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员的身影

（一）考察县、区领导班子。

2000年7月底，地委发出通知，免去我地区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的职务，同时改任为农业局调研员，正式退居二线工作。接任我职务的是子洲县委副书记白宜勤。1996年10月他从清涧县调来子洲任副县长，同我一起共事半年多一点。宜勤同志来农业局，对我十分尊重，常以“老领导”称呼。然而，我心里明白，不插手干预局内的事情，尽量给机关减少负担，本身就是对局里工作的支持。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我的这一抉择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有那么两三个局的调研员，退下来以后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参加机关的所有领导工作，却被人讥为“舍不得丢开手中权力”，真是出力不讨好。

那么，我退居二线，又不参与局里的领导工作，就在家里赋闲吗？不是的。就在我刚刚给新局长交接完工作后，地委组织部便通知我参与考察县、区领导班子的工作。首先，由我带队，同组织部和纪检委的6位同志，一起考察了榆阳区的领导班子。因为，原区委书记刘汉兴提任为市政协领导，至少要考察一名区委或政府的正职领导，同时在后备干部中提任一两名副区级干部。基本程序是，先召开大会进行民主测评；然后分别找几套班子的全体领导干部、各部门和乡镇的正职领导谈话，认真听取他们对原有主要领导的看法，对新提任领导的建议，以及对后备干部中有望提拔人选的倾向性意见；最后汇总各方面的意见和测评的票数回地委组织部汇报。考察中，因我30多年来从未专门搞过干部人事工作，所以从提问到作笔记都格外地用心，同时虚心向组织部的老同志请教、协商，以不负组织对自己的重托。

接着，考察了绥德县的领导班子，该县的书记王志洲在地改市的“人代会”上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长曹世玉是从延安市交流来的干部，到绥德后以“城镇带动战略”突出地抓了县城建设，而且以改革的思路，用资产置换的办法，未花政府的钱就修建了几个广场、几条大道和被称为“天下第一”的大牌楼，使名州绥德旧貌换新颜。因而，这位县长成为自上而下公认的接替县委书记的最佳人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选拔一名县长人选和一至两名拟提任的后备干部。

在绥德县考察干部的第二天，恰逢市委书记马铁山从西安开会返回时也住在绥德宾馆。他是晚上10点钟以后来的，见到绥德县的领导便打问我住在哪个房间，说要看看我。不巧的是，我已卧床休息，没能见上。第二天一大早，我起来后，听说马书记来了，且昨晚就打问我，便径直去找书记。进了马书记的房间，他首先非常谦和地道了一声“辛苦了！”接着，告诉我，“抽调你搞干部考察工作是经我批准的，不单单是培仓的意见。”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让我打消顾虑，放手工作。在我一开始被抽来搞这项工作时，有人议论说，从来没有见过农业部门的人考察干部，这纯粹是因组织部长刘培仓曾是主管农业的副专员，同张某个人关系好而随意为之。听到这一说法，我倒没有在意，任凭他们说去吧。而且，只能是激发我更加细致地把工作搞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最后，马书记说：“你为人正派，又有领导工作能力，要不是超龄了，凭你的资历，组织也应该提拔使用一下！”这也算是书记对我的肯定吧！

这两个县（区）考察结束后，我又受命带3位组织部的干部连续考察了市司法局和石化局。这两个部门的局长都因年龄到了退二线的界限，需要新推选一名局长人选，同时在年轻干部中选拔两名可使用的对象。9月初，我们一行6人，又去了横山县。这个县的书记孔德勤、县长王延生觉悟高，人品好，工作扎实，深得民心，不需要更换。主要任务是考察任职时间较长的常务副县长郝丕明，如果表现不错，准备在市上哪个部门以正职使用。同时，在后备干部中，也要选拔一两名佼佼者。10月下旬，刘培仓部长亲自去靖边县考察班子，点名要我当他的助手。主要是因县委书记杨树业调到榆阳区委任职，要就地考察一名正县级人选。这次，因为有靠山可依，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压力，只认真作好记录，并提出一些建议就行了。进入11月，组织部又让我带队去了佳县和米脂两县，对县级领导班子状况只进行一般性的了解，主要是选拔年轻干部，因而任务也比较轻松。

