措，只得连呼：醉也。挚友摇头不止，告曰：“当今七品官人，何人敌不得三杯两盏？”吾即讥曰：“尔此时此地，此言此行，何以证之？”挚友随以衣襟拭面，愤然而语：“吾本布衣，少时食不果腹，衣难遮体，然父母星夜劳作，倾其所有，甚至瞑目之前，尚修遗嘱：‘拆房梁而换束脩，终儿学业’。吾步出翰林，踌躇满志，发誓极尽心血，报效乡里。故而，不惜煮骨熏心，以慰九泉之考妣。奋斗十载，不负乡邻，一日选举揭晓，吾被推为县令。于是乎，吾诚惶诚恐，恪尽职守；点灯熬夜，不敢有怨；民脂民膏，未曾染指；洁身自好，须臾不忘。怎料，任职三年，文武皆曰：‘君虽不属贪官污吏，却乃一介平庸。’换届之时，竞选连任，票未过半。吾欲哭无泪，百思不得其解，非为丢官弃爵而悲，唯叹何以事倍功半，不予家乡父老添欢颜。
“承蒙上司念吾平日辛劳，不忍将吾卸甲归田，遂派往县内一重点工程任职。吾闭门三日，朝暮思过，终以达尔文之宏论而释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世风之日下，岂可好自为之乎？
“有如此大彻大悟，再佐以平日所攻之书理，迅即触类旁通，随带侍从说客，洋货土产，更有精选攻关之女郎，酒林豪饮之高手，到市府、上省城，日出而息，日落而作，或单刀直入，或‘曲线救国’，对好财、好酒、好色、好文者，迂回‘切脉问诊’，适时‘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各得其所。虽挥霍数以万计，但更喜‘春华秋实’。投入之巨，产出之高，均不可言传，凡知情者，无不咋舌。于是，重点工程，日新月异。随之，荧屏有影，电台有声，报刊有名。不日，遐迩皆知，众人刮目相看。上司见吾‘政绩突出’，又要黄袍加身，吾乃周身颤抖，片刻无以安宁。虽每每杯斛交错之际，吾讹称胃有小恙，且持名医手谕为证；临舞池，则诡谓两腿有疾，不可跳而蹦之；余尚夜入他室，馈赠礼品现钞等，吾皆藏于车内，差同僚而为之。然则，上述邪门歪道，无一不属吾之主谋。主谋者，主犯也。吾并不卸责于人，亦不怕锒铛入狱，只愧于人格玷污，有辱上苍烈祖……”
吾等听完挚友所述，皆无良策，只得以好言相抚。
三更时分，各自打道回府，吾辗转反侧，无以成眠。挚友之言之行，且不足以惊魂动魄乎？吾曾闻：日本二本松市之霞城公园处，于一天然巨型花岗岩上，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 欺”之铭文。此铭文已成为该市府之戒律，且妇孺皆知，并定为国家文物。然则，此铭文乃属地道中国之特产。原典出自五代后蜀君主孟昶所作《戒谕辞》。后来，宋太宗从《戒谕辞》中选出上述四句十六字定名为《戒石铭》，以告诫浏县官吏，提倡廉洁奉公。然而到了南宋，因官场腐败，再无人提起《戒石铭》。孰料，《戒石铭》早已“留洋”日本了。
哲人有言：“多行不义必自毙。”经营权力者，可曾预料，他日东窗事发，不仅祸及本身，亦可殃及后人。劝谓尊君，于细嚼槟榔之时，亦嚼嚼哲人之语，如之何？
尝闻领袖有言——“决不能让腐败行为有‘宽松的环境’”，甚为欣慰。
归来兮，《戒石铭》。
（原载《中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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