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新政的解说

汪玉奇

江西社会科学院院长，首席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已发表200万余字学术论著。

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去年四季度，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新政策。温家宝总理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要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而去年上半年，中央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是“两个防止”，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向通货膨胀，并且采取一系列以提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为核心的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去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什么？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当前的中国经济走向如何？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一、世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

讲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变化不能不讲到世界金融危机。去年9月，在美国发生的由次级贷款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世界金融体系，形成了世界金融危机，美国前总统布什，把它称为继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之后又一次最为严重的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则提出这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而世界大众传媒的记者们，则用文学的语言把这场危机称为金融海啸。

让我们来看一张时间表：去年9月7日，美国最大的房地产贷款机构房地美、房利美宣告矿产，被美国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银行被美国银行收购，自此，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9月16日，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宣布进入金融紧急状态；9月25日，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9月29日，美林银行被花旗银行收购。就在这个黑色的9月里，一个又一个金融帝国、金融巨头崩溃。发生在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很快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首先，世界股市出现了海啸般的震荡。去年10月10日与9月12日相比，香港恒生指数跌了23.5%，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6.0%，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下跌了27.4%，法国巴黎股市CAC指数下跌26.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下跌了27.1%，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32.2%，韩国首尔综合指数下跌了16.0%。如果这一连串的数字无法让人直观感受金融海啸灾难性的后果，那就举一个案例。当今世界首富、美国比尔·盖茨统领的微软在一个星期里，股票价值缩水了270亿美元。

这场危机，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判断的那样，现在正在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正在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蔓延，还没有见底，需要我们冷静观察。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引起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究竟是怎样一件事情？它给人类究竟留下了哪些教训？

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创造了连续增长96个月的奇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增长时间最长的黄金时期。但是，美国经济是存在着波动规律的，时间长度最长为10年左右。因此，当克林顿总统创造出连续96个月经济持续增长奇迹的时候，美国经济事实上作为一个周期性地走向衰退、走向危机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2001年，布什上台后，面临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一个是9·11事件的发生。这两个事件的叠加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使美国经济结束一个增长周期走向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美国经济在9·11事件之后出现了急速衰退的局面。很明显，对于布什这个新任总统来说，他的任务就是要反衰退、反危机，于是布什推出了次级贷款计划。

在美国，居民申请贷款是需要进行信用等级的评分的，只有信用等级评分达到680分以上的居民才能够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次级贷款，就是对信用等级评分在680分以下的居民提供贷款。相对于优质贷款而言，次级贷款是一种信用等级比较差、还贷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违约风险的贷款。布什所推出的次级贷款计划，就是大规模地向信用等级评分在680分以下的居民提供贷款，以支持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而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布什认为，为什么有这么多居民达不到信用等级？那是因为经济衰退使失业率上升，导致大量的居民失去了就业的机会，失去了高收入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信用等级。如果通过次级贷款计划向大量的没有达到信用等级的居民提供贷款，使他们通过贷款开始房地产消费，就可以房地产消费带动房地产投资，由整个房地产业的发展拉动美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从而使大量的低收入的没有达到信用等级的居民，在充分的就业情况下不断地增加收入，进而由信用等级评分不足680分转变为680分以上，使次级贷款改变为优质贷款。布什的这个设计是精巧的，理论上的推导是可行的。因此，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次级贷款计划迅速地展开。2001年，美国次级贷款的规模只有600亿美元；到2006年，美国次级贷款规模已经达到了6000亿美元。在次级贷款推动下，美国的房地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一路攀升。由于房价不断地上升，10万美元的贷款购进10万美元的房产，三四个月以后就涨到12万，甚至16万美元，房价的不断上涨又引发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次级贷款计划之中，美国经济摆脱危机，不断增长，的确是令人喜气洋洋。

就在这个时候，不甘寂寞的金融体系为了获取更多的盈利，开始不断地创造金融衍生工具。首先是提供次级贷款的银行，把次级贷款的债权证券化，面向全球金融体系发售。保险业也开始活跃起来，想在这种次级贷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中获得自己的利润。于是，就为次级贷款的债券提供保险，确保次级贷款的债券可以获得多少利润，如果不能获得，由保险公司予以赔付。由于保险公司的介入，使次级贷款的债券在全球的发行和交易进一步活跃起来。2006年，次级贷款规模是6000亿美元。但在金融衍生的过程中，6000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已经放大到了60万亿美元的交易规模。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杠杆效应。但是，美国经济很快就发生了问题。由于次级贷款计划的带动，美国经济不断高涨，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美国开始由反衰退转向反通膨。在反膨胀的情况下，美国开始不断地提高银行利率。由于银行利率的不断提高，美国的房价开始下跌，造成了1200万个负资产家庭。什么是负资产家庭？这就是债务大于资产的家庭。贷款10万美元购买一套住房，当住房价格由10万美元跌到8万美元的时候，就成为负资产家庭，因为贷款债务仍然是10万美元，而家庭资产已经缩水到了8万美元。对于大量的负资产家庭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单方面撕毁与银行的按揭合同，不再还款了，其房产任由银行收回。