总算起来，连同2001年8月至9月间考察的市第一医院和榆林中学，我先后考察了6个县（区）、两个部门和两个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从考察过程以及市委配备班子的情况和效果来看，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选配领导班子，特别是一二把手，对能否搞好一个县、部门和单位的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主席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真是至理名言。同时，我也觉得考察干部的人一定要公正无私、任人唯贤，而被考察并准备任用的人也必须是德才兼备、为大多数干部职工所拥戴者。比如，榆阳区和绥德县当时各需要一名政府正职人选，但在实际考察中，我们破例每县（区）推荐了两名正职对象，后来市委让被推荐的刘俊明和苏志中留任县上，干得都挺好。被推荐的另外两位同志也先后担任了市上两个部门的局长，无论是思想品质，还是领导才干，也都是比较优秀的。还有，市第一医院杨东明院长更是年轻有为，短期内便使医院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因此，他在第二届市人民代表会上，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该杨在我去地区中医院任领导时，还是刚从绥德卫校毕业的一名青年护士，后来调到地区卫生局和第二医院工作，进步很快，真是后生可畏啊！另外，考察干部的过程中，我也切身体会到了在干部工作中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每当我们到了一个县或单位，刚刚着手工作，就不断有人找比较熟悉我的老同志、老同学或老朋友打电话和写条子，让把某某一定推荐上。至于这里边有没有买官卖官者深藏其中，我浑然不知，只是觉得这股风气绝不是偶然形成的，已经相当普遍了。好在我有个总主意，所有推荐的人，一定是在民意测验中获得绝对多票数并进入前三名者，方可以考虑。若没有这个群众基础，无论是谁打了招呼也是枉然。总之，我们要通过努力，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让会干事的人有舞台，让多干事的人有待遇，让干成事的人有地位。一个干部有德无才固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但有才无德，则更是绝对不能重用的。必须使用那些忠于党的事业，愿意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这样，才能把改革发展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这方面，父亲比我有更深刻的体会，他在县委组织部担任领导好几年，知人善任是有口皆碑的。我虽然是临时受命负责考察这10个县（区）、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班子，也不敢有稍微的懈怠，更没有以权谋私，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且，不仅这一段的工作问心无愧，就是回顾30多年来的工作，我也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

在地委组织部抽调考察干部的间隙，我仍然坚持每天到农业局去，从家里到机关往返步行，也算是锻炼身体。办公室调换在局里下院的一孔窑洞，这样不打扰机关其他人的办公。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单位给我订了两份报纸：《三秦都市报》和《榆林日报》，每天除了浏览一些省、市新闻和通讯外，着重留意对文艺版面的欣赏，看到一些精品文章和诗词歌赋便剪裁下来，妥善保存，以备后用。以前在工作中偶尔也零零散散地剪报，但只有从退居二线起，才真正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这不仅能为自己积累一些知识资料，还想把它作为一笔精神财富传给儿孙后代。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我还于9月至10月报名参加了“榆林第七期公务员计算机培训班”。每天，认真地听辅导老师的讲解，按要求上机操作练习，最后经过考试，领到了学习计算机的“合格证书”。遗憾的是，“五笔打字法”终因记不住字头而没有掌握。所以，只能用汉语拼音法，而且多用“一指禅”，打字速度极慢，从来不敢同人在网上聊天，怕跟不上节奏人家讨厌。因而，直到现在写文章仍然还是用笔在稿纸上“爬格子”。但是，也不能算是白学，自此以后，我对手机、数码相机以及mp3等电子产品的操作就显得容易多了。总之，“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不断掌握各种新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已成为我生命中除了食物、水和空气之外的必需品了。只有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生命才显得更加有意义，也才不枉此生了。

