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流动过程中，现在有一些近乎法律的概念，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正流”与“逆流”。所谓“正流”，是指正向流动，即城市流向农村、内地流向边疆，机关流向基层、全民流向集体……反之，则称为“逆流”。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上面所说的流向，实际上只讲了一个纵的方面，即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而人才流动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横向流动，重点是搞好本地区、本系统内的人才调节，使本地区，本系统内的人才结构日趋合理，以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这样，一些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就可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然后，稳步扩大圆周，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现在一谈人才，大家都津津乐道，还有许多动人的语言，如“振兴边远山区，关键在于人才”等等，这些话当然不错，但细细嚼来，也有欠妥之处。我国的边远山区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之多，而现在把我国具有中专以上（含同等学力）文化程度的人都称之为“人才”，总共不过一二千万。如果把他们到处去撒，实际上只是“做胡椒都不辣”。因此，与其各自为战“打游击”，不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说实话，在一个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仅靠派几个专业人才，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即使把人派去了，他们也只能是孤军作战，其结果很难预测。如果人才到那里派不上用场或专业不对口，更会孤军无援，反而造成人才的“零星消耗”。人才的过分集中积压会浪费人才，而人才的高度分散也同样会造成浪费。要振兴边远山区，并不是少数几个人才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结构合理的人才群体。否则，从形式上看，人才是流动了，而且是“正向流动”，但从实质上看，如同泉水流进沙漠，不但灌溉不了良田绿洲，反而会瞬息化为乌有。
实际上，衡量人才流动的标准，并非是“正流”与“逆流”，而应该是合理与否。什么才是合理流动呢？我认为，人才流动的终点和“归宿”，应该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聪明才智，使之贡献他们的才华，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才的知识更新，能够最大限度地使个体人才与群体人才一道，形成强有力的“智囊团”，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如资料、设备、实验器材等），能够最大限度的为人才解除后顾之忧（如住房，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当然，这个“最大限度”，不能脱离现实的客观条件。如果我们那些容纳人才的单位能够尽力而为之，人家也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人才流动是我国改革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一朵浪花，它与其它各项工作一样，也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本是不足为怪的。但有的同志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特别是看到个别人不顾大局，不辞而别后，就对整个人才流动横加指责。甚至有些部门还出示“红头文件”，强令某系统的人才不许流动，这实在大可不必，因噎废食是决没有出路的。有人讲得好：“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应该采取简单的行政办法去堵，而应通过疏导的办法，因势利导，存利去弊。”我们对待人才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也应该持这种态度。
当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才流动应该在保证国家需要的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技术布局，兼顾人才群体间结构平衡，兼顾个体的创造力发展走向。这就要使我们各方面的人才懂得，为了实现四化，应该置个人利益于革命利益之后。对于那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和整体利益，动辄不辞而别的人员，应该加以教育、开导或绳之以纪律。
如何促进和确保人才的合理流动呢？
首先要看到，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早就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既然是规律，就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要人为地控制人才不流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在客观规律的指导下，高度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向合理的地方流动，有计划地实行人畅其流。否则，将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其次，要重视经济规律对人才流动的制约作用。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人才流动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稍懂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商品的竞争必然导致人才的竞争。有竞争力的商品总是通过有竞争力的人才设计创造出来的。而人才的竞争，也有利于增强人才自身的发展。
第三，建立和加强人才交流工作中的仲裁制度。人才流动不能阻止，但也不能放任自流。如同江河的流水，不让它流不行，放任自流也会泛滥成灾，任意截流更是后患无穷。要使人才合理流动，就一定要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和规章。现在之所以在人才流动方面出现一些“乱流”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才流动方面的法律和规章不够健全。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人才流动如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势必形成强烈的振荡波，以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危及社会的安宁。
（原载红旗杂志社《理论交流》1985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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