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一肩挑

电大学习毕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仍然回原单位工作，还是转换个岗位呢？当然，大多数科级以下干部还是要返回原单位的，而我们几个副县级领导干部则有可能重新分配工作。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都亲自或托人找地委、行署的主要负责人说情。然而，我却在领导层中“举目无亲”，只是给地委组织部长表达了想离开中医院的愿望。结果，人家都达到了目的，而唯独我还要回到中医院去，只是职务变为党委书记了。为什么没有调整我呢？因为医院的书记刘福华要回到地区中心医院去担任党委书记去。地委、行署的领导经过研究，坚持要我回到中医院任书记。因此，还得服从革命的需要，再次回到中医院工作。用我自己的一句话说，就是想调离工作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两年的电大学习期间，我除了1985年10月回医院参加过一次整党对照检查的会议外，再没有回来过。因为医院在南郊10华里之处，而电大又在东城墙外，交通极不方便，每月的工资也由儿子卫明代领。8月25日，我返回医院再次担任主要领导，由于医院的人事和工作都是熟悉的，也无需什么移接交手续等形式，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刘福华同志是管理医院的内行，他在这两年内做了不少工作，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起了病房楼；二是在原来城内一个大门诊部的基础上，又增开了六七个小门诊部，这样医疗网点布得多了，既方便了周围人群就近看病，医院的诊疗收入也有所增加，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我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开展，首先面临的当务之急是病房楼的验收和启用。这座2000多平方米的楼房，不知是负责施工的人把关不严，还是包工头有意偷工减料，工程质量比较粗糙。11月中旬，由地区卫生局牵头，有计委、财政、建设和质监局等部门共同组成验收组，检查了医院的病房楼，查看了工程有关资料，座谈时有人提出质量较差，不予验收。我们医院也没什么意见可讲，只好听从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这次验收没有结果，一个月后又组织了一次验收才勉强通过。这中间承建单位是否想了什么办法，做了手脚不得而知。此后，工队又对水、暖管道整修了一遍，才正式交付使用。经过一段时日的准备，我们于1987年春节前，将3个病区全部搬进去，病房和医生、护士工作间宽敞、明亮，又有了暖气，告别了因烧煤炉子而忽冷忽热和不卫生的工作环境。

就在我回到医院开始工作，刘福华调离不多时，院长万元孝也调到地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当主任去了。于是，因其余3位副院长都是搞业务的，我就党务、院务一齐兼管起来。时隔不久，榆林地委、行署又先后发文通知我兼任中医院院长一职。这样，办好中医院的担子就全部压在了我的肩上。与此同时，在医院内部新提拔了副书记高有明和副院长张治中，以及先后从横山、清涧县调来的张光清、刘茂林和惠忠义等同志，都成为医院的领导和骨干。看来，暂时一二年内不可能调走，我得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干一点儿事了。因而，从1987年开始，我还是从抓思想教育、振作医护人员的精神入手。比如，召开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和科室主任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中讨论如何把这所医院办成全区独具中医特色的综合型医疗机构。5月以后，又组织开展了“全院医德医风教育和优质服务”双月竞赛活动，做到开始有动员，中间有检查，最后有总结，有声有色，善始善终。这期间，组织了几次医德医风讲座，还邀请榆林行署离休的老专员王彦成同志，做了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等等。所有这些活动，对医院树正气、纠歪风，确立医务人员“一切为了患者、为了一切患者”的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我经过了认真地思考，并同其他几位院领导统一认识后，突出地抓了体现中医特色和医院改革两方面的工作：