（二）督查“三个代表”学习。

早在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高洲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论断一经提出，很快被中共中央认定为，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同时，称“三个代表”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继承历史、立足现实、前瞻未来的精辟论断。紧接着，中央就向全党各级组织发出了号召，必须深入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是“三讲”教育的深化和提高，“三讲”教育的目的是解决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实践；而“三个代表”则是把党建设好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体现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

因此，党中央安排在全国有计划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2000年下半年，先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进行。2001年上半年，榆林市委下发了“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安排意见，同时给市直各大系统和12个县（区）派遣了督察组。米脂县的督察组长由市委副书记王鹏担任，我被委以副组长，还抽调市“农发办”办公室主任薛耀荣为工作人员。因为王书记忙于抓全市的学习教育活动，所以米脂县的检查督促工作就由我们两人去完成。我们每个月都要下去四五天，先后到高渠、十里铺、杨家沟、印斗等18个乡、镇督察座谈，还对县党校、统计局、农行、人劳局等10个部门也进行了检查。4月份，我们参加了米脂县学习“三个代表”经验交流暨转段动员会，7月又出席了全县干部作风整顿动员大会。每次会议都安排督察组讲话，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同时给县、乡进一步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提了一些积极的建议，希望他们今后切实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全局，把各项工作搞好。9月上旬，米脂县委常委会召开民主生活会，我和耀荣全程参加，在常委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也为每位领导干部提出了希望和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在学习教育活动每一阶段结束后，我都向王鹏书记作口头汇报。最后，又以米脂县督察组写了书面总结材料，交给市“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算是完成了任务。

到了10月中旬，市委重新组织督察组，检查验收各县（区）的“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我又作为原市人大工委主任黄文选组长的助手，负责检查榆阳区和横山县的工作。12月份，由黄组长带领我和薛耀荣先后下到榆阳区的牛家梁和横山县的党岔等乡、镇验收，并听取了两个县（区）党委全面汇报后,向市委打报告交差。

2002年3月，榆林市委安排第二期村级“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共计25天，督察组的人员未变，任务仍然在榆阳和横山两县（区）。我们又多次深入到一些较大的村庄，直接同村党支部干部和党员代表座谈讨论，使“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逐渐为广大党员所理解和接受，并且身体力行，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真正达到通过学习，使党员干部受教育，农民群众得实惠的目的。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作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同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式写入党章，也在全国逐步深入人心。

在近一年的并肩工作中，我与薛耀荣由相识到相知，最后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耀荣也是吴堡老乡，他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来榆林，先在农科所工作，后又调到地区农业发展办公室，不仅知识层次较高，工作能力强，人品也特别好，因而此后不久便被提拔为市畜牧局纪检组长，成为副处级干部。这几年，我同他偶尔见面，从吴堡老乡到榆林同事，由单位工作到全市的发展变化，天南海北，无话不谈，推心置腹，乐而忘忧，真是一个难得的知己！

（三）参加母校“校庆”活动。

2001年9月29日至30日，我回到家乡参加了吴堡县任家沟中学建校45周年的校庆活动。早在4月初，学校就派尚虎平书记带一名教师来榆林找我，着重了解任家沟中学高六四级同学的情况和在榆林的师生工作单位、住宅以及电话等，并给了我一份《吴堡县任家沟中学四十五周年校庆简章》。到了6月中旬，学校正式发出通知，诚邀外地各届毕业的校友和曾在任家沟中学工作过的领导、教师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同时，电话通知我寄一份简历和照片，供学校举办展览和编写“校史”之用。临近校庆的前三天，校长张子平又打电话，恳请我代表历届毕业校友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再三推辞，仍然不行，只得答应下来。于是，用了半天时间把讲稿写好，然后电话联系在榆林的几位同班同学，一起回去参加“校庆”活动。结果，只有市卫生局的樊大受、卫职校的张培兰和农校的景明则3位同学答应同去参加。

