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岔河则

在王部长打电话两天后，收到了县委对我的任命文件。于是，向“整队办”的同志简单地交待了一下工作，我就去农场斜对门的岔河则公社同党委副书记潘高、白永才接上了头。当天下午，就参加了公社分片检查各大队工作的汇报总结会，正式进入了角色。按照常规，一个人工作调动间隙还能回家休息几天，而我则是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真可谓是连续作战呀。又过了几天，进城去县委径直找到郝延寿书记谈了我的想法：我对农村工作还不是很熟悉的，如果县委要培养我，先让我当上两年副书记再任书记比较稳妥，这样直接担任书记恐怕当不了误事。郝书记听后笑了笑说：“你当不了不会学得当？有县委支持，你怕什么？”一句话说的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不想学得当吗？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他在刚参加革命时如何向老同志学习，而且在独当一面工作时年龄比我现在还小呢！最后，又鼓励我好好干，有了问题开会研究，集思广益，再解决不了就给县委汇报。走出了郝书记的窑洞，我心里热乎乎的，身上凭添了一股子劲。行文到此，我很怀念那时纯正的党风和清廉的干部作风！看看现在的一些县、乡干部，凡是想大小当个“官”，就得找门子、拉关系，有的人溜须拍马，送礼行贿，甚至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一旦目的达到以后，不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报答组织的培养，而是不谋事只谋私，同时酝酿着新的“野心”，当了副职想谋个正职，当正职一二年后就想再上一个台阶。哪里有当上书记了还要求先当副职历练一段再说的事呢。如果现在真有这样的人，也一定会被认为是“大傻帽”、“智商有问题”！而且，我的几次调动、提拔，都是事先没有任何消息，根本不存在找关系、搞活动的问题。由此可见，那时县委的几位主要领导真正是为政清廉、作风过硬的好干部啊！随后，我又去找了刚从岔河则公社提拔到县委的陈随林副书记。他给我大体介绍了公社的自然条件及社、队干部情况，同时鼓励我一定把工作搞好。当再次回到岔河则时，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要竭尽全力，学着当好这一任公社党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

岔河则公社，位于榆林县的北部，在马合以南，牛家梁的北边，其最北端的河口和灯笼滩大队与内蒙古乌审旗交界。全公社面积为324平方公里，辖7个大队，31个生产队，有6000多人口。这里距县城80华里，且有一条通往乌审旗的3级公路，出行较为方便。这个公社的农业生产条件也挺不错，沿白河川道4个大队有一部分水地，还种着水稻。滩区3个大队地广人稀，除了农耕田外还有广阔的林地和草场，具有很好的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条件。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能团结一致搞好工作。特别是潘高副书记，红石桥人，对农村工作非常熟悉，在干部群众中威信较高。各大队的干部也十分团结，几个党支部书记在群众中很有号召力。在掌握了这些基本条件后，我更有信心了。

在正式开始工作后，首先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1974年的粮食生产计划。在当时，农村工作必须紧紧抓住两个“纲”，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总揽全局的，永远不能忘记；另一个就是农业生产要以粮为纲。根据各生产队的初步统计，岔河则公社1973年的实际粮食产量是337万斤。1974年县上下达了500万斤的任务；1975年要求是600万斤，而且在调我来之前，县委郝延寿书记曾要求岔河则公社两步并作一步走。能不能完成这一主要任务呢？我心里没底儿。于是，就召开会议讨论，先开党委会，接着是“两委”领导班子扩大会，包括公社全体干部和各大队党支部书记。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可每年都是这样，任务非要分解下达到7个大队，关键是要根据这一任务拿出具体的保证性措施来。至于一年下来究竟能否完成任务，那还要看天年顺不顺呢？听这个意思是，主观上一定要加倍努力，如果客观条件不行则另当别论了。通过认真的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定出了“两年上‘纲要’，贡献一百万”的奋斗目标。然后，一边分批举办了几期党员和基层干部学习班，一边由几名副职领导带干部分别下到各生产队层层讨论，领会精神，制定措施，力争完成目标任务。

与此同时，还有一件政治任务，就是宣传贯彻8月份召开的党的“十大”精神，在社、队干部中已多次进行了传达讨论，现在要直接传达给社员群众，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此，我们抽调了公社干部、知识青年和学校教师，共同组成了“党的十大精神宣传队”，分几个组于12月底下去，赶春节放假前结束。同时，利用广播放大站，反复宣读“十大”文件，大造舆论。具体宣传内容包括会议文件、“批林整风”材料、学习大寨以及春节前后的工作任务等。另外，在我未到职之前，公社已抽调基干民兵20多人组成“大干快上促进队”，巡回到各大队，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种形式在那时还是挺管用的，被抽调人员统一记工分算义务建勤工，下去食宿都在生产队里，公社领导只负责组织部署、检查总结等工作就行了。

春节前，我们还举办了两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科学种田学习班”，请县农技站的技术人员专题讲课，让一部分有一些文化知识的生产队长，接受新事物，逐步转变传统的耕作方法。记得，当时突出地解决了玉米、水稻等作物的品种更新问题。有的队干说，他们以前连化肥也接受不了，不相信那些白面面就能增产，经过试验才相信了。问他们现在种的水稻是什么品种，回答说，谁知道呢？老先人们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叫“常年老稻”吧！由此可见，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要搞，科学种田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课，要增产就必须走科学种田的道路。