（一）探讨体现中医特色的方向。

榆林地区当时最大的一所医院是原中心医院，后改名为第一医院，设在绥德，而地区所在地的榆林只有两所较大的医院，就是地区第二医院和中医院。同二院相比，人家有很多优势:医院设在城内，规模大，病人多，建院时间长，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管理章程和医疗秩序，并且西医力量强大，检测仪器设备先进，抢救危重病人效率高等等。而中医院的优势是什么呢？只有中医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1974年，王震将军来陕西视察，身患腹泻，久治不愈，来榆林后张老先生以小半夏加茯苓汤治愈，顿时名噪三秦。李世平老先生善治消化系统的疾病。郭维一曾师从名医杭逢源先生，治疗脑、肾病较为特长。除此，还有一批有实力的中医师，如已故名医高镇南之子高智，家学渊源，又经过陕西中医学院深造，擅长妇科和心脑血管疾病。中医学院毕业的高年资大夫高万佑、刘全德和杭逢源之孙杭共存、张鹏举之子张征以及曾师从清涧名医霍静堂先生的中医妇科医师刘茂林、内科医师刘彩云等一大批很有前景的中医人才。医院领导中，有三位副院长从事中医工作，还有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院长也是中西结合的主治医师。所以，扬长避短，突出中医特色办院，在领导班子内很容易形成共识。加之，榆林群众喜欢接受中医中药，我们决心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做好文章。

首先，是按专业特长调整医师力量，充分突出中医特色。凡西医人员都安排在急诊、手术和病区内，发挥其专长。门诊部主要由中医接诊，城内各个门诊点的负责人和医生也是以中医为主。同时，要办好中医病区，增加住院病床。

其次，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切实提高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想到的就是姜良铎大夫。他是米脂人，大学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陕西中医学院，后又考取北京中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其导师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老中医董建华先生。他是我国第一批中医学博士，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内科工作。我院不少医生都同姜良铎是先后期同学，尤其是医院党委副书记高有明，同他既是同学，又系米脂老乡，过从甚密。1987年元月，我们用电话和信函联系，通过姜良铎给其导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促成北京中医学院王永炎副院长等10多位著名中医专家，于2月中旬专程来榆林指导和巡诊。先由王永炎副院长为榆林中医界做了“弘扬祖国医学”的学术报告，扩大了影响。同时，专家们又在我院城内门诊部坐诊，患者慕名而至，争相求诊。此后，趁热打铁，经过充分的材料准备后，我偕同高有明副书记于4月下旬即去北京，给国家卫生部中医管理局的负责人汇报了我院的情况，请求给予经费和医疗设备方面的支持。然后，又到姜博士所在的东直门医院座谈建立对口协作关系。由于该院院长也是董建华的弟子，因而对此事也很热心，经过磋商，双方正式确定了援助关系。最明显的效果是，我院开始分批派出多名青年中医师去该院进修提高。

7月份，我们又请陕西省中医管理局的负责人来我院检查指导，专门座谈如何办好中医院的问题。同时，趁陕西中医学院学生来院实习的时机，我们又和该院师生共同探讨如何充分发挥中医特色的课题。8月下旬，北京和西安的10多名中医专家再次来到榆林，使我院的中医诊疗技术得到一定的提高，进一步坚定了办好中医院的方向。

这期间，我们还多次派出以张鹏举先生为主的医疗小组，为定边氟中毒病患者诊病。定边氟病区，因水中含氟量过高而使这里的居民多患氟骨症病，严重的可致人丧失劳动能力以至瘫痪。为此，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曾多次深入病区调查研究，并拨出专款改水，以杜绝这一病魔继续危害下一代，但对现症患者还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张老先生积多年的丰富经验，研制出了专治此病的方药。医院积极支持老先生一心为民的善举，每隔一段便派人派车义务巡诊，观察记录病情变化和药物的疗效。与此同时，还作为一项中医科研课题向省上申请立项，以争取专款坚持防治下去。这样，既能缓解患者的病痛，又可减轻经济负担，受到了病区人民的齐声称颂，也充分显示了中医在这一方面的独特优势。

早在8月初，医院就接到国家中医管理局决定在北京举办“中医院长学习班”的通知。地区卫生局征求意见时，我决定报名参加学习。当时我的想法是，既然一时调不走，就要力争当好这个院长，这次学习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既能在管理知识方面得到提高，又能同各地的院长们学习交流发挥中医特色办好医院的经验。正式报名前，我在医院领导班子会上征求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去学习，并鼓励我要由外行领导变为内行领导。