9月28日，我们一行3人乘坐市农业局的小车回到吴堡县城。在宾馆报到时，每人都要给这次庆典活动自愿捐款，以表达对母校的爱意。同行的几位同学都捐了300元，我在家里就打算捐1000元，这绝对不是冲着学校对捐款500元以上者要立碑刻石留念，而是因为我在学校任过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当过县长，工资也相对高一点，理应如此。除此，又以市农业局机关捐款1500元，恰好我局的司机慕建海不仅是吴堡人，也是任家沟中学毕业的校友，我两共捐出2500元钱，不算很多，也还说得过去。当然，同那些省上厅级官员们支付公款或私企老板的捐赠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已充分表达了我们几位学友对母校诚挚的爱。

本来，原计划“校庆”的庆祝大会、文艺表演、校史展览等活动全部安排在学校内进行。不巧的是，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使得从县城宋家川到任家沟10华里的山坡土路，泥泞打滑，车辆难行。因此，中学校长请示县上主管领导，最后决定，庆祝大会改在县城举行。第二天上午，在吴堡县委礼堂召开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500多人，任家沟中学来了少部分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西安来的校友仅有李程鹏、张正萍等3人。榆林大概去了30多人，学校的老教师只有李务滋和李健生老师。其余就是本县的分管领导，教育局和下属各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在县上各部门、单位工作的部分校友，其中有已担任县人大主任任建龙和副主任慕明娥等，还有曾任过任家沟中学校长的张子政等人。大会由主管教育工作的白云社副县长主持，首先由县委副书记冯怀玉致词。她代表吴堡县委、县政府几套班子对学校表示祝贺，对专程回来参加“校庆”的老教师、老校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由中学校长张子平汇报了45年来学校所取得的可喜业绩，介绍了现在学校的教学设施、办学规模、师生精神面貌以及仍然存在的一些现实困难，同时展望了学校的光明前景。最后，由新、老校友和教师代表发言，我代表历届老校友发了言。当我在台前用比较沉稳的吴堡普通话开始念讲稿时，与会人员报以热烈的鼓掌，大概是因为有亲切感吧！掌声鼓励我更加提高了嗓门，大声地对母校表示祝贺，对老师们表达感激之情。接着，我回忆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在学校读高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时，环境是极其艰苦的，但精神风貌却是昂扬向上的，人人能刻苦努力，一心为报效祖国而学好本领。我们班是一个可爱的集体，团结友爱，勤奋有为，最后毕业34名同学，先后有17人考上了大学，这50%的升学率，为母校和吴堡县争了光。其余的同学通过各种渠道参加了革命工作，也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我在发言中，特别对那一大批献身山沟学校的外地教师表示了真诚的敬意！同时，怀念了李庆春、张烈、宋炳熙等几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学校领导！更怀念我们可亲可敬的班主任李美瑞老师！最后，对在校学生和老师们，提出了老校友深切的期盼和积极的建议，祝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美好！在发言中，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台上台下，气息相通。会后，与会者都称赞我讲得生动感人。有趣的是，我的同村老乡、同班同学任炳发因有颈椎病，经常开会坐不了多长时间，就难受得不得已离开会场，而在我发言时却由于全神贯注地听，一点儿也没有感到颈椎疼痛。真神了，大会讲话竟然有解除病痛的功能！后来，郝扬满和薛居英夫妇听宋相仁讲了此事后，打电话非要把讲稿抄写一份寄给他俩看看，我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晚饭以后，所有参加“校庆”的师生们又在宾馆餐厅欢聚一堂，唱歌跳舞，其乐融融！

回到宾馆寝室后，我和李程鹏一起议论一番，总觉得意犹未尽，搞“校庆”没有看到母校，也没有见到全体在校师生，太没有情趣了！于是，叫来张子平校长，让他请示县上领导，组织几辆吉普车，让我们回到那所山沟学校去圆圆梦。不一会儿，张校长回话说，领导同意了。

