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心得

从1976年8月，由公社党委书记提任为榆林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2003年2月在榆林市农业局正式退休，我在副县级和县级职位上共干了26年多的时日。其中，任正县级职务10年，在榆林县和子洲县先后当“县官”15年有余。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总体上还能够尽职尽责，做了不少工作，有成绩，也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欣慰，也有苦闷，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概括地说，感悟深刻，体会颇多，这里仅将点滴心得简述于后：

（一）谁之“父母官”？

担任子洲县长以后，当地有的干部群众，甚至时任榆林地委和行署的子洲籍领导同志见了面也戏称我为“父母官”。当然，大多是善意的，也有玩笑的成分在内。但是，我听以后总觉得有点别扭。众所周知，“父母官”是两千多年来，封建衙门遗留下的一种称谓，意为一旦当了“县官”，就成为这一地方的“父母”了，要为黎民百姓当家作主。仔细想想，这一称谓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社会，不是妥当与否的问题，而是本末倒置，是涉及到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县长究竟为谁当的大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断然是当不好这个“官”的。为此，我曾在子洲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专门讲了自己的观点。我以为，当“县官”，既要有上级组织的考察、筛选、认可和提议，又要经过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决定，即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党组织赋予的一种责任。而且，我们每月所领取的薪酬，也是全体纳税人的血汗钱。因此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县官”的主要职责，是利用人民政府这一公器，不仅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还要为他们谋福祉。决不能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更不可欺诈、哄骗群众，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所以，我在榆林县和子洲县政府工作期间，无论是在机关接待群众来访，还是下乡到农村，对基层干部和农民，首先在态度上和颜悦色，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然后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绝不“横眉冷对”老百姓。然而，对政府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却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对一些谋私钻营的干部，我经常给以严厉地批评，就是因为这些人严重失职、甚至渎职，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的缘故。因此，中层干部中对我有“歪”（厉害意）和“怕”的说法。而我却觉得，当领导脾气不好不要紧，关键是心眼要好，训人不整人是为官者的人品。为了工作，为了子洲全县人民的利益，有时也得罪人。我想，不得罪这些人，就得罪了人民、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因而，只要出于公心，就问心无愧！

同时，我对“芝麻官”这一称谓反倒认同，因为一名“县官”，在全国这一大棋盘上，也就是2000多个“县官”之一。中、省、市、县与此同级别的“七品官”，多如牛毛，是各级政府中最小的“官”。称其为“芝麻官”，可以使本人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员，而不至于妄自尊大，不知脚手高低。也不致被那些逢迎拍马之辈喊两声“县长大人”或“县老爷”就飘飘然了，且由此而端起“官”架子，对人横眉竖眼，颐指气使，甚至出言不逊，“老子天下第一”。这些人说到底，是忘记了人民公仆的本质，丢掉了革命者应有的本色，违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果真如此，人民群众则不买你的账，就会群起而攻之，罢掉这个“芝麻官”，上级党组织也不再会信任和起用这一自认为是“县太爷”的人。

（二）升官发财吗？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初次出差去南方，在广州一街边小摊上看到有个小小的“棺材”模具摆着卖，很是诧异。一问摊主，才恍然大悟，原来人们买了这“棺材”摆放在家中，取其谐音，图谋“升官发财”呢！那么，升官以后就必然发财吗？这个话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具体的分析。当然，大家都明白，这个发财绝不是指随着干部职务的晋升而相应地增加一两级工资，而是特指发“横财”而言。说具体一点，就是通过权钱交易，贪污或者受贿而攫取额外的钱财，也即所谓的“灰色收入”。这在当前官场上相当一部分官员中，似乎是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也不是每个当权者都是如此。即便在贪腐之风盛行、物欲横流的今天，仍然有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为钱财所惑，能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们是人民拥护的好“官”，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我在子洲当了几年县长，既无升官的感觉，也没有发了财，只是觉得肩膀上的担子沉甸甸的，经常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既无愧于党组织的重托，又对得起人民的期望。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子洲县是个穷地方，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吧！对我来讲，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还是看你当官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发家致富、光宗耀祖、荫及后人呢？还是一方面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就是看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何。如果我主观上想谋私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俗话说“瘦驴屁股里也能打出粪哩”，穷地方照样有行贿送礼之人，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收买“官心”。我们掌握着干部升迁、人事调动权，都是依据本人的德、才与工作实绩，凭组织和人事部门的考察汇报以及下级组织的推荐决定任免。有时，甚至连被提拔对象的面也未见过。这样的组织行为，个人当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相反，如果你工于心计，“不见兔子不撒鹰”，捞不到“油水”不研究，那自然会有一笔不菲的钱财进入腰包的。还有，即便在当时不能按时发放工资的情况下，一个县每年在计划内或计划外总会安排几项城建、交通和扶贫等方面的建筑工程的。如果县长专权一点，插手工程发包，便有可能从包工头那里得到一些好处。“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就有鬼跟来”，对这些“生财之道”，我也是清楚的，只是不屑于此。大、小工程都让分管副县长和主管部门具体去实施，既体现了分工负责的民主作风，又便于施行廉政。当然，我也没有真正做到一尘不染，对一些人逢年过节登门拜访送来烟、酒、茶和水果之类的礼物，有时也因碍于情面而不好拒绝，但对于提出非分要求并送来钱财者，一律婉言谢绝。因为，我视自己的声誉如同生命一般。人生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置换的，这与我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和自己后期的修养是密不可分的。贪近似于贫，无数贪腐案件足以证明，贪得无厌往往会导致一贫如洗。人的欲望与生俱来，无可厚非，但无止境的贪欲比万丈深渊还可怕。“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极为深刻的人生哲理。记得2002年，市农业局机关集资修建家属住宅楼，因为廉价征用了农校的一块土地，所以每套房子造价不是很高，面积为150平方米的单元房，大约14万元多一点。就这么点钱，我也一次拿不出手，向银行按揭贷款7万元，月供760元，至今仍未还清。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在贷款时，局里一位干部不可思议地问：“你怎么还要贷款呢？”估计他认为凡是当过县长的，都是发了横财的人。他的质疑让我无言以对，只好调侃地说：“我是想给银行付点利息，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嘛！”我心知肚明，他大概是把我划入“贪官”之列，真是不可理喻！我虽然当权多年，不要说贪污受贿，就连临时借用差旅费，也是每次出差回来便及时算清，不想让人指着脊梁说利用职权挪用公款。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基本上是一个清廉的干部，当过官，但没有发过横财！