于是，我从10月16日到11月26日，用40天的时间，在北京中医学院“全国第四期中医院长培训班”上，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医院管理知识。这是我第一次在有门槛的高等学府学习，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地聆听大学教授的讲课。课程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医院管理的基本原理、系统工程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和医院领导工作理论，又有具体的医院组织管理、财务管理以及药房、医疗设备和物资管理等知识。中医方面有中医研究方法学、中医科研管理和中医形势政策教育等。另外，还有医院改革和卫生统计学、医疗事故处理等实用性较强的知识。最后，培训班还为我们介绍了国外医院现代化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听了这些教授们的讲座，使人开阔了视野，在宏观上高屋建瓴地理解了医院管理的本质，从而增强了办好医院的信心。但是，对我来说感觉收获更大的还是讨论课，有20多名中医院长在一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各抒己见，让人更容易理解和消化理论课的内容。上海、浙江、广东、江西、吉林、新疆等省级中医院的院长们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也丰富，他们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有更现实的指导意义。

令人难忘的是，在学习期间，利用每个星期天，我与同宿舍的几个学员先后游览了北京香山、明十三陵、八达岭长城、颐和园、故宫和中南海等名胜古迹，还去“毛主席纪念堂”第一次瞻仰了老人家的遗容。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会场大厅，便想起了1962年1月，父亲曾以县委第二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还一起照过相呢。

“培训班”的理论课程讲完后，学院还组织学员们参观学习了北京东直门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房山区中医院，听取了这3个医院管理方面的经验介绍，颇有收获。11月28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典礼，前卫生部长崔月犁到会讲了话，并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学习结束后，张鹏举副院长带几名科、室主任专程来到北京，同我一道去东直门医院用陕北大红枣表达了感谢之意。同时，也拜望了董建华老先生和王永炎副院长。然后，又到国家卫生部中医管理局，汇报了我院的具体困难，并打报告请求在医疗设施方面予以支持。中医管理局接待我们的两位同志，看到张老先生年过七旬还专程来京为医院奔走，很是感动，答应一定给胡熙明局长汇报，想办法帮助一把。接着，我们又去地方病防治局，汇报了定边氟病区防治工作进展情况，要求拨点专项经费。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局里的防治经费不分什么病种，都已切块下达到各省、市、自治区，让我们尽快到陕西省卫生厅去争取。无论这次行动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12月初，冒着凛冽的寒风和冰天雪地，我们一行返回了塞上古城榆林。

（二）摸索走出医院改革的路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首先，是广大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接着，是国有企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由厂长负责制到以车间（班组）定额承包以及计件工资制等逐步推行，短期内也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可是，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向国家积累资金，以提高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医院，能不能进行改革呢？刚开始还不太明确。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省、地卫生部门的文件中，要求各级医院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领导地开始试行改革。地委和行署的主要负责同志也在大、小会议上动员，除了国有企业外，各个事业单位也可以有步骤地搞好改革。在改革中可先行试点然后推行，即使出点问题也不要紧，不能求全责备，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进行智力开发的积极性，……”根据这一精神，我们组织医院领导班子、科室主任及全院职工，学习了有关改革的文件和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并进行反复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医院改革，势在必行。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也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在统一认识的前提下，我们在1987年，先以打破奖金平均分配为突破口，拿出了初步方案，即以接诊患者数量、处方和检查收入、住院人数、手术人次和治愈率等指标，确定奖金基数。然后，自下而上地讨论，定出方案后年终兑现。这样，拉开了科室间和个人之间奖金的档次，让医护人员初步尝到了甜头。美中不足的是奖金总量较少，又不敢在基本工资上做文章，职工积极性的提高也是很有限的，尤其是行政和后勤管理人员仍然拿着平均奖金，还不能尽如人意。

