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广播业

吴堡籍著名作家柳青有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1971年9月初，榆林县“革委会”政工组调我到县广播站搞编辑工作。听到这一消息，我很高兴！原以为，在补浪河公社至少得工作三五年，没想到不足两年就能回县上工作了。父母亲和妹妹也在城里，回去后还可以招呼家里。同时，对具体搞的工作又有点胆怯，虽然在学校时偏好文科，现在真要我搞广播编辑工作，恐怕有点力不从心，至少一开始肯定难以适应。除此，我进城了，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丢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有点牵心！没办法，只好服从组织调配，先走出这一步再说。

9月20日，我来到榆林城钟楼下边的县广播站开始工作。毛主席有个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这是个立足本职、胸怀世界的工作，是多么神圣的事业啊！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尽快适应工作，为榆林县的革命和生产鸣锣开道，呐喊助阵！

当时，正值农村农田基本建设开始阶段，我首先深入到古塔公社的姚庄和杭庄两个大队采访，把工地上社员们的干劲和成绩，用电话给站里传回去。广播站有个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编辑，他是行家里手，我只做点辅助性的工作。后来的工作也是这样，如果那位编辑偶尔有事离开几天，我就编发点稿子，而大量的时间是参与县上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比如，“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县委抽调我跟着一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郝国钧下乡到刘官寨公社徐庄子大队，给社员群众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同时掌握农民对这一事件的反映和思想动态，然后把情况报告县委。12月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在榆林召开，广播站派我参加并报道会议情况。还有全县教育工作会、县委工作会，我都被抽到材料组办简报。再如，榆林县榆高渠通水典礼和中营盘水库竣工大会，也都让我去采访报道。

过了春节，母亲因父亲的单位——榆林地区农机公司整体搬迁，而去了绥德。父亲在临走前专门同母亲相跟着到广播站看了我的工作环境，并且嘱咐：一定要听从组织调配，踏踏实实地搞好工作！可以欣慰的是，在贺志秀、刘锦瑞和乔公增等领导的帮助下，榆林县文教局把我妻子玉英调回城关三完小教学。这样，我就没有什么牵虑了，可以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可爱的女儿小梅，那时刚学会一声接一声地叫“爸爸”，真让人疼爱不够！

1972年初，我被增补为县广播站党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贺志秀，是一位思想缜密，为人谨慎，工作细心的领导干部；副书记王忠贤，工作热心，处人和善。我除了搞好广播宣传外，协助他们两位领导着重抓了全县广播网络的发展工作。首先，我们在摸清楚原有底子的基础上，给26个公社的广播放大站分配下达了具体任务。主要指标是广播“通村率”由原来的90%达到100%；“喇叭入户率”由75%提高为90%以上，还有与之相应的入户广播线路里程等数据要求。接着，通过县委宣传部，以县委、县革命委员会联合批转文件，以切实引起各公社领导以至大队干部的重视。那时，地区只办一份《榆林报》，县上通过广播可以转播中央和陕西省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同时能直接宣传地、县委关于各个阶段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部署和要求。也就是说，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通过有线广播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广阔的农村，使农民每天都能知道上级的政策和号召。这是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快捷的舆论通道，所以各级领导都逐步意识到扩大广播宣传网的重要性，因而就必须提高“通村率”和“入户率”。接下来，县广播站组织分片检查督促各公社放大站的任务完成情况，我带队检查了小壕兔、孟家湾、金鸡滩和牛家梁4个公社。通过实地抽查、座谈总结，进一步引起了公社和大队干部的重视。半年下来，县广播站又召开了初评和经验交流会，让广播事业发展快的放大站负责人介绍他们的做法和公社领导是如何支持广播工作的经验。同时，对进展较慢的公社放大站进行了批评，大家共同找了差距及原因，并且制定下一步如何狠抓这一工作的措施。这样，进一步推动了后半年的工作，加快了发展广播事业的进度。农民们听了广播后高兴地说，喇叭真是个好东西，会听者听个新闻报道，不会听者听个天气预报，文艺节目还能听个红火热闹！尤其是“陕西省农村工作会议”在榆林召开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新播发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南泥湾》和《翻身道情》等5首陕北民歌，干部群众听了群情激奋，一片叫好声！

遗憾的是因工作调动，我未能参加广播站年终总结表彰会议。后来知道，年初下达的任务基本上完成，有的公社还超额了许多，这也是榆林县、社广播战线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各级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为全县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其中当然也有我付出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