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之点：
（一）父亲同我都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县一级政权机构的领导人，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称作“县人民委员会”，还是后来改为“县人民政府”，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样的；管理乡镇（公社）、村组（大队和生产队）社会和生产秩序的职能是相同的；关怀人民群众生活的职责是不变的。领导班子中，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同样的，因而县长也只是政府领导集体的班长，只有挑起重担的义务，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利。
（二）县政府的运行机制和工作方法前后没有什么区别。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行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包括电话会议），发出各类文件以及下到基层（乡镇、村组）调查研究，总结点上的经验，然后推广到面上施行。县长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党政纪律规定，并且要努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我对父亲干干净净做官，堂堂正正做人，廉洁奉公，勤政亲民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是一脉相承的。
不同之处：
（一）父亲同我是分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县长。上世纪50——60年代，父亲在县长任上经历了建国初期恢复经济阶段、国民经济“一五”和“二五”计划阶段、“大跃进”以及国家经济困难直至好转阶段。其间，又有“一化三改”、“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和“社教”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以后，各项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的是一条“左”的政治和思想路线，经济建设处于从属的地位，而且没有计划生育的工作任务。而我任县长的90年代，是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各项工作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框架下进行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同时都要重视。
（二）工作的环境不同，条件有别。父亲任职的吴堡县面积小（400多平方公里），人口少（60000多人），县情较好，“十家九亲”，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比较少。而我任职的子洲县面积较大（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较多（260000多人），县情比较复杂，存在着多年的地域派性。60年代前后，县政府的工作条件很差。交通工具基本没有，下乡刚开始还可以骑马，后来不养马了，只能步行。去省城开会要经山西介休达火车，到地区办事则要乘坐班车（起初是大卡车）。通讯，只在政府办公室有一部电话机，如有急事就发电报。那时，食宿条件更差，办公室兼宿舍就是一孔窑洞，而且陈设简陋，吃饭都得上大灶，红面饸饹和玉米馍是家常便饭。好的一点是，那时在干部工资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尚可保证按时发放。而我当县长时，交通条件大有改观，县政府有4辆吉普车，专供县长和副县长外出开会和下乡使用。通讯方面，在每个领导办公室都有电话机，后改为自动电话。临调离前，我也有了“大哥大”手机。办公室面积较大，设施也较好。机关灶上伙食不错，大米白面、蔬菜肉食已不是稀罕之物了。令人烦恼的是，由于干部职工人数每年政策性增加较多，工资也逐年提高，使得各级财政增收幅度，跟不上人头经费的增长，因而出现了贫困县干部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的特殊现象。
（三）上世纪80年代以前，县一级没有“人大常委会”和“政协”的常设机构，只有党委和政府两套领导班子。县人民代表是由乡镇（公社）“人代会”选举产生，县长等领导人也是等额选举。改革之后，县长的工作，除了党内和群众监督外，还要接受县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依法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换届时的差额选举，对县长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要想顺利当选，就得在平时工作中严于律己。不仅要遵纪守法，更要体察民情，为群众多办实事，不能只浮在上面做表面文章，那样人民是不会认可的。除此，政府职能部门的变化也很大。50年代，县政府下属由起初的民、财、教、建4个科，逐步发展为10多个局、委、办。到了80年代后，县政府各部门发展成为30多个，而且县长、局长等领导职数由原来的一正一副增加为一正三四副，甚至四五副了。县政府机关干部职工队伍也壮大了很多，原来只有30多人，我任职时已近200人了。这样，工作起来就比较费力气，既要服从县委统一领导，同时又要同县“人大”、“政协”搞好联系。政府班子内决定大事，先要充分征求各位副职的意见，对各部门布置和检查工作也要注意协调正副职之间的关系。否则，掣肘、踢皮球的事就会出现，给工作会带来一定的阻碍和损失。
（四）父亲任县长10年，在吴堡县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我当县长近5年，虽然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政声方面同父亲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点我是心悦诚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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