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一年，还配合地区卫生部门开展了医护人员的职称改革工作。这是每个医护人员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因为技术职称标志着一个人的技术品位，并且为今后以职称确定待遇的工资改革奠定基础。对此，我们非常重视，及时成立医院“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和“评审委员会”，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照文件进行研究。最后，确定的原则是，凡是符合基本条件者，尽可能多地推荐上去，这样更能调动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和钻研业务的积极性。

在全国中医院长学习班上，听了一位教授介绍了各地的“医改”动态，并提出了“卫生部门也要树立经济观点，才能办好这个福利事业”和“实行医疗服务优质优价，允许知识、信息、各项专业技术的合理收入”等观点，同时又听取了其他省、地医院一些改革的做法，使我的思想更加解放了，胆子也更大了。所以，回来以后就想把医院的改革再引向深入：一是在院长负责制的基础上，推行科主任责任制；二是在科室实行各种技术承包制。4月初，行署专员李焕政在讲话中也把中医院列为改革的试点，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改革的决心。但是，在具体运行中遇到的困难是，各科室的承包基数指标一时不好确定，于是又组织人员先摸清历年各科室的实际收入，重新确定医护人员编制，再计算出任务指标和超额抽成比例等数据，然后定出方案交由各科室讨论，提出补充修正意见来，最后再上会正式定案。因此，1988年我院对科室承包制还处于反复酝酿和研究阶段，真正实行的还是上年的奖金提成制。正当我们医院的科室承包制方案渐臻成熟之际，榆林地委通知调我到县上去工作，因而计划下一年实施的改革方案，只能供后面来的领导同志参考使用了。

1988年9月份，连续发生了两件对我影响比较大而又令人伤心的事：

一件是，副院长张鹏举老先生病重两月有余而溘然长逝了。由于他是上届的省政协委员、榆林乃至陕西的名老中医，在榆林干部群众中有极高的声誉，因而病故以后，地委、行署的领导十分重视，安排在行署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老先生病重期间，我们曾多次去家里病榻前探望。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老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我刚走进他家门，当家人告诉他是我来了时，他挣扎着坐起来，叫了一声“张书记”，便嚎啕大哭起来。他的家里人也觉得奇怪，说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跟前掉过眼泪，不知今天是什么意思？老先生哭完后，再也没有说什么话，慢慢地躺下身子，闭上了眼睛，眼角仍然挂着泪珠。这时，我似乎听懂了他的意思，自从我调来医院以后，对张老先生非常尊重，这不仅因为他是名医，更多地是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因而，在每次领导班子会上，对他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我尽力给予积极地支持。他在古稀之年还能同我一起下西安、上北京，为医院的发展，为中医事业奔走呼吁，请求上级支持，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相互交往期间，我俩从工作到生活，无话不谈，渐渐地成了忘年之交。几年里，他曾在自己的家里多次请来榆林名厨，备下盛宴请我和艾建国、高瑞成等几个至交吃饭拉话，显然我们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更主要的是，我是党委书记，在他的眼里，我就是党组织的代表。因而，在见到我的一刹那，他是满怀悲情地告诉朋友、告诉党组织，他还愿意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群众继续服务呢，不想就这样地离开工作岗位，离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呀！然而，他又是一个医生，清楚地知道自己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所以就把千言万语以这一特殊的方式，一股脑儿宣泄出来。在老先生病故的前前后后，医院和我个人尽一切力量为他准备后事和筹备追悼会，直至最后埋葬在去青云山途中的山坡上。在老先生一周年忌日时，又由艾建国、李一生等人发起，有姜良铎、高瑞成和我等20多人联名为他立了碑，耸立在距坟茔不远的大路旁，以彰显张老先生一生为民解除病痛疾苦的功德。