银行大量地收回单方面撕毁按揭合同的居民的住房，这样就使金融机构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金融机构的货币资产不断地实物化，贷出去的是充满流动性的货币，回收的是实物形态的住房，因此，银行日益缺乏流动性，无法应付兑付。二是银行的资产不断缩水，贷出去的10万美元贷款收回来的只有8万美元房产，这样使得银行坏账、呆账不断累积。随着银行经营状态的不断恶化，这些银行发行的次级贷款债权的证券无法兑付；由于银行无法兑付，因此保险需要赔付；保险无法赔付而造成保险业的破产。保险业的破产又引发房地产贷款机构的破产，房地产贷款机构的破产又引发银行的破产，一连二、二连三，开始出现雪崩式的金融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就像一根巨大的链条，这根巨大的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断裂，这个体系就崩溃了。上百年前马克思的这个预言被美国次贷危机证明了，被美国金融危机证明了，被世界金融危机证明了。

现在世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因为，世界金融危机是从虚拟经济领域、从金融领域开始爆发的。从布什到奥巴马，他们都在努力构筑一道“防火墙”，防止金融危机由虚拟经济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使世界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布什总统推出的救援计划是7000亿美元，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奥巴马总统的救援计划是8000亿美元，两者相加就是15000亿美元。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是美国三大汽车工业巨头，是美国实体经济的标志，从布什到奥巴马，美国总统都要对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提供援助。如果这三个汽车巨头崩溃了，那就标志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经济危机，由虚拟经济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能不能有效地构筑起这道防火墙是世界金融危机是否到底的关键性的一环。所以，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的通话中都讲到，希望美国政府的救援计划能够更快地见到效果，以防止金融危机由虚拟经济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

二、认真领会中央宏观调控新政

世界金融危机对正在走向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也正是世界金融危机引起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

去年年初，中央提出要实施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向通货膨胀，也就是“两个防止”的总方针、总政策，为什么中央会提出这样的政策和方针？因为中国经济从2003年以来，年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尽管每一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但是没有任何一年是8%，都超过了8%，而且一年高过一年。为什么中央对这种超过两位数、经济增长速度一年高过一年的增长速度会表示深深的担忧呢？这和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分不开。经济增长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所拉动，这三种需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三驾马车。中国经济主要是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起来的，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比较小。大致估算，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占75%，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只有25%。这种以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为主体的增长机制，存在着许多风险。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是出口需求的增长，每年的增长速度大致都在30%左右，已经形成了出口需求增长五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关系，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来说已经成为主要拉动力。在出口需求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还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就是出口大于进口，每年的贸易顺差大致是1700亿美元左右，这样就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200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00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到了19000亿美元，在8年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17400亿美元。中央银行增加外汇储备是要投放货币的，中央银行每收购1美元进行储备，就要相应地投放一定数量的货币。原来人民币兑美元是1∶8.27，那么，中央银行每增加一美元外汇储备就要相应地投放8.27元人民币。现在的汇率是1∶6.8，中央银行每收购一美元进行储备，就要相应地投放6.8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投放也就越多。在这8年时间里增加了17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就意味着投放了8万亿到9万亿元人民币。中央银行是向企业和居民收购外汇进行储备的，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向居民和企业投放了8万亿到9万亿人民币。企业和居民把这八九万亿人民币存入银行，就演变为银行存款，银行又用存款进行贷款，这样，就很容易引起信贷膨胀。由信贷膨胀又很容易推动起固定资产投资膨胀，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量的出口增长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量的外汇储备推动了信贷膨胀，从而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造成了钢铁工业过剩、水泥工业过剩，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又迫使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出口，进一步扩大出口又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又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所以，中央对这种连年形成的一年高于一年的两位数的增长表示深深担忧，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

与此同时，中国的物价形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严峻起来。2006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只有1.2%，2007年就到了4.8%，一年时间中国物价上涨了3.6个百分点。这3.6个百分点的物价上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引发的。由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带动了全社会价格水平的上涨，被称为结构性上涨。要防止这种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明显的全社会物价水平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因此，中央2008年年初提出的宏观调控方针政策是“两个防止”。