次日早上，天已放晴。早点后，30多位师生，分乘由校友、政府办主任贾光明为我们调派的7辆吉普车向任家沟中学进发。当车辆过了“猴桥”走上山路时，开始爬行了，几天来的连阴雨，使这条本来就不太平直的山坡路，多了一些坑坑洼洼，司机们十分谨慎地驾驶着，我们怀着激动心情期待着。遇到路面太窄或打滑的地段，车上的人都下来，指挥或者推着空车前行。这样，本来只有10华里的山路走了近一个小时，几乎同步行的速度差不多，不管快慢，安全是第一位的！当我们在山头上远远看到了久违的母校时，群情激奋，在车里禁不住欢呼起来。学校的秧歌队早已等候在山坡下准备欢迎，我们走到跟前，锣鼓敲响了，鞭炮也炸开了花，山沟里顿时沸腾起来了！车上的师生们都下来在前边步行，秧歌队紧跟在后面扭了起来。走到了学校大门前，全校师生夹道鼓掌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仔细端详了大门上由张烈主任书写的“吴堡县任家沟中学”的校名，激动的情绪飞扬起来。算来，我离开母校已经37年，今天终于回来了！这时在我的脑际突然蹦出了毛主席《回韶山》的诗句：“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当然，我们不敢与毛主席天翻地覆、宏图伟业的经历相比，但这37年的风风雨雨和沧桑巨变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在学校大门前，更激动的是学友张培兰，她就是张烈主任的女儿，其父已去世多年，今天睹字思人，不禁潸然泪下！进了校门，漫步踏着一斋门洞又窄又陡的台阶上到了二斋，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教室和宿舍，觉得格外有亲切感。三斋的大操场上，两栋教学大楼耸立着，这就是母校面貌最大的变化！想当年，物理课电学实验也得用干电池接线演示，现在也“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改革开放的光辉照亮了山沟沟，真是令人可喜呀！