另一件事是，我老家一个侄子张丕发，为了顺利升入大学，由吴堡中学转到榆中读书，在东沙同4位吴堡籍同学合伙租赁一间民房，一天晚上因炕火煤烟不畅而中毒死亡。睡在靠窗子的两名学生虽然没死，也脑神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当我接到电话即刻驱车来到二院急诊室，看到3个原来活奔乱跳的学生，躺在地上那惨白的脸庞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孩子们还不到20岁呀，怎么会这样呢？两天以后，我们的老大哥、丕发的父亲保京来到榆林，看见自己的老生儿子的遗体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站在一旁，为侄子年轻的生命，也为老大哥老年失子之痛而悲伤。怎么能这样呢？老天不公道呀！我同保青两家，一边帮忙将孩子的遗体运回老家，一边尽量在精神上安慰老大哥，不要让他的身体因此而跨下来。在灵车前，送走了老大哥，我怅然若失，几天内也无心工作和学习。

也就是上述这两件事，对我精神上刺激相当大。自我电大学习回来医院工作已两年多了，思想上便萌生了想换个工作环境的念头。于是，去找了由卫生局调任地委组织部长的李守飞，表述了我的调离愿望。李部长善解人意，答应尽量帮忙。过了半月有余，守飞同志打电话把我叫去，说在有地委蒋副书记参加的部务会上，讨论了我的请求，最后确定的原则是：如果愿意下到县上并担任副职，可以考虑调动；若不愿意当副职，就继续留在医院工作。我想了一下，问他：能到哪个县去呢？他说，米脂或神木县。于是，我就痛快地答应到县上去工作。因为，我是属于“起步早，进步慢”的人，今后的仕途注定是不会顺利了，你不想任副职，继续呆在医院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离开呢？况且，米脂县委书记张增连原来在榆林县曾经是我的下属；神木县委书记贾建文是我同期的共青团干部，又是吴堡老乡，估计在他们手下工作会支持我的，所以不论职务高低，只要工作熟悉顺手，又心情舒畅就行。又过了一个月，医院有人议论把我调到子洲县任常务副县长，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不是说好了米脂或神木县吗？怎么成了子洲呢？

子洲县当时给外界的总体印象是“复杂”，主要表现在县内干部分为两大派，所以一般人是不想去那里工作的。记得1983年，在中医院住院看病的子洲县委书记，是一位很有能力又有极高威望的领导同志，他曾亲口对我说：地委这次若不调动，我也不准备回县上去了。由此可见，这位书记一定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或者难以克服的困难了。在听到传言的第三天，组织部通知我下午上班时在地委会议室开会。到了会场以后才知道，是对调动、交流到各县的领导干部集体谈话。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在宣读了地委任免干部的文件后，要求大家服从调动，顾全大局，尽快报到，努力搞好工作。文件对我的任命是：子洲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同我一块调到子洲县的还有刘浪，他原是吴堡县委副书记，据吴堡县的老干部们说是一位很不错的同志，这一次被任命为子洲县委常务副书记。我俩也就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面。会后两人约定，赶11月底前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此后几天里我才弄清楚，在地委常委会上是李凤阳书记改变了组织部提出的意见，要我去子洲县的。表面上的理由是，我曾在榆林县政府担任过领导，对政府工作熟悉，加强一下子洲县，同时也不排除他对家乡关注的因素。唉，现在地委文件已经下达，铁板钉钉了，无论是多么恶劣的环境，我也要义无反顾地去经受考验！至于职务由正职变为副职，在我的思想上也没有什么，一是组织上有言在先，二是父亲1964年就是从吴堡的县长调任为地区农牧局副局长的，他老人家对待组织的调动，从来不讨价还价，也没有丝毫的怨言。我想，只要自己尽职尽责，作风过硬，无论是什么职务，也不管条件多差，都是可以做好工作的。

就要离开医院了，我抓紧考虑了一下当前手上的几项工作，在院长办公会上给临时指定负责的高智副院长交代清楚，党委的工作由副书记高有明管着。28日，医院召开了有各科主任和护士长参加的欢送座谈会，并合影留念。30日，便派车把我送往子洲县人民政府。