应该说中央提出这“两个防止”是有重要依据的，中央提出“两个防止”是审时度势的正确决策。根据“两个防止”的指导方针，去年上半年开始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紧缩型的货币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手段是提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去年上半年在6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4次调高了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共调高了2.5个百分点，前3次每次提高了0.5个百分点，第四次一次性提高了1个百分点。通过提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强制各商业银行把他们的资金更多地存入中央银行，以压缩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在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重大调整，出口退税率由原来的13%降到11%，到9%，再到7%，也就是通过减少对出口的补贴来抑制出口。

去年7月25日，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个多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专题会议，专门研究当时的经济形势与经济问题。在那次会议上，中央改变了年初提出的“两个防止”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保一防止”，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物价转向通货膨胀。在7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很快就开始调整宏观调控政策，降低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出口退税率。也就是说，在去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之前，中央已经开始调整宏观调控政策，见事是早的，动手是早的。2008年第四季度，当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开始大规模地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的总方针、总政策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复杂局面，提出“我们要着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以为，这是党和政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战略方针，包含了党和政府应对这场危机极大的智慧和坚强的决心。“着力把中国国内的事情办好”这句话里头包含着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聚精会神搞建设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奥运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称北京奥运会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的的确确使中国人民感到无比的自豪。国际传媒有一种说法：奥运会期间北京出现了5个建筑物：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大楼、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这5个建筑是代表当代世界建筑最高水平的标志性建筑。这5个建筑何其伟大，任何国家只要拥有其中一个建筑就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一下子拥有5个这样的建筑，那么，中国当之无愧是伟大的国家。这话听起来的确让人非常高兴、非常舒服，但是，在奥运会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多个重要讲话中讲到，千万不能因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而忘记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能偏离这个任务，不能偏离这个中心。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要更加专注于国内的发展，把国内的事情办好。

第二层含义：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中国有能力有信心渡过当前的经济难关。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达沃斯论坛上讲到中国经济信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分析。他说，我们的信心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去年的增长速度是9.0%，依然是当今世界少数快速增长的国家；第二，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没有变。长期趋势是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创造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没有变。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有着13亿人口，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些独特的优势都足以使我们有能力战胜困难、走过难关。

第三层含义：中国只承担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胡锦涛主席应邀与奥巴马总统通话时，奥巴马总统对胡锦涛主席说，美国与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世界这场金融危机。奥巴马把中国与美国并列为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这样的奉承、这样的说法，我们消受不起，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在美国有一个说法：G8，也就是八国集团的简称，已经不存在了；强调G2，一个美国，一个中国，要实行G2合作来挽救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成不了G2，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的承诺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承担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国际场合表示，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这就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

现在，中国拥有1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日本和欧洲都希望中国动用这1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去救助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摇摇欲坠的世界金融体系。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我们清醒，需要我们恪守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这种充满智慧的政治遗训。所以，胡锦涛总书记说“着力把中国国内的事情办好”，表现出我们党的成熟，是我们应对这场世界金融危机根本性的战略方针。正是从这样的战略方针出发，中央把宏观调控政策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就是中央提出的中央宏观调控“新政”。

三、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策略

怎样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这里，保增长是目标，邓小平同志生前有一个说法，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低于8%，8%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没有8%的增长，中国经济就是负增长。为什么8%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4000万，在中国，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可以创造500万的就业机会，只有实现8%的增长，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第二，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此伏彼起，每年都有大的自然灾害，没有8%的增长速度就没有办法弥补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第三，没有8%的增长速度，就没有办法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所以，这三个理由决定，必须实现8%的增长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能否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市场需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构成重大的冲击，使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这里有三组数字：第一，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9.0%，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6.8%，这说明中国经济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萎缩，前高后低的走势非常明显，而且四季度的6.8%已经跌破了8%的底线。第二，去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33.3%，9月份是1.6%，10月是－0.3%，中国财政收入由上半年到十月份的－0.3%，跌幅已经到了33.6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经济走势非常危急。第三，我国1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2%，已经连续9个月下跌。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如果物价连续下跌两个季度，就标志着经济由通货膨胀转向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也就是经济衰退。这三个数字说明，今年要保增长，要保住8%这个底线，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为了确保增长，中央提出的第一个政策性手段是拉动内需。外需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收缩，因此拉动经济增长就必然要放到扩大内需上来。怎样扩大内需？中央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去年第四季度中央提出，要通过增发国债，到2010年两年时间形成四万亿投资规模，拉动全社会投资，扩大消费需求。在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中央在100天内五次调低利率，增加银行贷款，增加货币投放，增加货币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发展。第二个手段是调结构。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需求拉动。这种增长方式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性需求。如刺激汽车工业发展，汽车工业会拉动钢铁工业发展，拉动装备工业发展，但如果汽车卖不出去，则钢铁工业、装备工业的产品都将处在积压状态，所以投资需求创造的是一种中间性需求，而最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来提供的。只有进入消费，才能从根本上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恰恰消费需求不足。所以，要调整结构，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更多地把增长的重心放到扩大消费需求上来。