2003年冬月，家里阳台上种养的花卉中，唯一的一盆“发财树”凋零了，我突发奇想，写了一首《无题》诗，以表达我的“财富观”。现附录于后，与大家共勉！

工薪数十载，从未发横财。不佔亦无贪，要德也爱才。

平安即富有，体健便风采。青山永不老，横竖可伐柴。

（三）“官逼民富”对吗？

在子洲县抓计划生育工作和落实种植烤烟面积时，曾听到一位乡长汇报工作时说，我们不能“官逼民反”，还不能“官逼民富”吗？此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仔细一琢磨总觉得不妥，于是便给以及时纠正。这里的要害就是“逼”字，带有强制性。尽管我们的出发点，是想让农民很快地富裕起来，但运用逼迫的手段却是极不妥当的。要看到，农民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大多数人文化素质不高，因而接受新事物比较慢。我们要推行一项新的工作，包括农业生产中的新品种和新的耕作方法，一定要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的办法，让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接受，才有可能行得通。相反，如果用简单粗暴的强迫命令、“一刀切”的做法，有时即便农民在口头上接受，行动上仍然持抵触的态度，效果还是不会好的。你说这样可以致富，他还将信将疑，要再看看周围其他人怎样行动。万一你们县、乡领导是瞎指挥怎么办，最后受害的还不是农民吗？而且这种事例，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不是没有过的。只要我们反复细致地讲清道理，并且先行试验示范，让农民亲眼看到明显的效果，他们还是愿意听政府话的。这里，为我们提出一个如何当好官的问题。在解决好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下，怎样服务好，也是一门学问。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我们做事的标准、办事的底线。一定要通过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所说的“官”，即各级领导，其主要责任就是通过引领和开导，带领民众奔向富裕文明之路。一切愚民政策和强迫命令驱使群众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同时，还要爱护民力，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一旦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就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甚至是法律的手段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说我们各级官员要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替他们当好家，做好主。诚如此，才能称其为人民的好公仆。

（四）“当官的哄死人不抵命”辨析。

“当官的哄死人不抵命”是流行于当地官场的一句俗语，一般是出自被哄人醒悟之后的话。由此可见，在各级领导层中以花言巧语糊弄人者大有人在。按理说，无论担任哪一级职务的领导干部，或者说，不管你有无职务，即便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应该诚恳待人，表里一致，绝不能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所以，不仅要实话实说，而且要说到做到。但是，偏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不是这样，他们会上讲的一套，会后干的又是一套；对上级，汇报成绩，夸夸其谈，说到问题，含糊其词；对同事，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对下级，言不由衷，能哄则哄。如果有人提出具体问题请求帮助，当面态度很好，答应一定解决，事后能否兑现则另当别论。究其原因，有的推说事情多忘记了，有的则原本就不打算解决，只是为糊弄一时罢了。这种情况，作为下级，也不好催促，更不敢质对，只得慨叹：当官的本来就哄死人不抵命嘛！

在我近40年的从政生涯中，无论是公家的事，还是个人的事，尽量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并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然，在“社教”和“文革”运动以及农业学大寨的工作中，受“左”的路线的影响，也有时随大流说一些违心的话，制定过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上能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对下级请求解决的问题，凡是政策范围内允许的就答应，承诺的事必须千方百计地兑现。如果有违政策法规或者客观条件限制，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一开始就不予答应，即便因此而得罪人，也不会有意去哄人。因而，在子洲县，干部群众凡是找过我的人，都知道不需要再纠缠去了，不管答应与否，说话是算数的，守信用，重承诺，绝不哄人。然而，我却亲身领略过被人哄的滋味。在工作中，一些领导点头而最后落实不了的事经常会遇到，其中有些问题是真有实际困难或客观情况有变化而难以兑现的，也有这些人不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任的。属于我个人的事，比如职务的调整、住房困难的解决以及孩子工作的调动等几件事，先后就有3位顶头上司，当面答应帮助解决，事后又杳无音讯。为此，我虽然没有什么成见，但一个人经常在想，人生在世，信用为本，这些领导不知怎么想的，你办不到或不想办，完全可以当初就不表态嘛，何必这样呢？百思不得其解！

古人云：言必信，行必果。信用，是道德的崇高境界。经商要有诚信，做人要有诚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级党政领导干部，更应对党忠心，对人真诚，做诚实守信的模范。如果经常言行不一，瞒上哄下，尽管哄死人也不需要抵命，但抵的是你的威信，抵的是人生价值，在下级印象中成为一个哄人的官员形象总不是光彩的吧！假如你真的奉行林彪宣扬“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话，那就不仅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和称职的领导干部，而是违背党的路线和人民利益的离径叛道者，是党棍，是官僚，最终会被党和人民摒弃的。

但愿，今后再听不到“当官的哄死人不抵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