回首到榆林地区中医医院工作6年多，前后两段实际工作4年多的时间，有什么成绩呢？就医院讲，只是在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的前提下稍有发展，但发展不是很快，没有改变其离城较远、交通不便、病源较少的局面。虽然在城里开办了些小门诊部，效益较好一些，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故。就我个人来说，能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地区级单位开展工作，也算是一种历练和提高吧。特别是医院张鹏举老先生、李一生副院长和马世华主任等人的敬业爱岗精神和视患者如亲人的医德医风，使我受到教育和激励。除此，在电大两年的学习，也使我增加了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本钱。在北京中医学院的培训，提高了管理水平，也有很大的收获。因此，几年内我尽心竭力地工作着，为全体医务人员更好地救死扶伤排忧解难，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神圣事业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始终如一，无怨无悔！

同时，这几年内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大儿子张明大学毕业后，作为选调干部分配在榆林县工作，开始在牛家梁乡政府，锻炼了两年，已调回县委组织部门；二儿子卫明和女儿红梅都通过招工在中医院和中医学习班上班，而且女儿又被选送到陕西中医学院医师班学习。两个儿子先后结婚成家，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988年内，两个儿媳相继给我们生下两个孙子，取名笑笑和欢欢！我已是儿孙满堂的人了，家里有老伴操持打理，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只有安心地去新的工作岗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了。

在离开医院的前一天，李一生副院长为我写了一条幅，只有4个字：“柳暗花明”。他特意裱好后作为分别礼品赠送我，其寓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似乎去县上工作比医院更有前景一点。但是，也很难说，到底去子洲县的这台戏能不能唱好，还是个未知数。无论如何，我要从这个“山重水复”中勇往直前，希望走到那个“又一村”！所以，在临出发前，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是留恋，是高兴，还是担忧？也许是兼而有之吧。

虽然调离了，但在这20多年来，我还一直关注着中医院的每一点变化，它毕竟是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度中医院长调任卫生局长，同时继续兼着院长职务。本来，这是件好事，可以更好地支持医院发展，不成想却使医院一度处于无人管的状态，遇到问题和困难解决不了，最后竟到了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的地步。于是，医院职工到榆林宾馆找地委书记，打着横幅，要求尽快选派院长，发放工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深表同情，也替医院职工着急，但又爱莫能助。可喜的是，职工们这一招还真灵，很快就配上了一个既负责任又能干的院长，几年内筹集资金在城内新建路上修起一座6层大楼，并购买了美国进口的现代化诊疗设备。大楼竣工暨开业典礼，医院把历任领导都请回去，参加完庆典后又参观了医院全新的门诊、病房和医疗仪器。既有体现中医特色的“国医馆”，又有中西医结合的“北方医院”，看后令人欣慰，中医院终于在城内有了一块医疗阵地了！近几年，医院的发展变化更快。1999年春季，医院在“三级甲等医院”挂牌时，我们几位曾在医院工作过的领导，再一次被请回去参加祝贺。院长苏买泉，是我在医院时选送到北京中医学院学习管理专业的。近几年的工作实践证明，学有所成，管理有方。去年，他还被光荣地推选为省级劳动模范。院党委书记杭共存，是我在医院时的医务科长、医院党委委员，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锻炼。他是陕北名医杭逢源之孙，非常热爱中医事业，同苏买泉配合地也很默契。因此，现在的市中医院，在榆林形成同二院、星元医院并立的鼎足之势。无论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榆林干部群众中的声誉日盛。除此，主任医师韩增、高智和刘茂林还被国家和陕西省中医管理局认定为全国和全省的名老中医。去年，榆林市选定的十大名老中医，中医院就有六名。今年，全市推举十名优秀中青年中医师，中医院又有两人。每当听到这些消息时，我就十分高兴！我相信，在医院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经过全体医务人员共同努力，榆林市中医医院将会取得更加骄人的业绩，这是中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光荣，也是榆林人民群众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