在实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一“新政”的过程中，有几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如果这几个问题解决不好，宏观调控政策就不可能成功。

第一，四万亿国家投资廉洁性的问题。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大规模发行，以支持高速公路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我们的体制还有许多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和弊端，因此出现令人愤怒痛心的腐败现象。在那轮高速公路建设中，全国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厅长锒铛入狱。最可怕是河南省，连续三任交通厅厅长“前腐后继”。所以这一次中央四万亿投资一定要加强法制，加强监督，要确保这四万亿成为廉洁工程、阳光工程。我们决不能允许共和国经济在遭遇这么大困难的时候，启动共和国经济增长的财富成为某些蛀虫的囊中之物。

第二，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问题。现在中国居民有24万亿储蓄，怎么样能让这24万亿居民储蓄释放出来成为消费需求拉动经济？11年前，朱基总理以他的智慧非常精彩地创造了一个消费热点，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这个消费热点是什么呢？大学扩招。大学扩招不仅促进了教育业的发展，还促进了运输业、餐饮业、零售业等行业的发展，有力地扩大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一轮扩大消费需求中，应该培育什么样的消费热点？怎样的消费才有可能成为热点？我认为，房地产消费是最有可能最重要的消费热点，因为“居者有其屋”是中国普遍的理想和愿望。现在中国城市化水平是45%，到2020年要提高到60%，这意味着在以后十余年时间里中国要新增加2.5亿城市人口，这是多么庞大的住宅需求。虽然现在房地产市场是低迷的，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其低迷而失去信心。统计材料显示，今年1月份，北京、深圳等一批一线城市房价是下跌的，但有一批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是上升的，尽管其上升幅度很小，但它是上升的。在中国房地产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经济偏快的过程中，在某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的泡沫现象，因此，上海、北京、深圳的房价有所下跌不足为奇，因为这是要挤掉房地产的泡沫。但是，大量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比较稳健，发展是比较健康的，因此，它们的价格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它们的价格出现上涨同样是不奇怪的。

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试图通过调控使房地产价格下跌到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的价位。这个说法是片面的，是不正确的，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第一，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不是通过房地产市场来实现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这是要通过政府住房保障制度来实现的。通过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对某些特别的困难群体实行住房保障，不可能通过房价跌到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来实现。如果房价跌到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的价位，买房者最多的是谁？依然是高收入者。高收入者可以把购房作为投资，买一套、两套、三套，最后房价会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再次上涨，中低收入者依然买不起房。所以，寄希望于房价跌到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是不可能的。第二，如果房地产价格真跌到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那么，必然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贷款很多是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购房按揭贷款，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大规模下跌，则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负资产家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第三，如果房地产价格跌到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这必将是一次极不公平的社会分配结构的调整，对所有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得到私有住房的人、通过房地产市场已经购买住房的人实际上是一次财富的缩水。现在居民要求房价进一步下跌，房地产开发商为确保自己的利润，拒绝房价下跌，这个市场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如何打破这种僵持状态呢？这就是国家要让利。国家实际上已经在让利，契税已经由1.5%下降到1%，银行首付已经由30%降低到20%，今年又实行了房地产贷款利息打七折的措施，这都是国家在让利。因此，在国家让利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的实际价格已经下降。所以，对房地产市场要有信心，对其走势要有理性。

第三，农民工问题。在这次世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沿海地区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有3000万农民工失业，因此农民工返乡问题是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重大的问题。苏荣书记在省政协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他说江西有3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估计走了200万，还有100万留在省内。他说，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产物，是新农民的优秀代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解决得好，必将加快江西进一步崛起，解决不好就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所以农民工问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农民工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八项措施，其中有两项措施是硬措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免去一切费用，还缓交税。要用特别措施解决特别群体的就业问题。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走过当前的难关。我在这里想用这么一个故事来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英国从来没有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作出承诺，它始终就不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保持沉默，这次布朗首相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支持西藏“独立”。是布朗总统觉悟提高了？是布朗总统对中国友好了？当然不是。布朗首相提出英国政府承诺不支持西藏独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请中国政府借200亿美元给英国渡过难关。改革开放30年为我们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使我们党更加熟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实力战胜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创造更大的辉煌。

（2009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