春节期间，我趁回家休息的间隙，认真地想了一下去岔河则公社这一段的工作。3个多月来，我跑遍了全社的7个大队和一半以上的生产队，不仅了解了基本社情、民情，还深深地体会到公社工作比起县上的部门尽管各方面的条件差一些，但工作起来踏实而有劲。公社既是一级基层政权组织，同时又是带领各个大队、生产队尽快改变贫穷后进面貌的领导机构。广大基层干部对公社领导的意见，无论是会上讲的，还是当面商量的，都是拥护、接受的。尤其是，当我们深入到生产队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生产时，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十分欢迎和尊重，使人觉得这个地方是需要我们的，为他们出谋划策，出力流汗是值得的！由此可以说明，我已经开始热爱自己的工作了。同时，对一个公社如何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每遇到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又是怎样地安排部署也初步心里有底了。还真如县委郝书记说的，只要你虚心地向公社其他领导请教，向公社及大、小队干部不耻下问，向广大社员群众学习，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样一想，我的信心倍增，准备开春以后再加把劲儿，在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作为！

过了春节，在县上参加了三级干部会，听取了屈宽海书记传达的陕西省委五届四次全委扩大会的精神，要求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以推动各项工作。同时，还听了县委宣传部组织的“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史”的报告，觉得这又是党中央的一项新的战略部署。“评法批儒”，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一定要回去好好地组织公社干部认真地学习、讨论，把主要精神弄清楚后再传达贯彻，并在各大队开展起来。

我回到公社刚刚开始组织学习了两天文件，父亲的工作单位就打电话让我尽快回去有要事商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绥德龙湾家里，当得知父亲被“二康”医院诊断患有恶性疾病时，如五雷轰顶，无比地震惊和悲伤！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我是长子，两个弟弟都是工人，一时不好请假，妹妹们还小，这事只有靠我了。人生苦短，有两件事必须做：一是赡养老人和抚养后代；二是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这样，从3月6日陪着父亲住院、手术、恢复一直到4月20日出院，先后耽误工作50多天。期间，公社的全部工作都由潘高副书记主持。

我返回公社又工作了一个多月时，榆林县委再次调动了我的工作。细算一下，我在岔河则公社总共工作不满8个月的时间，除去参加地、县委的各种会议和过年休假、请事假外，实际在公社工作就是4个多月。在对公社的底子还没有完全摸清楚、生产队也没有跑遍的情况下，就要离开了，还真有点留恋不舍。特别是这里的自然条件比较好，社、队干部作风扎实，风气又正，上下同心同德，抓革命，搞建设，真是一块大好的用武之地。但是，这不能仅凭个人的感情用事，要听从县委的统一调配，顾全大局呀！父亲在1949年1月刚刚任李家沟区委书记5个月，就被抽调去担任“吴堡县西北前线民工大队”政委，奔赴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二话不说，勇往直前。我要学习父亲的精神，毫无怨言，迎难而上。

事情是这样的，1974年6月下旬的一天，金鸡滩公社金鸡滩大队第六生产队（纪家伙场）一部分社员因为本队内部的纠纷，纠集了30多人涌到了公社院内，请求公社领导出面解决他们的矛盾。本来，这类矛盾首先应由大队干部解决。但是，金鸡滩大队的书记有点软弱，而六队又有几个逞强霸道的人，加之这个队就在公社大门跟前，近水楼台，一下子就把矛盾上交到公社来。这时的公社书记老段有病在家中休养，临时主持党委工作的贾增才副书记被这一阵势吓住了，试着调解了几次都不成功，好说歹说，这些社员就是不走，再加上围观的群众，黑压压的一片，没有办法就打电话向县委求救。县委领导听了汇报后，一边派一位组织部副部长带两名干部组成调查组，下到金鸡滩了解事态发展情况，一边考虑原来的党委书记既然有病不能坚持工作就干脆换个书记去。那么，由谁去挑这一副担子呢？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了半天，最后就瞅准了我。其原因据说有二：一是认为我年轻，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二是岔河则公社副书记潘高对情况比较熟悉，让他接任书记，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会议决定后，督促办公室立即拟发文件，同时电话通知我回县委找刘进宝副书记有要事商量。当时，我正在排则湾下队。公社派人把我找回去，也不知道是什么要事，晚上给潘高副书记简单地交代了一下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就挡了个顺车进城去了。到了县委，见到刘政委，他给我宣布了县委新的决定，并鼓励说：这是组织的信任，年轻人要勇挑重担！然后，把前一天去了解情况的李明副部长叫来给我介绍了一下金鸡滩公社目前的事态发展状况。接着，我们一起讨论了下去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最后，刘政委讲了几点意见，就是下去不要陷入具体纠纷之中，先要稳定大局，把大事抓起来。下一步，再由驻队干部协助大队党支部去解决生产队的矛盾。这时，县委办公室把任职文件直接交给了我，县委也不另派人去宣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