当从县城来的老领导、老教师和校友们坐在已经搭置好的“校庆”主席台上，看到下面1000多名在校师生的笑脸时，觉得这才称得上“校庆”大会嘛。经过商量，昨天发过言的校长和新、老校友代表重新给全校师生演讲一次。我再次发言中觉得，在母校回忆起过去的苦乐岁月，比在县城礼堂里更有真实感。最后，是自由发言，任家沟中学的老教师、曾任宋家川中学党支部书记的李务滋老师也即席讲了话。她从参加工作就同丈夫宋炳熙一起来到了这所山沟中学，20多年来兢兢业业，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堪称楷模。她为学校做出的突出贡献是由其担任班主任的高六五级班，创造了建校以来高考升学率的最高纪录。因而，她发言时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对在校师生的期望也是殷切的。后来，她成为宋家川中学党支部书记，宋炳熙担任县教育局长，两口子为吴堡的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可钦可佩！还有一位从西安陆军医院回来的老校友上台朗诵了自己在火车上创作好的一首自由诗，感情充沛，真实感人，给人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发言结束后，就是新、老校友一起联欢，器乐响起来了，周围的村民也赶来围成圈看热闹。先由学校演出了几个经过精心准备的小节目。我同樊大受、张培兰等老校友也纷纷登台唱歌。大受和培兰特意演唱了岳飞的《满江红》，这首歌是我们班主任李美瑞老师，在刚入学后，为激发大家经受极度困难的生活而奋发学习，教唱的第一首励志歌。这歌词、这歌声，勾起了我们对那段难忘岁月和李老师的深切怀念！演唱时，他俩忘情不已，热泪盈眶。最后，在悠扬的唢呐声中扭起了陕北大秧歌。李程鹏鼓动老校友们都上去扭扭，我们便欣然参与。随着悦耳的唢呐曲调和鼓乐声，新、老校友们一起跳呀、笑呀，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的青春年代。扭了两圈后，我突发奇想，弯着腰，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做出拿旱烟锅的样子，俨然是一个农村老头子的形象。这时，慕明娥扭到我跟前扮起了老婆子的样子，相互边扭边呼应着，逗得场内外一片笑声。秧歌结束了，我们三三两两地分别与老师、同学们合影留念。午饭后，学校领导带着我们参观了“校史”展览，我因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也名列墙上，看着一张张熟悉的画面和照片，感慨良多：就是这样一所很不起眼的山沟中学，培养出了近万名莘莘学子，已经和正在上自中央部、委、办和省厅、局，下至市、县、乡党政部门和各条战线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荣耀，固然与各级党委的培养分不开，但母校的基础教育和老师们的辛勤栽培是功不可没的！看完了“校史”展览，我同大受、培兰一起又下到了二斋，分别在我们曾经学习过的教室里自己原来的座位上和宿舍门前照了相，然后才乘车返回县城宾馆。自此，这次“校庆”活动才圆满结束，总算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对于母校的这一次“校庆”，总觉得不尽如人意，什么原因呢？我回到榆林后经过反复地思考，主要有两点：一是县上的领导干预太多，学校不能放开手脚来随心所欲地搞。比如，庆祝活动的时间，为什么不定在“国庆”长假期间呢？后来听人说，外县籍的领导人要赶着回家休假，所以决定在放假前草草应付一下了事。如果能在长假期间搞，远在北京和西安等地的更多老校友将有机会回来参加，谁不愿意借此机会见见老同学，共同回首青春年华的学友情谊呢？而让他（她）们丢开手头的工作，专门请假回来，就困难多了。其实，老校友们并不在意庆祝大会上，有哪些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人士参加，只要能见到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叙叙师生情、学友情，就心满意足了。况且，由本县籍的领导，代表几大班子讲个话也是可以的嘛。假如时间能稍微推后三五天，还能避免因下雨，造成去学校道路无法通行而在县城开大会的无奈之举。二是承办人员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对老校友的调查摸底不全面，有相当一批老师和同学因未接到通知而没有回到母校。比如，在北京有时任“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长、后成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樊士缙、国家档案局副局长郭树宁和马志伟老师，一个也没能回来参加“校庆”。在西安也有几位厅级干部，还有咸阳的叶奕铸、艾绍武和代文敏老师以及渭南的李树民等老师也未见面。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特别是在本县城住着一大批校友，县教育局只在电视上笼统地通知了一下，没有一一发出请柬或打电话邀请。因此，使整个参加活动的人少得可怜。比如，我们班就有高曙旭、李俊英、任建平、董承祖等同学没来参加庆祝大会，其他各年级的更多。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有的说没有看到电视通知，还有的说学校搞“校庆”的主要目的是请在外当官者多捐点儿钱，根本看不上本县这些平头百姓，大概是怕我们来吃饭赔钱吧。你看多难听，对学校展示过去的成就，推动今后教学工作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我在地区农业局期间曾参与了榆林农校70周年校庆活动的全过程，完全由学校自主决策主办，我们作为主管局也只是协助出点主意，给地委、行署领导传传话而已。至于参加“校庆”活动的人员，自然是越多越好，无论外阜或本地校友都一视同仁，在省、地、县都成立有“校友会”，一切行动都由“校友会”统一联络进行，搞得有条不紊，比较成功。后来，听说榆中的“百年校庆”组织得也是相当圆满。这一年的12月份，李程鹏校友在收到我寄给他照片的回信中，很感慨地提到了任家沟中学，他一边“为母校培养出近万名的学子，其中有20名地、厅级干部，80名县、处级干部和80名教授、4名博士的精英而感到骄傲”，同时也说“母校诞生于50年代中期，在她青春时，赶上国家六二三年的困难时期，以后是文化大革命，接着就被人揭去重点中学的光环。”又“由于她坐落在穷乡僻壤，党和政府把她遗忘了，众多学子也把她遗忘了，以至于她年轻的45岁的生日，少有学子来到她的身边”，程鹏这些感伤的话，显然是对任家沟中学“校庆”活动不太满意。前几年，我还听说，吴堡县宋家川中学也打算在2008年举办50周年“校庆”活动，因我在该校读过一年半初中，也曾想再回去参加一次“校庆”。后来，活动被取消了，有的人说是因为迎奥运的缘故。我估计，也有不由学校领导放手搞的原因，与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搞也罢，待后人有兴趣了，再去搞个几十年以至百年“校庆”。只怕到那时，我可能就看不到了！

（四）赴京参加“农博会”。

在我退居二线时，原来挂着的地区“农学会”会长的职务，因为要等换届选举，暂未免除。所以，2001年12月，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我以农学会长的名义带领榆林分团参展。同去的有局里的六七位同志，还有各县农业部门和市农口有关部门的几人，二弟保新也以乡镇企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同去参加。这次展览的内容主要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产品。特别突出的是，各地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各种各样的绿色保健食品，真是花样翻新，琳琅满目。相比之下，陕西，特别是榆林基本是未经深加工的红枣、绿豆、小米、海红果等等，显出了我们产业化水平的差距。给人印象较深的是老先进典型大寨，也开始重视大办各种加工企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亲自来北京展馆，推销“核桃露”等产品。我想，大寨人一旦醒悟了，把征山治水那股不屈不挠的精神，用在实现农业产业化上，也一定会取得辉煌业绩的！陕西省代表团长王寿森副省长和副团长、省农业厅副厅长胡小平，在代表团召集的会上，分析了陕西的差距，除了渭北洛川、礼泉和白水等县的苹果，可在全国挂上名外，再没有什么拳头产品了。同时要求各分团都要虚心学习，把外地好的经验带回去，以推动本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在展览会的间隙，农业局几位领导还专门到山海关和北戴河浏览了半天。另外，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必然要去的地方，除了照相留念外，又一次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老人家的遗容，以表敬仰之情！其它大的景点，那年在北京中医学院学习期间大都看过了。这次重点去了为迎接21世纪而新建的重要景观——“世纪坛”，具体地点在中央电视台跟前，建筑规模宏大，颇有气势。特别是里边墙壁上，反映上世纪中国大的历史事件和英模人物的铜雕画尤其吸引人。还有一些新世纪各个领域高科技的发展趋势的展示，也挺鼓舞人心的。我和同去的另一位同事上下内外地看了几遍，又从高低不同的角度照相留影后，才尽兴而归。

总之，这次北京之行，收获是十分丰富的，心情也是非常愉悦的！同时，这也是我在市农业局工作的最后一次公差，因而北京去参加农业博览会，为我在公务员岗位上的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总算起来，我在榆林地区农业局工作5年多一点，基本上还是顺利的。因为，首先是地区行政公署分管农口的副专员贾建文，对我的工作给以很大的支持。贾建文，既是吴堡老乡，又是与我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年团干部。他在经过了吴堡团县委书记和岔上公社党委书记的锻炼后，直接提任为共青团榆林地委书记，继而先后担任府谷县长、清涧和神木县委书记。由于工作富有开创性，政绩显著，被提拔为榆林地区行署副专员。在他主管大农业的几年里，农、林、水、牧各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因而省委又将他重用为省粮食局局长。对我的工作，虽然当时经费也不宽余，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帮助和支持。私下里，他称我为老兄，关系十分融洽。贾副专员调走后，接任的副专员刘培仓，也是一位勤政廉洁又高度负责任的好领导，他同样给我以鼎力相助。除此，我特别注重了局领导班子的团结。副局长刘振元、边俊校、高贵生和刘占和都能顾全大局，同心同德地配合搞好工作。尤其是各位科长们都能尽职尽责，尽力支撑，使得每项工作都搞得有始有终，各种任务也完成得较为出色。究其原因，与这些科长有比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是分不开的。比如，政秘科长张玉团和项目科长张旗等都是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具有农业和经营管理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财务科长郭世秀和多种经营科长薛耀武等都事业心强，又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再加上40多名主任和副主任科员以及干事们，都能坚守岗位，认真负责责地工作，为全局工作的正常运转献计献策，出勤出力。现在，这些科长们大多被提拔为副处级领导干部，在各自新的岗位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干事们也都成为各科的骨干，继续为建设榆林特色农业基地努力奋斗着。我虽然同他们一块共事的时间不是很长，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因此，尽管农业局有那么多棘手的遗留问题，经费也不太宽绰，工作起来还是心情舒畅，得心应手的！